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时期，国军担负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重责，但国军究竟有多少高级将领因积极抗日而壮烈殉国，以及张自忠将军的事宜是否真实呢。事实上，关于“高级将领”牺牲人数，刘国铭主编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统有125名；茅海建主编之《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收录有少将以上将领80余位；党德文、杨玉文主编之《抗日战争国民党阵亡将军录》收录有64名国军将领事迹。简言之，目前学界尚缺乏精准的统计数据。综合上述材料，粗略估计，至少在200名以上，当无可疑。
国军名将白崇禧
上述阵亡将领中，军衔较高者，多出自杂牌军，如西北军张自忠、川军李家珏牺牲时任集团军总司令。此二人同郝梦龄、陈安宝、唐淮源、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王铭章、周复等因被追赠上将，成为军衔最高的国军殉国将领。
至于黄埔系，因资历太浅，抗战初期担任要职者甚少--据国民政府军委会铨叙厅统计，抗战初期经铨叙之正式将官，共有1,247人，其中出身黄埔军校者仅92人--直至抗战后期，才逐渐成为师、旅、团级将领的主体。故其殉国将领之较有名者，亦多集中在该级别，如黄梅兴（第264旅旅长）、蔡炳炎（第201旅旅长）、丁炳权（第197师师长）、郑作民（第2军副军长）等。黄埔系阵亡将领平均年龄仅38.4岁，较杂牌军之43.5岁，亦年轻不少。
除“高级将领”外，尤能呈现抗战之艰苦程度者，莫过于中下级军官的伤亡规模。据军委会军政部统计，抗战爆发时，国军中下级军官（上校至少尉），共13.4万人。战时伤亡惨烈，中下级军官每年须补充4.5万人。因牺牲至速，正规军校培育已完全不能满足战争需求，及至1943年，军中正式军校出身之将官，已仅剩3,758人，余者均来自各种速成班及行伍提拔。
1949年之前国民党系统的抗日将士，优抚政策。1927年10月，国民政府设恤赏科，统一管理军人抚恤事项。1938年，为应对抗战，军事委员会又设立抚恤委员会。随后，陆、海、空军的抚恤条例也相应修订，日趋完善。以1940年之《陆军抚恤暂行条例》为例，规定：抚恤金包括“一次抚恤金”(给予阵亡将士遗属）和“年抚恤金”（给予伤者与阵亡将士遗属）两种。抚恤金包括平时和战时两套标准，每套标准下，又按不同军衔，规定了不同金额。其后并随通胀情形有所调整。此外，还制定有诸多对军人的优待政策。如《优待出征抗敌军人家属条例》规定：“出征抗敌军人，在应征召前所负之债务无力清偿者，得展至服役期满后第二年内清偿之”、“出征抗敌军人或其家属承租耕作之田地或自住房屋，在出征抗敌期内，出租人不得收回或改租于他人”、“出征抗敌军人在服役期内，其妻或未婚妻无论持何理由，不得离婚或解除婚约。”
可惜的是，上述政策虽多，但长期难以落实。1937年，中国士兵伤亡约61万，只有8,600多人被抚恤，占伤亡总数的1.4%；1938年情况依旧，伤亡120余万人，仅1.4万人受到抚恤，为伤亡总数的1.2%。此后，在抚恤委员会的努力下，被抚恤者的人数比例有所上升，但仍极有限，1939年时为10.2%，1942年是17%，战争结束的1945年，伤亡人数的26%获得抚恤。总体而言，抗战八年间，有约46万士兵获得抚恤，只占全部伤亡人数的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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