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有虎”戏码继续上演，8月2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一日宣布山西两名高官山西省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及山西省副省长任润厚被调查，山西官场再度强震。一周前，山西刚刚同日宣布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省委秘书长聂春玉两名省常委被查。更早前几个月时任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时任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时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等也相继被查。同样是29日，曾在云南担任市委书记十年之久的白恩培亦被官方宣布调查，白的落马被疑与涉及周案商人刘汉密切相关，以至于在当日的外媒评论中，“山西帮”、“石油帮”成为关键词。
习近平、李克强和王岐山笑谈
正如此前所言，今日之中国，在“太子党”出身的习近平已经掌控中央大权的情况下，以李克强为首的共青团系统出身的官员大批上位，掌握中央和地方实权；有丰富经验的职业官僚再次被重用，而在过去二十年间是政坛重要力量从石油系统出身、地方派系官员则纷纷因为反腐、年龄原因落马或离开，地方帮派结党现象也随着中国政治走向现代化逐步告别政坛，若论毛泽东是“团结派系”，习近平则是“打破派系”，中国开始进入“无党无派”时代。
伴随中共历史的派系之争
欲看当下中国之派系现状，必以史作比。以中共而言，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不乏“山头”、“派系”，党内斗争几乎没有中断。例如中共历史上被定性的十一次路线斗争，政治思想路线的主张不同，大都形成组织上派系的不同。这些“路线斗争”几乎贯穿于中共夺权时期到文革结束。名称虽然各不相同，但每一次斗争都可以看到党内派系斗争的影子。“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有派，千奇百怪”。毛泽东也承认中共党内也有宗派、山头。例如在中共七大的讲话中，毛泽东首先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
1949年之前的国共两党，争夺天下的同时，各自党内也进行着不同派系的权力争夺，如在易劳逸的《流产的革命》、《毁灭的种子》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就曾对“蒋家王朝”的主要派系有政学系、中央俱乐部组织（CC）系和黄埔系进行过详细的描述，史评国名党大陆失守，派系林立，党同伐异为重要原因。当国民党内部各派系正在进行权力争夺之时，中共党内亦风波暗涌。从井冈山时期毛与王佐、袁文才，AB团事件，富田事变，再到延安整风整顿王明的“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军队方面亦形成了所谓“四一一四”组合，即红四军、第一军团、第一方面军（八路军一一五师）、第四野战军一脉四座“山头”，影响掩面至建国后。虽然史料、传闻中，这些“山头”之间仍然存在矛盾，但是最终都聚集在被公认为是党内派系整合“大师”的毛泽东座下，最终建国。
1949年至1979年之间中国政局，跌宕起伏难以详述，在晚年毛泽东“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要求下，各种被打成“小团体”、“小派系”的事件层出不穷，如““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虽在当时被认为是“派系”，但后世解读显然不同。若论派系，1971年坠机身亡的林彪与文革期间兴风作浪的“四人帮”无疑为世人最为熟知的两派。尤以林彪而言，作为解放战争军功最大的元帅，从井冈山时期一直是毛泽东最坚定的支持者，最终与毛分道扬镳，孰是孰非，至今难有公论。
邓小平执政后，改革开放时代中，“保守派”与“改革派”成为新一轮的派系之争。以陈云为守的保守派元老与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派之间，有过治国观念上的激烈交锋。这种情况在原新华社记者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中进行过阐述，杨继绳将其总结为，这是出于改革时期邓小平和陈云共同执政所出现“双峰政治”时表现出的政治斗争周期性，邓力群将其总结为“每逢双年，自由化泛滥；每逢单年，左派反击”。但是与毛泽东时代派系斗争你死我活不同，“保守”“改革”两派的斗争仍然停留在政见之上，不过依然酿出了两个重要后果，一是直接导致了“六四事件”的爆发，二是所谓“太子党”、“团派”、“上海帮”等今人所熟知的政治派系由此而生。
十八大后格局生变
自1989年至2012年中共十八大，无论是海外时评还是大陆传闻，皆将中国政坛分为“太子党”、“团派”、“上海帮”三大派系。在十八大时，这种分析更是达到了一个新高潮。在常委9变7的大政治格局下，新任中共七常委的出身曾一度引起外界广泛分析。在这七人中，包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政协主席俞正声以及中纪委书记王岐山，都或多或少与老一辈中共领导人家庭有关系，习近平为习仲勋之子；张德江之父为开国少将、炮兵鼻祖张志毅；俞正声的父母更是中共开国元勋，都曾担任省部级高官；而王岐山的第一个身份标签就中国前副总理姚依林的女婿。因此所谓“太子党把持中央，团派主管地方”的说法也得以在十八大后盛行。
不仅如此，包括周小川，李小鹏、刘源等一大批中共官员，都被外界认为带有“太子党”标签，当然包括在2012年轰动一时，已经落马的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在中国，“太子党”从来就不是一个紧密的政治联盟，他们没有统一的政治纲领和主张，但是由于出身“根正苗红”，这一批人对于中共政权的稳定性和传统看的尤为重要，将他们拧在一起的是“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信念这一股绳。虽然外界一直对这一批站在社会金字塔顶层的人群是否利用特权谋利表示怀疑，西方媒体也曾在过去一段时间接连爆出与此有关的新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今天中国的政治官员中，也正是这一批人，最希望能够将中国建设好，保证中共统治的长久，继续父辈的功业。而在这个基础上，如何通过他们的政治能量改变中国将变得尤为重要。
而由胡耀邦开始的“团派”则被作为中共党内最为正式的官员接班梯队，同时也有分析认为所谓“团派”，只不过代表中共党内干部年轻化的自然趋势，而非派系使然，但这仍无法阻挡民间物议汹汹。再以十八大而言与随后的两会而言，李克强正式执掌国家总理一职，原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升任国家副主席、湖南省省委书记周强成为最高法院院长、原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一大批团系统出身的官员荣升“副国级”乃至“正国级”，这也被认为是共青团系统甚至是胡锦涛所钟意的中国政坛人物在十八大后的“逆袭”。
共青团作为培养中共年轻干部的基地，因为时代的原因，这一批当年胡锦涛提拔甚至邓小平、胡耀邦亲自提拔过的“团派”官员已经纷纷迈过了省部级的门槛，这才造成了今天“团派”官员集体上位，盛况远超胡温时代的表象。以至于评论认为，沈跃跃、李源潮、周强、汪洋等人无疑是其中翘楚，尤其是李克强，将在自己的同僚们帮助下，进一步推进胡锦涛并未完成的如三农、民生等议题，带领整个“共青团系”向习近平“效忠”，强势的习也将赋予他们更大的权力。这种所谓太子党、共青团携手并进的态势，也将成为下一阶段观察中国政坛的一种角度。
地方派系宣告终结
正如前文所言，“太子党”从来就不是一个紧密的政治联盟，他们没有统一的政治纲领和主张，只是因为出身相似才被外界“分门别类”。而“团派”作为中共党内培养新生代的系统，本身就无可厚非，其中某些官员也许个人私交甚至政治理念并不合拍。相对于“太子党”不成党，“团派”不成派的事实，在过去，影响中国最深、民间非议最大、今日被打击最重的，则是“同乡变同党”、“同僚变同党”的地方派系与石油帮。其中，伴随周永康的落马，“石油帮”已成昨日黄花，此处不再赘述。
与“石油帮”相同，在上个世纪的中国政坛，所谓“上海帮”、“山东帮”、“山西帮”的说法一直存在，此番山西籍官员的大范围落马，也是促成本文的直接原因。与山西相同，虽然山东、上海、河北这几个地区的官员所占比例仍然高于其他地区，但习近平和中央权威不断加强的情况下，所谓“地方帮派”的生存空间则越来越小。这也得益于中共逐步完善的官员异地交流和升迁制度，是任何一个政治制度不断完善的必然结果。
通过对中共历史和当下现状的初步总结，可以对当下中国政坛派系情况进行一个简单总结，从1989年开始的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各方政治力量进入了重新整合、再平衡阶段。在“太子党”出身的习近平已经掌控中央大权的情况下，以李克强为首的共青团系统出身的官员大批上位，掌握中央和地方实权。在本届政府矢志推进的改革过程中，有丰富经验的职业官僚再次被重用，地方派系在中央权威之下迅速“解体”。目前的情况已经表明，被冠以“强势”之称的习近平甫一上台，中国政治主弱臣强、下不服上、老人干政等负面效应正在走向消亡。由于历史的客观性，“派系”、“圈子”或仍将存在，但是形式已非以往“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更倾向于政见之争，理念之争，如当年邓、陈二公一般。另一方面，假如中共能将反腐、改革继续推进，统一共识，相信所谓“党争”、“派系”或许将不再如此备受关注，现代政治环境中对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建立将成为中国政坛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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