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是一位作家，同时也是好莱坞的专业编剧，双重身份让她对文学创作更有感悟。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复杂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张艺谋新作《归来》的成功，让原著小说《陆犯焉识》红透了大江南北，严歌苓的名字也被更多的人所熟知。那么严歌苓本人是如何看待《归来》这部电影的呢？
2014年7月18日，著名作家严歌苓（右）在香港书展“名作家讲座系列”上演讲。
以下是对严歌苓的一段采访。
记者：从《天浴》、《少女小渔》到《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你的作品被一次次搬上大银幕。为什么李安、张艺谋、陈凯歌、姜文等大牌导演都对你的作品情有独钟？
严歌苓：我觉得自己的作品并不都适合拍电影，比方说《扶桑》那么抽象写意，《陆犯焉识》在我看来也是不可能拍成电影的。但每个导演看我的作品，读到的东西都不一样，他们会觉得非常有画面感，有质感，好像它已经在那儿了。自打李安买下《少女小渔》的版权后，其他导演都赶着来买，好像觉得不买就没有了似的。最近还收到影视公司的信，问我还有没有剩下的、没有卖出去的版权，不管是什么。
我写《陆犯焉识》的时候就打算写一部完全不能拍成电影的小说。为了这部小说，我准备了20年。去祖父留学时待过的花花世界华盛顿，去图书馆查阅当年上海文学界的派系之争，去大西北荒漠采访劳改干部、监狱医生，我跟很多人聊过那个时期的事情。
我的祖父，应该说是一个少年天才，16岁进大学，21岁去美国留学，读完博士回到中国，很年轻的时候就取得了很大的学术成就。他的论文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现在美国的网上还有卖这本论文。祖母说，他这个人跟上海的文艺界和学界弄不好，因为他讨厌拉帮结派，到最后就变成了哪一派都不要的一个人，最后连续签教授合同都很困难。在他的继母和他孩子的生活压力下，终于他决定请人吃饭，把自己独立自由的精神放下来，结果没有一个人来。听我奶奶说，那天他就吐血了。在抗战发生的那一年，他自杀了，对我们家来说，国难和家难同时发生。《陆犯焉识》的前面全是按照我爷爷的经历来写的，后半部他在监狱里的经历，是按我家另外一个老亲戚----一个在青海被流放了27年的老犯人的经历来写的。他误入糖厂，滚了一身糖，靠吃身上的糖渣度过饥饿，靠呕吐的羊杂碎和高粱酒醉翻了虎视眈眈的野狼一家。如果不去做彻头彻尾的采访，我很难得到这样的细节。
我把两个老人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心灵史、情感史、思想史、家族史。他的故事和经历折射了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折射了一个追求精神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境遇----他们苦苦追求的独立、清高、自由，直到今天仍然显得难能可贵。
可就是拿到这么多真实的细节，我仍然有粮草不足、匆匆上路的感觉。经常写得极其痛苦，好多个夜晚，都恨不得拿头撞墙。我拿着酒杯跟老公哭诉，《陆犯焉识》的故事滑出了我的控制，我快要失去写下去的信心。当我把这部书稿拿给张艺谋的文学策划看的时候，他说你太牛了！结果，老谋子又很快买下了它的影视版权。
记者：你觉得电影《归来》改编得怎么样？
严歌苓：张艺谋用小说最后30页的框架，通过这个小窗口，让观众去想象陆焉识经历了什么才和妻子重逢，在唤醒过程中让人们猜测忘掉的都是什么，用“不记得”讲到“记得”，这个角度很刁。张艺谋觉得最感动的就是老夫妻经历了大半辈子的蹉跎终于走到了一起，经历大量苦难之后面对生命的残局。片中的冯婉瑜是巩俐的冯婉瑜，不是我小说中的冯婉瑜，但同样有说服力。
记者：你出版了20多部作品，不仅高产而且涉猎广泛。是什么驱使你每天都在奋笔疾书，每年都有详细的写作计划？
严歌苓：对我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是我当兵时看的《拜伦传》，当时读完非常感动，立志做任何事情都应把自己推向极致。我能够30年来每天坐在桌前写作，靠的就是坚强的意志，如果说舞蹈给了我身体上的坚强，那么《拜伦传》给我的就是内在的纪律、铁一般的意志。在国外，出版社都有自己的节奏，不会催着作者交稿。但国内就催得比较急，现在我被5个出版社追着，有点像被鞭子赶着往前走。从容选择题材，从容写作，是十分必要的创作状态。由于影视不断与文学写作发生联系，我的这种从容正在失去，我正准备捍卫自己文学写作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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