8月25-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将在北京举行。相关人士称，本次会议看点在于，中央将就港府早前提出的政改报告给予回应，并为香港“普选”划线，这也意味着香港政改进入了关键阶段。七月初，香港社会出现了大规模的“反占中”游行，被乐观者视为北京控制香港乱局的转机。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从“占中”到“反占中”，两股强对立的政治势力的角逐日益明显，若不改变这种局势，香港政改极有可能走上一条不归路。
香港占中游行
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简短出发仪式上，在场的香港市民一同高呼“和平普选路，你我齐创造，普选是我家，和平靠大家”的口号。据香港警方统计，从维园出发的游行人数超过11万。针对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占中”运动，“占中”的支持者声称，“反占中”签名及游行人数再多，都无法盖过近80万人授权“和平占中”所表达出的诉求，他们争取“三轨提名”，要求立法会否决一切不符合国际标准的普选方案。同时，“反占中”人士也反击称，“占中”派开勇激进甚至违法手段煽动民众，会催生社会的激情对立，落实普选恐怕会难上加难。
政治对垒亟需灭火器
值得注意，不管是“主占派”还是“反占派”，其最终目标都是为香港争取真正意义上的普选。但这两个本应志同道合的群体，为何变成了今天这种对立的局面？其实，自香港回归以来，争取普选的声音不断。根据泛民主派及港大民调显示，支持普选的市民一直以来均超过6成；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要以“循序渐进原则”实现普选，200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已决定了普选时间表：香港可于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2020年普选立法会。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领导的政改咨询专责小组正在进行政改咨询。自2010年起，泛民主派及运动发起人多次促请政府尽快咨询。港府多次表示“会在适当时进行政改咨询”。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实现普选积极促进的泛民和要坚持在普选政策上“循序原则”的建制派，正是“占中”、“反占中”两股政治势力的原型。但遗憾的是，普选作为共同目标，并没有使得双方坐下来谈话，反而走向了打击对方的街头对立。目前两方这种比人数、比气势、比影响力的对垒局面，在无形之中也给香港社会带来了伤害。“占中”直接冲击的是香港的金融业。有来自香港知名学者雷鼎鸣教授的资料显示，“占中”造成的经济损失为每天16亿港元（下同，1美元约合7.75港元）。金融服务界立法会议员张华峰表示，若港交所因“占中”受影响无法正常营业，每小时的交易损失即可达100亿港元。这些对本就经济低迷的香港来说，可谓是雪上加霜。而这一切更与港人争取“普选”----让这个城市更民主，发展更好的愿望背道而驰。有人一语中的，所谓的“占中”和“反占中”其实是泛民派与保皇派借“普选”，为自己寻求政治机会的政治角逐，他们为握住更多的政治筹码，不惜牺牲香港发展而制造混乱。若仍有这种态势发展，极有可能会阻塞香港和北京的正常“沟通”，这或许是最致命的打击。
为了避免香港陷入更深的政治阴谋，北京方面利用这次政改契机解决乱局也是众望所归。早有舆论指出，随着人大常委会会议的临近，香港政改也该到了“摊牌”的时刻。在如此对立的政治生态中，政改既是火药桶又是灭火器，而决定它到底扮演何种角色，就在于它是否能够解决“占中”与“反占中”的政治对垒。
争取香港三步走：改变自己、主动沟通、赢在民心
当下的政治对垒，已从侧面佐证了北京对港沟通中存在着致命的缺陷。要解决问题，中央必须首先认识到，不管是占中还是反占中，背后真正的矛盾冲突是中央和泛民两方的政治问题，与香港大众社会无关。
长期以来，在处理香港问题时，北京习惯抱有“恩主”的心态。这种态度，滋养出了一批趋炎附势的香港政客；再加上北京实施政策时，往往采用隐秘方式，也很容易给政客们提供谋私的机会。而在其执政遇到冲突时，一些官员就顺理成章地把责任推到民众身上，久而久之，深受其害的香港民众自然会把矛头指向握有最终权力的“中央”。如此一来，中央和香港社会便产生了一层人造的隔阂。在这种隔阂里，别有用心的政客们肆无忌惮地去制造中港矛盾，因为这样既能增加北京的信任，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时还能捞取更多政治资本。
心理学上讲，先改变自己，后改变他人。北京要打破这层隔阂，就要改变自己以往的执政方式。在香港问题上，要先看到自己的缺点，才能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借机祸乱香港。否则，即使今天解决了占领中环行动，明天还会有新一波的“占领尖沙咀”或者“占领铜锣湾”。
其次，要打破对垒局面，单纯改变自身执政是不够的，还要以动制静，主动与泛民派对话。泛民和中央的分歧本源就是普选，只要北京看清普选的本质，就不会被激进政客左右头脑。因为，普选并非违背中共的执政理念，不管是从《基本法》角度，还是从民主的视角来看，普选是北京对香港社会的承诺。不管如何统筹香港问题，都要在维护普选的基础上，否则就会失去民心。如此以来，主要解决还应是香港普选问题。现在普选问题的关键不是实行公民提名与否，也不是特首参选人在提委会内必须超过50%的门槛，而是要让民主派明白中央内心对于国家安全和外部势力的顾虑。所以，中央心中要清楚，香港民主派其实也同意需要国家安全，并不反对国家对“外来势力”进行限制；而绝大多数港人只是不希望见到的是政治上的筛选，避开意识形态是政改关键。因此，人大8月31日在香港政改上的决定要尽量全面地考虑，不应该固执僵化，避免陷入意识形态的泥潭。即使最后真的需要对一些政见不同的人进行筛选，也必须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并承诺这不是最终版本，以后还可以改善空间。要体现出这次的立法是充分考虑并体谅到80万公投港人的表达出的意愿之后做出的，不要再重蹈白皮书在处理手段上的覆辙。
北京应利用这次政改，对泛民的需求做出以上诚恳的回应，进而打造出一个长期互动的对话平台。这样不但让外界看到，民主派索要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他们应该鸣金收兵；同时又能让香港大众明白北京在政改上的让步。这样，即便仍有一些激进份子硬推“占中”，北京也可再提出硬性措施，也能得到香港民众的理解。
上等谋略，必致力于长远。最后要特别强调的是，不管北京是否能找到与泛民良好沟通的渠道，当下香港政改最主要的任务，依然是着眼于香港的未来发展。这也是北京能争取香港民众支持的最大资本，因为只要赢得了民心，才能在香港问题上有制胜的把握。
真正在为香港战斗的民主派很清楚，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的发展与大陆的发展并不冲突。大家不惜利用“占中”对抗中央，也只是为争取一个愿意为香港未来负责的特首；一个在面临某种冲突时，可以牺牲掉自己政治利益的特首。不难看出，为了普选，香港民众通过将近两年的努力，他们也认可香港政改势在必行。作为一名香港市民，什么是有利于香港未来发展的，才是自身关注的焦点。因此，有很多香港民众是认可香港经济需要和平过渡，他们也会支持有利于香港发展的政策。
对此，北京也应给予正面的肯定。要承认在自己没有完成政治承诺的时候，香港民众自然有权力去争取。中央不能自欺欺人，认为有超过100万人参与反占中投票就代表取得了很高的民意支持，因为，只看重片面的政治取向，反映不了任何问题，只能证明香港社会愈发地走向分裂。同时，在香港问题上，决不可因手握大权就打压民主派；也不能单独强调一国或者两制，而是要靠中央与民主派一起往前走，不管是大步前行还是小步快跑，双方一起推动香港的政制向前才是最重要的。
上个世纪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成功解决了中国政治乱局，也拯救了困境中的中国。当下的香港，能否也借助一次政治改革，走出“占中”对立态势的政治乱局，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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