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11日，罗瑞卿由昆明临时调往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身兼数职的他被指责为“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林彪”。随后，被调离军事工作领导岗位，之后跳楼自杀未遂。文革爆发后，罗瑞卿成为第一批被打倒的高层领导人。回溯整个事件过程，罗瑞卿倒台后继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杨成武在其间发挥的作用值得研究。1995年，杨成武在接受采访时对罗瑞卿事件的描述与30年前大相径庭。作家余汝信撰文《试论杨成武与罗瑞卿倒台之关系》指出，杨成武在当年揭批罗瑞卿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档案、文献记录俱在，岂是一篇文章就能饰掩过去？
1947年6月，晋察冀野战军前委成员合影，司令员杨得志（中）、政委罗瑞卿（右二）、第二政委杨成武（左二）、 参谋长耿飚（右一）、政治部主任潘自力（左一）
不久前出版的今年（2005年）第10期《炎黄春秋》杂志，刊载了陈虹的《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一文。据陈虹说，该文是将其与杨成武关于文革前夕揭批罗瑞卿问题的谈话记录，“以第一人称整理成文，留给历史，献给读者”。〔1〕
说到要“留给历史”，可见陈虹将自己涂改史实的“责任”看得是多么的沉重！然而，杨成武在当年揭批罗瑞卿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档案、文献记录俱在，岂可以这么一篇文章就能饰掩过去？杨成武如确有自知之明，本可谈谈如何吸取党内无情斗争连绵不断、自己曾厕足其间也曾深受其害的深刻教训，以此警示后人。而不是象这篇谈话记录般，文过饰非，将自己装扮为旁观者，甚至有过人的先见之明，不是有不同意见，就是置身事外，一切责任都是别人的。
历史，岂能如此这般任人随意涂抹！
一、1965：知情还是不知情？
在谈到1965年12月初关于罗瑞卿问题的上海会议时，杨成武对陈虹说他事前毫不知情。杨说，他当时正在杭州空军疗养院疗养（余注：总参的领导为什么要到空军的疗养院疗养？其实值得考究），接到毛泽东秘书徐业夫称毛要紧急召见的电话，心里直犯嘀咕：“什么事那么急？是东南沿海有什么军事行动？还是帝国主义对我们进行武装侦察？我心里顿时产生种种疑问”。到上海“住进饭店后，见到几位老同志，他们也不知道开会的内容。贺龙来上海时，带来了地图，可见他原以为讨论的也是军事问题。这和我来前的想法有共同之点”。〔2〕这与杨成武自己在文革初期的说法大相径庭。据杨成武当年说，罗瑞卿的问题，他至少在1965年初就有察觉，而且，大量的材料表明，杨是上海会议最早的知情者之一。
杨成武当年说：“到了一九六五年，罗瑞卿反对林副主席的活动就更疯狂了，公开地跳出来，反对林副主席，逼林副主席交权，‘让贤’。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晚上，我和罗瑞卿一起在民族文化宫看了戏。我一回到家，他就打电话要我到他那里去，我以为是有情况还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去了以后，他就大骂林副主席。他把陶铸造的谣也同我讲了。疯狂反对林副主席突出政治的指示，他说什么如果突出政治是对的话，那我罗瑞卿不就犯了方向错误，犯了路线错误吗？大骂去127师检查工作的同志，骂的很难听啊！他把林副主席突出政治的指示前前后后篡改了八次。到了二月十四、五日，罗就要刘亚楼向叶群同志提出要林副主席接受四条。
“这四条我们过去都讲过了。
“在五月份召开的军委作战会议上，又接连发生两件事。一是罗利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参加这次会议全体同志的机会，搞了一个大阴谋，带头并煽动各军区的同志向中央提出大量增加部队的定额。这个定额，提出最多要增加XXX万，逼林副主席表态。第二个是要合并军区，要把XX个军区，并成X个军区。第三个是要取消兵种，把兵种作为总参谋部的业务部门。这些事情事先并没有报告、请示林副主席和军委常委，完全是向中央和林副主席搞突然袭击，企图打击林副主席，挑起各军区对中央和林副主席的不满。这是一件事。二是罗瑞卿要用个人名义在军委作战会议上作结论。林副主席知道以后非常严肃地说，作战问题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资格作结论，只有最高统帅毛主席才能作结论。当天晚上，林副主席口述了一个指示，由他的秘书传给了军委作战会议搞秘书工作的李静同志和我，也传给了罗瑞卿，并要把他的指示向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宣布。林副主席在这个时候，就想把罗瑞卿反党活动的盖子揭开。罗瑞卿紧张了，半夜跑到林副主席那里，假装检讨，保证再也不犯了。林副主席再一次给他悔改的机会，打电话给我，要我不要传了，收回，看一看，将来他能改就好。林副主席还是想把他挽救过来”。〔3〕
据杨成武以上所说，林彪1965年5月就想把罗瑞卿问题的盖子揭开，杨本人不仅是知情人，也是当事者之一，怎么到了年底真的要揭盖子时，他却反而毫不知情了？
就在林对罗表示极不满意的关头，1965年6月7日，中央确定杨成武由副总长提升为第一副总长，该任命由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名义公布。一周之后的6月14日，中央又再批准杨成武为军委副秘书长。对杨成武信任度的增加与对罗瑞卿信任度的递减是成正比的，杨成武不可能不明白以上任命的内中深义。
1965年11月，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停职审查，杨成武兼代主任。这样，其时的杨成武身兼多职：军委副秘书长、办公会议成员，军委办公厅（兼国防部办公厅及总参办公厅）代主任，第一副总参谋长，总参党委副书记。都说罗瑞卿兼职多，杨的兼职也不少。11月25日，叶群等向总参党委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了林办四人（叶群、罗孝礼、赵根生、李春生）两个多月来在江苏太仓沙溪公社参加四清的情况。信中说及“我们在参加运动的同时，也注意兼顾了照顾林彪同志身体的工作，最近他的身体又有些进步，这一切均请你们放心”，又说“叶群同志的抵抗力比过去显着增加，做群众工作每天要跑许多路，经常遇到刮风下雨，但从未感冒过。我们从实践中深深地感到毛主席、党中央号召我们军队干部参加四清的的伟大决策是对我们的最大爱护和关怀”云云。〔4〕
值得注意的是，叶群报告的抬头是致“办公厅路扬副主任转办公厅党委常委、总参政治部叶运高主任并报总参党委、杨副总长、王副总长”。那时还是11月间，报告为什么不送罗瑞卿而仅送给杨成武、王新亭？杨成武难道不明白其中奥妙吗？
杨成武两天后即对叶群等人报告作出批示：
“王副总长、叶运高主任：
叶群等同志的来信及两份材料转去，请阅。我已看过，很好。他们到农村后，做了很多工作，成绩显着，总结的经验也很好。建议将他们的来信和两份材料印发给总参党委委员、总参各部局党委，发总参参加社教工作的同志参考，并转报总政治部。如你们同意，请参政办。
杨成武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5〕
11月27日，离12月8日召开的上海会议至少还有十天时间，杨成武眼中已没有尚任总参党委书记、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而自行发号施令了。没有摸准上面的旨意，他杨成武敢吗？
据说，三天之后，即11月30日，叶群携带了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和十一份材料，乘南空派出的里－2飞机秘密赶到杭州，向毛泽东作了六、七个小时的汇报。〔6〕
而据当时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张耀祠回忆，当天是住在杭州空军疗养院的杨成武给张打了个电话，约张到他那里去一趟。到杨处没说几句话，叶群就进来了。叶群声称要将一封林彪给毛的信面交毛，杨也说要见毛。回到毛处，张耀祠将上述情况向毛作了报告。第二天早上五点多，毛即通知张要见叶群，叫她快点来。〔7〕
在自己的着述中有意识地引述了张耀祠以上回忆的罗点点认为：“这些描写我认为是靠得住的”。〔8〕
以上张耀祠的回忆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叶群到毛处汇报罗问题之前，先到了杨处！联系到11月27日杨成武目中已无罗瑞卿的批示，杨成武晚年说他对批罗事前毫不知情，还说得通吗？
二、1966：仅仅是过头话吗？
关于罗瑞卿问题的上海会议于1965年12月16日结束。12月29日，任命杨成武为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告诉陈虹说，上海会议期间军委曾开过一次会，会上要杨代理总长，杨推却，说最好由叶剑英兼任。并不是军委成员的刘少奇说：“中央、主席已经定了，就这么办了，不变了”。杨说：“如果一定要我代总长，那就把我原先管的作战的那一摊子交给王尚荣同志，建议提他当副总长”。会上原则同意这个建议，“少奇同志说：‘命令以后再下’”。〔9〕
以上这些对话，今天已难以查证。惟可以查证到的是，王尚荣自此直至1966年“8·25事件”被杨成武以夺他的权名义被打倒，一直未有等到任其为副总参谋长的命令。〔10〕
杨成武又告诉陈虹：1966年3月，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各中央局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继续揭批罗瑞卿的问题。由于吴法宪等的发言“致使罗瑞卿受到了莫大侮辱，不久发生了3月18日的跳楼事件”。“中央从3月18日后，决定会议背靠背地进行，到会的人都得表态、发言。许多同志发了言，我和王尚荣、雷英夫作了联合发言，稿子是王尚荣、雷英夫写的，那时不表态是不行的。这个发言有过头话，但还是留有余地，对会上有人提出要开除罗瑞卿的党籍，我明确表示不赞成，并说不能这样提，那是中央决定的事”。〔11〕
众所周知，杨成武、王尚荣、雷英夫的联合发言，是作为中央文件的附件下发传达的。作为附件同时下发传达的，还有叶剑英、谢富治、萧华的发言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四人联名给毛泽东、中共中央的信：《彭真同志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12〕
杨成武将作为中央正式文件附件的这些发言、信件按下不提，却去大谈当年未有形成中央正式文件而今天我们又看不到、难于判别真伪的所谓温玉成、邱会作、吴法宪的发言，岂不是欲盖弥彰，故意把水搅浑吗？
说联名发言的稿子是王尚荣、雷英夫写的，杨成武目的岂不是将责任全推到别人身上，自己清白？发言中涉及的高层斗争，杨成武不提供情况，作为总参二级部领导的王、雷是不可能知情的。即使发言的执笔人是王、雷，难道作为下级、执笔者的责任大于上级领导、策划人的责任？说“这个发言有过头话，但还是留有余地”，我们以下引用发言中的某些段落，读者诸君自可鉴别。
联名发言声称，罗瑞卿“是一个根本没有无产阶级感情的人，是一个根本没有党性的人，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我们党内、军内的极端危险分子”。“是一个最喜欢最善于撒谎、造谣、挑拨、抵赖的人。他已撒谎成性，而且情节极为恶劣”。“是一个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是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人，是一个典型的投机分子，在很多问题上，他不是按党的原则办事，而是投机，看风使舵，凡是对他有利可图、有名可沽、有权可夺的事，他就抢着干，什么接见呀！照相呀！登报呀！抢版面呀！写文章呀！发表演说呀！大比武呀！工作归口呀！等等，他特别积极，特别感兴趣，但当某件事对他不利，或者没有油水可捞的时候，他就推卸责任，嫁祸于人，别人只能受他驱使，为他抬轿子，决不能批评他的缺点和错误，决不能说一个不字。他的人生哲学是非常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和唯我论者”。再引用下去，还有：罗“是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我们党内军内的极端危险分子，是一颗‘定时炸弹’。他近几年来之所以特别仇恨林彪同志，折磨林彪同志，集中力量攻击林彪同志，并不是他和林彪同志有什么私仇宿怨，而是由于他的地主阶级本能和个人野心所驱使的，他想从这里打开一个篡军反党的突破口”。“是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是一个旧知识分子。他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资产阶级思想在他脑子里很深的。为了个人得权得势，他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得出来，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得出来”。“罗瑞卿的错误，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军反党的错误，是阴谋搞反革命政变的严重罪行”。“我们和他的斗争，不是一场可有可无的斗争，而是一场维护革命利益，扞卫毛泽东思想，扞卫毛主席军事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阴谋的大是大非的斗争，是颠覆与反颠覆、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也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斗争”。〔13〕
上述这些充满火药味的批判性语言，哪有一丝一毫“留有余地”的味道？！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解决“彭、罗、陆、杨”的问题。杨成武在这次会议的小组会上作了批判彭真的发言，发言共有三个部分，除第一部分指责了彭真“在晋察冀的错误”及第三部分指责彭真“极力插手军队工作”外，第二部分指责彭真“在批判罗瑞卿的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14〕
所谓“恶劣表现”，杨成武在次年春天军委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上总结为“四大阴谋”：“一是六条清规戒律”，“二是五个不准”，“三是三支毒箭”，“四是五个追查”，具体内容，详见本文附件，不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杨成武1966年5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是以个人名义发表的。1967年3月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发言，也是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此际王尚荣、雷英夫早被打倒，杨成武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将责任推到别人头上了！所以，他对陈虹的谈话，根本就不提这两次重要发言。
三、1967：“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1967年2月26日至3月25日，军委在北京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以提高军队高级干部对文革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萧华、杨成武在会议上分别作了讲话。林彪讲了三个问题：一、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问题；二、主流、支流问题；三、军队支援地方问题；周恩来、李富春分别讲了军管和抓革命、促生产问题；陈伯达、康生讲了文革中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即刘邓问题。而杨成武讲的，是“彻底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罪行，以及彻底肃清他们对我军恶劣影响的问题”。以上各人的讲话，就数杨成武的调门最高，点名最多，自然，也不忘在讲话中大肆吹捧林彪。晋人陶渊明有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杨成武这篇批判罗瑞卿、彭真，又连带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奇文”，笔者将其主要部分转载于文后，以供读者鉴识。本来，文革中类似的大批判形式讲话，如恒河沙数，似不足为奇。但类似讲话，多是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诸人所为，象杨成武般出自军队高级干部之口的，确是异数。
杨成武这般卖力的表现，自然得到欣赏。就在他讲话十天之后，3月30日，以毛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增补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粟裕为中央军委常委，而在此前，他连军委委员也不是。〔15〕
事实上，杨成武不仅在军内高级干部会议上批罗，还支持军内造反派“斗罗”。据“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革命造反派斗罗大会筹备处”（简称“斗罗筹”）中心组一号成员、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学员方凡在文革后交待：“我们当时根本不想‘斗罗’，因为不少人都认为罗是‘死老虎’了。4月21日，萧华、杨成武提示要我们抓大方向，什么是‘大方向’呢？杨成武说：地方上不是正在批斗彭真、陆定一吗？彭、罗、陆、杨中的‘罗’是我们部队的呀！我们说没有材料怎么办？萧华说：全军文革可以提供，于是我们才决定以‘斗罗’的名义联合起来。我们只开过一次‘斗罗大会’，材料、经费、会场是全军文革提供和安排的。报告是经周总理批准的。5月12日开会那天，罗瑞卿、刘志坚、苏振华、王尚荣等老同志是由北京卫戍区的战士带入会场的”。“‘斗罗筹’活动了两个月。其中，‘4·11游行’也是全军文革同意的，行走路线是北京卫戍区指定的”。“5·13事件”后，军内以“5·13”划线，“‘冲派’一蹶不振，萧华、杨成武的日子也不好过了，社会上流传着他们将要被打倒的传闻”，“空气越来越紧张，压力越来越大，萧华、杨成武也不接见我们了。‘斗罗筹’内也因人心惶惶而于6月28日散伙”。〔16〕
所谓“全军文革”，于1967年1月改组重建，萧华、杨成武都是管事的副组长。“5·13”之后，萧华被打倒，杨成武滑了过去。9月，杨成武更被指定为军委办事组组长。
这一年的11月间，杨成武以个人名义发表了他在文革中的最后一篇批罗大文----《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清算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该文声称：“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罗瑞卿，是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是中国赫鲁晓夫的代理人。他的根本罪恶，就是长期以来秉承中国赫鲁晓夫的旨意，恶毒诽谤毛主席，攻击和歪曲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反对树立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妄图按照资产阶级面貌改造我们无产阶级的军队。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最强大的武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代理人罗瑞卿之流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彻底肃清其流毒。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17〕
平心而论，“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等提法，应该不是杨成武的发明。但由于这篇颇具影响力的长文以他个人名义发表，这些提法又强烈地打上了杨成武个人的印记（虽然文革后杨极力否认这篇文章与他本人有关）。不过，物极必反。我们这位灸手可热得有点儿忘乎所以的军委办事组组长，这回马屁可拍到马腿上了。12月17日，毛泽东针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等提法提出严厉批评：“（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18〕
三个月后，“杨余傅事件”发生，杨成武真的垮了下来。后来，官方的党史学家众口一词都说“杨余傅”问题是林彪、江青搞的，他们大多不是忘记了，就是对毛1967年12月17日的批示装作视而不见----那，才是杨成武问题的先兆啊！（2005年11月）
注释：
〔1〕〔2〕〔9〕〔1〕陈虹：《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炎黄春秋》2005年第10期（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2005年10月），页1－9。
〔3〕《杨成武同志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资料选编（中央首长讲话专辑）》（西宁：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宣传组编印，1967年12月5日），页56－67。
〔4〕〔5〕《叶群等同志向总参党委的报告》（总参谋部政治部印，1965年，北京）。叶群到太仓参加四清时，林彪正在苏州休息。
〔6〕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页538。
〔7〕〔8〕罗点点：《点点记忆----红色家族档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页181－184。
〔1〕〔15〕总政组织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五卷，“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长征出版社，1995）。
〔12〕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268号《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附件一、二、三、四、六，1966年5月16日发出。
〔13〕杨成武、王尚荣、雷英夫：《坚决扞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268号附件四。
〔14〕《杨成武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267号附件四。
〔16〕方凡：《我的申诉》，《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信》附件二（方凡自存材料抄件）。
〔17〕全文见《红旗》杂志1967年第16期（1967年11月23日出版），页30－39。
〔1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455。
附录：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
本文原载于《炎黄春秋》2005年第10期，作者陈虹系总参管理局营房处原政委。一、小引
文革中，许多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英勇斗争、功勋卓着的优秀儿女，被“革命”“吃”掉，或者被“咬”伤。1965年冬，所谓“罗瑞卿问题”，就是事例之一。
十多年前，笔者曾就此事请教过当年亲身参加揭批罗瑞卿的上海会议的杨成武将军，探讨过发生这种斗争的缘由。罗瑞卿大将早已故去了，但人们并没有忘记这位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的领导人。杨成武将军也已西去了。这位文武双全的战将，也曾被“革命”重重“咬”伤。近日我翻阅那时向他请教这些问题的谈话记录，将这些记录以第一人称整理成文，留给历史，献给读者。
二、从看望刘亚楼司令员说起
“您能否谈谈中央上海会议的缘由？”笔者先向杨成武将军提了这个问题。
“你说的中央上海会议，是指1965年12月8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的揭发罗瑞卿问题的会议吗？”杨将军反问了一句。
“是的。”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杨成武想了想，平静地说：“要谈这个问题，我还得从那年春天说起。”
1965年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因患肝癌住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疗，那时病情已经很严重。2月底，罗瑞卿总长专程去上海向林彪汇报工作。林彪见到罗瑞卿时，没有立即听取他的汇报，却安排罗先去医院看望刘亚楼。
自然，罗瑞卿与刘亚楼的关系，不仅是上下级，而且他们个人之间友情也是很深的。早在1929年刘亚楼由福建老家参加红军，不久就编到红四军，罗瑞卿在四军任支队政治委员。有次刘亚楼的父亲来部队看望儿子，不巧，刘带部队外出执行任务，没有见到。临回家时，罗瑞卿给了他父亲一些银元，让他回家度日。解放后刘亚楼的父亲来北京探望儿子，五一节晚上在天安门观礼台上看烟火，老人问刘亚楼当年给他银元的高个子首长在哪里？由此刘亚楼对罗瑞卿一直是很感激的。
正因为友情很深，所以尽管罗瑞卿对林彪的安排感到有点不合常理，但他还是先去看了刘亚楼，并安慰他好好养病。
刘亚楼见到罗瑞卿时说：“林总说了，现在几个大将，论能力，论身体，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呢？林总叫你不要有误会。”
罗瑞卿当时对刘亚楼传给他的这个信息，并没有立刻领悟到林彪在背后的用心所在，也没有把这些话放在脑子里认真地去思考。所以当看望回来，林彪问罗瑞卿与刘亚楼谈得怎样时，罗瑞卿回答说：“没有谈什么要事，只是简单地聊了聊。”林彪见此情景，意识到没有达到他预想的结果，随即转了话题，说：“去年（指1964年）的军事训练有四好，即用心好，内容好，方法好，效果好。以后打仗或准备打仗时，也许还要搞突击的训练。但今年要突出政治，不突出政治，一切坏东西、庸俗的东西都会出来。”谈话就这样平平淡淡地结束了。
到了夏天，5月2日，刘亚楼在上海报病危，罗瑞卿和夫人郝治平约我们夫妇二人一起去上海看望刘司令。我和刘亚楼的友情也是很深的，我们不仅是福建同乡，而且刘亚楼在苏联学习期间和我党“五大”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的女儿苏丽娃结婚，生了一个男孩，回国后，他们离婚，刘和翟月英恋爱时，怕翟知道他有一男孩，就将儿子托给我，由我帮他照看，直至后来送八一小学读书。所以当罗瑞卿提出一同去看刘亚楼时，我们是很乐意的。
到了上海，我们住在锦江饭店南楼。
3日下午，我们两家一起去看刘亚楼，那时，刘已经神志不清醒，是医生打了一针，使刘恢复了意识的。我们在病房里看到他不久即要离开人世的痛苦状况，除了告诉刘亚楼我们特地由北京来看望他了，就是尽量避免消耗他的精力，少和他说话，让他休息，以便延长一点生命。因此，大家都心情沉重地在那里默默地坐了许久。
晚上，罗瑞卿约我在锦江饭店花园里散步，他对我说：“昨晚我没有叫你，自己先去看了林总，林总见到我发了一通脾气，批评我，骂我，说我一是封锁他，总参封锁他，办公厅、总参作战部、政治部的文件不送给他。”
“二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电影片子的解说词中，只提了在周总理和罗总长的领导下，没有提毛主席、刘少奇主席，没有提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其他老帅。自然也没有提他林彪。”
“三是在为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举行的宴会上，将自己安排在首席----第一桌上，把各位老帅安排在第二、第三桌上。”
“林总对我说，今后要加强通气。对如何向他通气，规定了五条，主要精神是：如果林总在北京，要×日汇报一次工作，如果在外地，要×月汇报一次，我到他那里汇报，用不着联系，也用不着打电话，随时可去，等等。”
罗瑞卿还说：“林总在批评我向他封锁时，还引用党章和毛主席的话，一句句念给我听。这使我当时感到他这一次态度并非一般。”
听罗瑞卿讲完后，我琢磨着林彪的那些话，感到对罗的批评是很严厉的，很有分量的。罗瑞卿的心情也是很沉重的。于是就主动分担罗的责任，说：“如果总参的文件没有送给他，有不妥的地方，我应负责，因为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是管常务的副总长，我应作检讨。”“不，我要负责，我是总长。”罗瑞卿坚持由他承担责任，并且提出了改正方法。他对我说：“要注意这个问题，同总参有关单位讲一讲，打个招呼。”
5月4日上午，我们四人又一次去医院看望刘亚楼，这时刘已昏迷不醒，脸如黄蜡，医生正在忙于抢救，我们等了一些时候，见刘亚楼尚未清醒过来，想和他再说一句话已感到无望，大家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离开了医院，回住地去了。
当晚，罗瑞卿对我说：“明天我们回京。”
5月5日，我们决定回北京。我向罗瑞卿建议：“在离沪前是否去林总那里看一看。”
罗瑞卿因为刚挨了林彪的批评，有点情绪，不大愿意去。我向他说：“正因为林总发过脾气，你还是再去看一下好，否则他又抓住把柄，批评我们总参不辞而别，更被动。”我之所以这样做，总希望能和缓一下他们之间的矛盾。
罗瑞卿听后，想了想，说：“那你陪我一起去吧！”
“可以。”我答。
随即商定两位女同志由锦江饭店直接去机场，我和罗瑞卿同车去林彪那里。一进林彪住的房子，就见吴法宪独自在那里坐着。吴是什么时候来上海的？我们不得而知。
林彪见罗瑞卿到了，马上拉他到另一个房子里，独自谈了三四十分钟，说了什么，罗瑞卿始终没有告诉我。我们出门时，吴法宪仍留在那里。
罗瑞卿和我同乘一架飞机回到北京。
上班不久，我向总参有关单位，特别是作战部、政治部的领导同志打了招呼，要他们以后所有文件都送林彪一份，看不看是他的事，但我们一定要送。
6月中旬我在去西北一零二基地看地形的路上，老毛病交感神经失调和迷走神经亢进复发了。罗瑞卿批准我7月回来去青岛休假。在那里，住了3个月，因病不断复发，决定转杭州疗养。9月29日，我和萧华同乘一架飞机抵达上海。我准备30日去杭州，萧华拟在上海过国庆节。
我到上海得知林彪住在那里，鉴于5月罗瑞卿挨批评的教训，不看他，怕说我失礼，所以晚上向林彪办公室打电话，说：“第二天早晨要离沪，想晚上去看望一下林总。”
“可以去。”半夜12点多，林彪住处回了电话。我和赵志珍立即赶到那里，但没有见到林彪，说他已经睡了，只看到了叶群和秘书郭连凯。我们在那里闲聊了一阵子就回来了。第二天，按原定计划，一早我就飞往了杭州。三、毛主席要我去他汪庄住地
在杭州，我住在空军疗养院。
10月底或是11月初，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来电话，说毛主席住在汪庄，要我去一下，并派车来接我。不久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来车将我送到毛主席的住地。
我在总参工作已有多年，毛主席接见外宾或开会时也见过多次，单独找我谈话问情况也有的，但这次毛主席要我去做什么？谈工作？自己养病已4个多月没有上班，手头也没有什么现成资料。而徐秘书在电话里又只字未提，因而想作点准备也无法去做。然而既是毛主席要我去，准是有重要事情，但究竟是什么事情？想来想去，也拿不准。因此自己抱着毛主席叫办的事一定认真去落实，问什么，就我知道的如实回答的态度，去见毛主席。
毛主席住在一幢古朴典雅很幽静的房子里，我到那里，徐秘书让我先在客厅里坐着，然后他去报告毛主席。
毛主席一走出来，我赶紧站起来向他行了一个军礼，并说：“主席，您好！”
“好，好。”毛主席一面笑着说，一面用手指了指沙发，示意着：“坐下，坐下。”
毛主席走到我的对面，在一个大沙发上坐下，中间放着一个圆茶几。服务员随即端来两杯清茶，一杯送到毛主席面前，一杯放在我面前。毛主席点燃一支烟，他一面吸烟，喝茶，一面同我像聊天似的说话。这时使我心情平静了许多，来时脑子里想这想那的猜测，顿时消散了。
毛主席亲切地问我到总参工作几年了，情况怎样？军队的情况怎样？我扼要地作了回答。毛主席又问：“各位老帅怎样？”
“老帅都有分工，刘伯承元帅负责军委战略小组，我协助他，贺龙主管航空和常规武器的研制，聂帅管尖端技术，徐向前任民兵组长，叶剑英抓训练。林彪由于身体不好，在北京时间很少，大部分住在外地，上海、苏州等处。军委的日常工作，根据您的指示，由贺老总和聂帅主持。”我如实向毛泽东作了回答。
“罗瑞卿的情况怎样，你们熟吗？”毛主席换了个话题。
“熟。都是红四军的，开始他当支队政委，后来任纵队政委。”我知道多少就说多少。
“罗瑞卿和林彪的关系怎样？”毛主席进一步问。
“我没有看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事，二位都是我的老首长啊！”我向毛主席报告了5月3日罗瑞卿同我谈的那些情况。
毛主席听后说：“我都知道，找你之前，已找许世友谈过。”谈完后我即回疗养院。当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毛泽东正在为揭发和处理罗瑞卿的问题做准备。四、毛主席鼓励罗瑞卿去看林彪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由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篇文章是江青到上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用8个月时间写成的，上海市委组织有关人员讨论过多次，讨论时据说关锋、戚本禹等也到了。文章发表后，上海各种报纸都刊登《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和北京各大报纸都没有转载姚的文章。
毛泽东、周恩来当时都在上海，毛主席对此很不满意。他对上海的人说：“他不转载，你们出单行本，看他转载不转载。”主席还交代：“对什么人都不要讲”。
11月25日，罗瑞卿到达上海后，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公安局长黄赤波将这些情况告诉了罗。罗随即要秘书找了一册单行本，当晚给北京打电话，要《解放军报》写一篇旗帜鲜明的按语，加以刊登
26日下午，毛泽东接见柬埔寨的朗诺将军，罗瑞卿在接见时见到毛泽东，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已要了一本，还没看。”
毛泽东只向他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话。
当晚，江青见到罗瑞卿又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还说：“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罗瑞卿听江青讲的这几句话后，回到驻地即给彭真打电话，说：“姚文元写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同毛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毛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的。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家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11月29日，《解放军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
《军报》转载时，根据罗瑞卿的指示，写了一篇540多字长篇按语。《解放军报》是中央军委的机关报，代表军委的喉舌。这篇编者按语，将《海瑞罢官》定性为“大毒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并提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要“大家认真读一读”“好好想一想，议一议”，这种很有分量，很有高度，把事态说得很严重的导向性按语，对于并不了解真情又忠于党的军队广大指战员来说，所起的号召和鼓动作用，其效果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北京日报》同日也转载了姚文，并写了一篇按语。按语把问题限制在“学术界、文艺界”“有不同意见”可以“展开讨论”的范围之内，压根儿就没有提到什么“阶级斗争反映”的问题。
11月28日，罗瑞卿要离开上海去苏州看望林彪，行前将他这一想法报告了毛泽东。毛主席一再鼓励说：“去看看好，去看看好。”罗瑞卿离开上海后4天，即12月2日，毛泽东就在兰州军区52师的一个报告上写了如下一段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短短的49个字的批示，就使罗瑞卿在党和国家那样重要的领导岗位上跌落下来，并由此经受了难以想象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和苦难。这确是关键的一击。尽管他有几十年的革命生涯，经历过数以百计的战斗锻炼，还是经受不住这49个字轰击！
五、出席上海中央会议
12月6日深夜。我的秘书朱欣接到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由上海打来的电话，说：“毛主席那里有事，让杨副总长快去，要一定在第二天早晨7时以前赶到上海，交通工具自己解决。”朱秘书接完电话随即报告了我。
什么事那么急？是东南沿海有什么军事行动？还是帝国主义对我们进行武装侦察？我心里顿时产生种种疑问。
“交通工具怎么解决？”朱秘书问。
“坐火车去来得来不及？”我反问了一句。
“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到上海的车次。”
“坐汽车怎么样？”
“时间更长，不能按时赶到。”
“有飞机没有？”
“我去联系。”朱秘书了解后告诉我：“南京空军有一架犁二飞机空着。”
“你通知南空派一架犁二飞机来杭州。”我向朱秘书交代。
7日早上我们乘南空的专机准时赶到上海，在虹桥机场着落。走下悬梯时，徐业夫已站在那里等我。他一见到我就说：“主席要召开一个会，请你参加，你就住在锦江饭店。”是什么会？研究什么问题？徐业夫一个字都没有吐露。
当时毛主席住在虹桥宾馆。我进去一看，主席、周总理、刘少奇、叶剑英、谢富治等人已在那里了。住进饭店后，见到几位老同志，他们也不知道开会的内容。贺龙来上海时，带来了地图，可见他原以为讨论的也是军事问题。这和我来前的想法有共同之点。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会呢？就当时参加的人来说，既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也有书记处成员，还有军委委员和军队的负责同志，也有在中央不担任任何职务的人，如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和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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