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建国后，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共组织原则，要搞“五湖四海”，不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熟读二十四史的毛深知，朋党之祸，史不绝书，如果中共不能杜绝朋党、山头、宗派，分裂崩析将从内部开始。但从薄熙来案、周永康案开始，直至近日的山西官场案，公众惊讶的发现，今日中国官场，朋党之类，不在少数。从“石油帮”到传闻中的“西山会”，借同乡之名，行结党之事。山头之内互相扶持，互相提拔，这恰恰是犯了最高执政者的忌讳，更是对于中共用人“任人唯贤，五湖四海”组织原则最赤裸裸的挑衅。
毛泽东（右）与张国焘（左），毛对中共党内宗派主义一直保持警觉
翻看中国历史，唐朝牛李党争，宋朝王安石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明东林党争，都间接导致了这些王朝的覆灭。即使对于一再注意中央集权的中共，从成立之初，党争之事也不不为少，只不过被称作“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在中共的“革命战争年代”，由于环境的恶劣，中共势力在全国只能形成若干互不相连的“革命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常常同中央联络困难，需独立操作，各自为战，在中共阵营中成为“地方割据势力”、“山头主义”的温床。以致中共中央多次将反“地方割据势力”、“山头主义”，作为党内整肃的主要内容。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红军时期的所谓“中央红军”派、“地方红军”派，以及未进行长征的刘志丹的“陕甘宁”派。在抗日战争年代，不同的根据地也在中共干部中形成不同系统。如华北根据地的“太行派”（山西河北为主的太行山根据地）、坚持江南抗战的新四军派、东北抗日联军派等。中共“解放战争”时期，依据野战方面军的组成，“某野”系统的干部也在地方和军队中形成一定派系。
对于“山头主义”，中共领导人也一直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了《学习和时局》演讲，重点提出了反对山头主义倾向。同时对山头主义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进行了分析阐述。特别分析了山头主义的危害。他指出：要“说服同志们去掉盲目性，增强自觉性，打通同志间的思想，提倡同志间的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以实现全党大团结”。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次强调了反山头主义问题，明确指出：“鉴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残余还存在，宗派主义倾向的山头主义仍然相当普遍存在等事实，全党应该警觉：要使党内思想完全统一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需要一个长时期的继续克服错误思想的斗争过程；因此，全党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彻底地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倾向。”虽然从毛泽东开始，中共领导人对于“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危害一再强调。但是当下中国政坛之上，山头、宗派依旧出现死灰复燃之势。目前关于西山会的信息少之又少，如果传闻属实，可以确定的这是一个松散的，有组织者的政商联盟。其组织成员都是“由进入或候补进入中委的晋籍官员组成。除了官员，只有个别获得身份认可的同籍商人，才能拥有埋单的资格”，联系方式“以不低于三月一次的聚会频率保持联络。每迎聚会，会有豪车负责接送，手机、秘书、情人必须隔离”，目的则是“权力晋级”，彼此扶持、提携。罗昌平在《打铁记》一文中的这些描述，无疑让公众将“西山会”与《达芬奇密码》中“郇山隐修会”一类的组织划上等号。隐身幕后，却似乎具有操纵政局之能。
中国是人情社会，同乡、同僚之谊甚为重视。政坛之上，经常会有同乡会或者一些老将军、老干部联谊活动活动，正如罗所言，“通常是媒体人或公关公司牵头，找几名退下来的或已经边缘的老领导聚聚，借以协会之名，再找企业出钱赞助，大家各得其所”。不过，像西山会这样的组织却全然不同，对组织者而言既有现实的信息价值，还有未来的人脉价值。
同乡扶持本是人情之事，但是同乡异化为同党，任人不再唯贤，这是对于中共“五湖四海”组织原则的挑战和考验。周永康一案牵扯出“石油帮”，目前已经是人尽皆知。即使是陆媒也不讳谈起。“石油帮”一词更加充满了宫廷政治的意味。认为这批石油系统出身的中共高级官员，在共同的利益支配下群而结党，他们的势力在过去十年的鼎盛时期上至常委，下至一方诸侯，前有周永康所掌控的政法委作为保障，后有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国企强大的财力作为支撑，以至于一度在中国政坛掌握了极大的话语权，左右中国政局的方向。周永康一案中，蒋洁敏、冀文林等人的案情虽未披露，但所波及的范围和深度，已经超出世人的想象，甚至猜测认为出乎中共高层的意料之外，这才直接促成了对周永康要“斩草除根”的决定。
以“石油帮”作比，西山会今日虽未成气候，但是如果真如罗昌平所言，西山会出现在十八大之前，作为“党鞭”的一名主要成员召集了三次拉票饭局，并将范围扩大至“西山会”以外的旁籍人员情况的话，那就表明“西山会”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同乡会，而是彻彻底底的有政治企图的“山头”。以此而论，将这种所谓地方派系，山头宗派彻底解散，是保证中共组织人事能够有充足的新鲜血液流入、更新换代的前提，也是确保中国政治能够真正告别封建政治，走向现代政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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