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8月11日，在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操纵和叶群幕后的支持下，造反派冲进总政大院，贴出“萧华是党内军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大字报，这一天被称为“八·一一炮打”，这件事是萧华倒台的标志，因为在这一天的大字报中最为醒目的一条就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萧华是扶不起来的天子。”
8月23日，被陈伯达称为“中央文革第二首长”的《解放军报》负责人李讷贴出《反复辟、反保守、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侮蔑解放军报原来的领导人是萧华的“黑干将”，次日，陈伯达就代表中央文革去支持李讷，组建了以李讷为首的《解放军报》新的领导班子。
1968年10月，经毛泽东批准，对总政治部实行军管，军管负责人是林彪推荐的吴法宪。总政治部被说成了阎王殿，而总政的各个部门诸如秘书部、保卫部、联络部、干部部、文化部、宣传部等都被冠之以“黑心脏”、“保卫蒋介石”、“联络敌人”、“配黑班子”、“文艺黑线专政”、“造反革命舆论”等一系列的无中生有的名词。
萧华、王新兰双双被捕，给王新兰的罪名是“萧华死党、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苏修双料特务”，一关就是三年。而萧华更是身陷囹圄，导致萧华早逝的胃癌就是这个时期种下的祸根。
毛泽东的权衡
“五·一三事件”为打倒萧华铺垫了足够的基础，这时候，不仅萧华，连总政也在摇摇欲坠之中，能不能挽救萧华或者就顺着“五·一三”的思路走下去，大家都在看毛泽东的眼色。
我们知道，在“文革”中，毛泽东到达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他被笼罩在“一句顶一万句”和“四个伟大”等无比巨大的光环下，他的语言、行动、举止无一不是全党全国全军行动的指南。他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领导人的去向，他一个批示就可以端掉所谓的独立王国。那么，此时此刻，他对萧华的命运又是如何安排的呢？
毛泽东对于萧华的了解从萧华14岁的时候就开始了，以后他们曾经在一起促膝谈心。谈话时，毛泽东已经有三位亲人为革命捐躯，而萧华自己的亲身父母也都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两个人可以说都是一门忠烈，在这样类似的背景下，他们的共同的话题显得越来越多，毛泽东对萧华的印象也就更加深刻了。以毛泽东对干部的了解和使用来看，萧华以后出任全军的政治工作的领军人物体现了毛泽东知人善任的一面。或者可以说萧华的地位也是有着一个历史上形成的原因。
“文革”初期，毛泽东对萧华的信任仍旧不衰，在第一次炮打萧华时，尽管是江青出面鼓动、毛家湾亲自出面配合，但是，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认同，应该说直到这时在毛泽东的政治天平上还没有作出向打倒萧华这一边倾斜的考虑。我们经常说“形势比人强”这句话，这句话所包含的道理是十分丰富的，也是高度概括的。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他首先考虑的是他的政治活动所要达到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有时候甚至要付出一些额外的代价。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在他自己看来不啻于他早年领导的武装斗争，虽说毛泽东的这种认识现在看来是错误的、片面的，可是，在当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又无疑是“正确”的。而毛泽东深知他发动的这场规模浩大的群众运动党内军内很多领导干部并不赞成，如果按照党章的要求在中央委员会中进行合法的表决的话，毛泽东不是多数派，这一点他自己是十分清楚的，以后他对阿尔巴尼亚的军事代表团成员还专门提及。毛泽东说：“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将我的意见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只得到了半数多一点人的同意，当时还有很多人仍然想不通。”“文革”就是在这样一个人事背景下发动的，所以，在“文革”进程中才会出现很多违背了党章的咄咄怪事，比如一个不伦不类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了政治局常委会，一个中央文革成了中央书记处，一些本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人却可以指名打倒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毛泽东在“文革”中所仰仗的不仅是他个人多年的政治威望，同时也得力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高度配合。因此，毛泽东对江青、林彪的信任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是没有其他人可以同日而语的。江青先于中央喊出打倒陶铸的口号，事后毛泽东虽然也说了一点责备她的话，但是，没有做任何组织上的处理，甚至连简报都没有上。林彪出于对罗瑞卿、贺龙的不满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权衡之后决定抛弃罗、贺等人。凡此种种无不说明在毛泽东的眼中，林彪、江青等人的份量是相当大的。
特别是多事的1967年，一月中出现了毛泽东喜欢看到的“天下大乱”的局面，上海夺权胜利，那时节，毛泽东还是对文革抱着以往的看法，也就是一年开张、三年收场，然而到了二月，由京西宾馆一路大闹到怀仁堂的“三老四帅”们对文革以及中央文革的不满的总爆发让毛泽东感觉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文革的前进之路不是那么平坦，所以，他再次愤然的表态他要上井冈山打游击去。怀仁堂的“二月逆流”让毛泽东的隐忧上升，正是在他的这种无谓的隐忧下，一场接着一场的政治运动、政治事件纷至沓来。
此外，毛泽东对于原来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第一线领导集体普遍是不满意的，毛泽东把领导干部对待他的态度和对待文革的态度等同起来认识。一个干部尽管犯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甚至叛变过，但是，一旦对文革运动无比拥护、对推行极左政策不遗余力，那么，毛泽东就会认为这种干部就是响当当的“左派”，例如张春桥。然而，像张春桥这样的极左分子在原来的中央委员会中并不是多数，倒是尊敬、崇敬毛泽东但又不认同文革的居多，陈云说毛泽东在六十年代最喜欢和华东、西南和中南的领导同志谈话，而就是西南的李井泉开过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仍旧不通，华东的江渭清那是毛泽东点名救下来的省委第一书记，可是，当毛泽东问及江渭清对文革的态度时，江渭清脱口而出：“看不惯、想不通、吃不消”不仅令在场李先念、陈士榘等人大惊失色，连毛泽东本人也是颇感尴尬。另一方面在部队中，一些领导对毛泽东充满了敬爱、崇拜，甚至对文革运动也由此勉强而为，然而对文革的执行者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特别是对江青的态度上，他们就会迥然不同了。萧华、杨成武这些人就是属于后者。
也正因为毛泽东的这种看法，所以，萧华也好、杨成武也罢，在文革开始阶段都是受到重用的，萧华担任全军文革排名第一的副组长，以后还介入王光美专案组，都说明毛泽东对萧华仍旧是信任的，特别是杨勇走漏了消息以后被打倒，这件事还被毛泽东口头通知给了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和巴卢库，毛泽东对他们说：“北京军区司令部里的人要打倒萧华，结果被别人打倒了。”而杨勇半个月之前是被杨成武公开宣布为“无产阶级司令部”里面的人的。虽说打倒杨勇的原因和背景很复杂，但是，以他走漏萧华被批这一点作为他的罪名之一的同时也说明了那时候的萧华还在毛泽东的视野之内。
此外，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第一次炮打萧华的主意是来自于江青，是江青给叶群打电话希望取得毛家湾的支持的。然而，这一炮并没有像当初炮打陶铸等人那么顺利，居然没有打响，后来毛泽东出面干预不但保了萧华，以后还让萧华代理全军文革的工作。也就是说直到这个时候，毛泽东仍旧不能同意拿下萧华。
可是，五·一三事件一出来，毛泽东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实际也是毛泽东自从文革以来的一贯态度的具体表现。不论萧华还是杨成武，在毛泽东的天平上，他们都不能和林彪、江青同日而语，至少在文革初期是这样的。就支持文革、贯彻文革、落实文革的态度上，没有谁比江青、林彪更加有助于毛泽东。而萧华又恰恰是林彪、江青同时要绊倒的人，而且，我们也说过，二月逆流以后原来的老干部已经逐渐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在毛泽东看来他们已经“落伍”了，他们不可能顺利的完成文革的使命。相反有时候还会成为文革进程的“绊脚石”。基于这两种背景的权衡，毛泽东决定抛弃萧华。
在毛泽东抛弃萧华的过程中，毛泽东究竟是怎么想的，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资料予以披露。但是，以后周恩来曾经对被解放的杨成武说过这样一段鲜为人知的话，周恩来说：“林彪在毛主席面前一再揭发你，研究了四次，毛主席才答应。毛主席握着双拳说，一边是副统帅，一边是杨成武，让我要哪一个？”萧华和杨成武在文革中的不少境遇都有类似的地方，所以，毛泽东对杨成武事件的这个态度或可说在萧华问题上也应该做如是看的。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总政虽然被戴上“阎王殿”的黑帽子，被号召要“砸烂”，可是，自从1968年11月被军委办事组政工组接管以后一度由林彪系统的大将控制，可是，一年以后当总政重新恢复办公的时候，毛泽东亲自点名李德生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并且还参加军委办事组。总政成为解放军三总部唯一没有落入林彪集团手中的硕果仅存者。总政的这种迥然不同于总参、总后、海军、空军的情况也说明毛泽东对于萧华及其总政还是另有一番思考的。而且，文革中萧华专案组没有经过中央的审核批准才成立的，这是萧华亲眼看到的有关的文字结论。1974年9月中办报审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参加国庆名单时居然被毛泽东连续退了三次，第四次送审的时候，毛泽东亲笔添加了刘志坚、萧华的名字，当通知下达给萧华时，新定做的军装也同时送达萧华的手中。1975年7月，萧华出掌军事科学院，担任政委。如果我们再把杨成武的复出的例子举一下的话，就更加能够说明问题了，杨成武复出后于1975年1月被任命为总参党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是邓小平兼任），由此可见，杨成武是官复原职。文革前期被打倒的人不少在九·一三事件以后重新站出来，可是，如此原封不动的官复原职的还不是多数派，特别是像杨成武这样鼎鼎大名的“杨余傅事件”的主角。而文革中第一回合被打倒的罗瑞卿按照当时罗列的罪名其实远在陆定一、杨尚昆之上，可是，林彪死后也给了军委顾问的工作，贺龙虽死却也破天荒的开了追悼大会，周恩来能够在那种政治气氛下连续多次鞠躬，又说明了什么呢？
我们不妨再看一下邓小平的二次复出，以邓当时的二号“走资派”的身份竟然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比较他在打倒之前的位置还要高出一格，这也很能说明问题。
凡此种种无一不标明，从罗瑞卿、贺龙到萧华、杨成武，这些人无一不是毛泽东决定打倒的，但同时也无一是毛泽东主观意愿希望打倒的。毛泽东迫于当时的形势和文革进一步深化的需要，必须让他们暂时离开政治舞台，而他们一旦成了这种背景下的牺牲品以后，也就是各安天命了。而在关押萧华期间，萧华尽管也被揪斗、喷气式，不过，比较其他高级将领诸如许光达、王尚荣等人的遭遇实在是强的很多了。而这些无一不笼罩在毛泽东出于政治的安排不得不抛弃他们的总体权衡的巨大阴影之下。
萧华的儿子萧云多年以后听到母亲王新兰回忆那个著名的最高指示“萧华是扶不起来的天子”曾经是萧华蒙难的最有力的一击，然而就是这个最高指示，当王新兰询问工作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时，他们几乎异口同声的否则听到或者看到毛泽东这么说过或者批示过。毛泽东是否做过这样的最高指示还需要以后有关史料的进一步披露，就目前而言尚无十分有力的证据来说明毛泽东当时的这个指示的来源。至于有人把以前红卫兵小报或者造反派编辑的传闻引为资料，我以为不妥，红卫兵、造反派当时的有些消息可能是比较快捷的，也可能是和事实比较贴近，但是，更多的则是参杂了大量的虚假的信息，例如他们把杨尚昆和杨尚奎说成是兄弟关系，这就是子虚乌有。所以，用这些东西试图求证毛泽东的这件批示似乎还有些难度。
不过，我倒同意王年一教授在他的《大动乱的年代》中关于砸烂总政的说法的提醒，那就是没有毛泽东的批准，无论是萧华还是总政都是倒不了的。可是，据此来进一步论述毛泽东批准打倒萧华就等于毛泽东主观希望打倒萧华则显得十分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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