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中国的影响深远，他的传奇也将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习近平执政的评价。为免过早对习近平的功过下定论，我们有必要恰当地解读邓小平的政治影响。
今年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40年前，邓小平开启了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开放进程。如今，外界及中国人民都看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并可借此评价邓小平政绩的内容和意义。如今，习近平作为中国新任最高层领导人，大家难免会在某程度上将他与邓小平比较。
比较的两个方面是：领导策略和领导风格。
成功的领导人必须有战略性眼光，能够看到时代中潜在的????挑战，能够做到官民相亲，带动民风，同时避免激发过多的外部冲突。 1977年至1985年，邓小平的全方位“战略”逐步显山露水，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清晰。不过更重要的是，根据其战略方针所制定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国内政策给外界吃了一颗定心丸，赢得了信任与合作；而随着中国在外间取得声誉，加上国际环境变得宽松，也令领导层更容易在国内取得成就。
邓小平战略的核心思想在于重新定义那个时代的中国，从毛泽东的“战争与革命”转为“和平与发展”。这种转变意味着国家改变发展重心，避免动员群众发起极端运动、阶级斗争，也避免采取革命者的姿态挑起与其他国家的争端，转而大力推进国内政策，利用国内的人才和资源实现经济与人文发展，并积极与全球其它国家合作，达致发展目标。
习近平与中国共产党绝不会摒弃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的战略。不过，早在习近平上台之前，这一战略已附加了一个新的定语：“在新形势下”。大卫?布拉德利（David Bradley）在《中国简报》中解释，“在新形势下”强调以下两方面：首先，中国要加强实力，保护并推动其“核心利益”。其次，中国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各种威胁。
以上这两点在“和平与发展”理念中并没有体现出来，但如今根据“在新形势下”的原则，中国????可以更加积极强势，无需随和通融。这一概念也包含了一个认知，即中国现今的实力的确让外界不安，但同时也给予中国更大的空间以增加军备。相较邓小平时期的战略，如今的战略使外国更加不安，不过在国内能够唤起民族主义情绪，颇具号召力。
比较邓习异同的另一方面，便是他们各自所面临的局势。每位领导人都要肩负起上一个时代遗留的困难与挑战，并需要把握当今时代的机遇。对于中国人来说，在毛泽东????之后，党国不再过多地干涉人民的生活，人们也开始有机会改善自己的经济条件。此外，邓小平在实施改革之初，中国社会仍处于农业社会阶段，社会结构相对简单，几乎没有中产阶级。相比之下，习近平的任务更加艰巨，他面对的是情况更加复杂、结构更加分散的社会和官僚机构，还有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例如上一轮改革中受益的集团会抵制有损其利益的政策。
而且邓小平上台时，由于外界对大幅改革的期望极低，因此能够轻易达到“超过预期”的成果。但当前，外界对中国的期待高了许多，中国经济表现也有可能出现变化，习近平要满足期望就困难得多。即便邓小平在执政初期面临文革左派激进分子的阻碍，但他仍比习近平更容易在政治上实施可行的战略。
反腐行动在中国自然受到欢迎，不过当政治关系和政党统治仍是中国政治的重中之重时，反腐应该如何公正地按照法治进行呢？
这便要说到执政风格了。可以用一个西方谚语来形容邓小平的执政：“不要贪多嚼不烂”，即改革不要超出自己的能力所及。他实施改革近20年，从政治领域最容易的环节下手，在过往成功业绩的基础上争取政治拥护与支持，随后再推进难度更大的措施。
去年中共召开了十八大，今秋还将举行四中全会，相关政策方案值得称许，但涉及领域庞大：让市场在资源分配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构建法制监管体系，为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及中资企业创建公平的竞争环境；构建法律及司法体制，建成可预测性高、更加公正、透明的司法程序，从而满足国内外的期望。然而这些加在一起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而且没有明确的轻重缓急顺序，引发外界质疑落实的可行性。
为了推进相关计划，习近平自己担任大部分关键政策委员会的领导人，几乎让自己为结果承担责任。相比之下，邓小平把问题扛上身之前，除了确保事情在可行的控制范围内，总是小心谨慎以确保一切顺利（或预期将顺利）。
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应作出何等评价？习近平与邓小平所处时代不同，因此面临的挑战也不能同日而语。如同邓小平一样，习近平面临的许多挑战也同样棘手。令中共在复杂的局势下掌握主导权，是习近平及中共为自己设定的核心任务。邓小平实施改革时注重轻重缓急，努力在政治资源和自己的政治雄心之间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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