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9月9日的苹果新品发布会是很多人的大日子,可最近偏偏传出这样的悲剧新闻:黑客可能利用了“Find My Phone”漏洞来破解明星iCloud 账号,泄露不雅照。另外,有证据指出,这几百张艳照是在数周到数年内持续收集而来的,而不是一次得手----这相当于在说,苹果用户们,你们的设备和系统上很可能还有另一个没被发现(除了某些黑客)的漏洞。

包括詹妮弗·劳伦斯(Jennifer Lawrence)和凯特·阿普顿(Kate Upton)在内的百名女星涉艳照门
正如上一篇博文提到,明星被“扒衣示众”,并非道德问题,更多的是技术上的错误。如今看来,苹果方面要对此负上一定责任。
而“好莱坞艳照门”也让某些人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就是一直被渲染为“正义英雄”的黑客群体。不过,不是所有黑客都叫斯诺登,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转行做狗仔队的这群黑客干了一件惊天大事,但似乎并不被待见。更多的人选择同情这些女星----特别是女性网民,她们争相为受害人辩护,认为那些盗取隐私的“狗仔”都是无耻之徒。
黑客们可能不知道,他们转行做“狗仔”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狗仔队从来都是夹心阶层。明星打心里瞧不起狗仔队,香港资深媒体人查小欣曾在自己节里目坦言,大多数明星认为狗仔队就是“寄生虫”,但她也同时指出,其他门类的记者也同样看不起狗仔队,在很多媒体,大家是根本不把娱乐记者当记者看待。“狗仔”既不被“寄主”承认,同行也以他们的存在为耻,不难想象,做一只“狗仔”真的挺郁闷的,而他们这种郁闷发泄到工作中,便成了对明星的极尽挖苦,也让双方的关系也越来越恶化。
“狗仔”挖空心思搞大新闻,但消费完他们的读者却常常站在对立面大骂“狗仔”昧良心,反转支持被揭发的“受害方”。“狗仔”既没有口碑,收入也并非十分丰厚,那到底是什么支撑他们走到了今天呢?
也许是“正义感”。
记得某周刊记者采访过一个狗仔队司机,这位司机认为“明星们不该赚那么多钱。就这个明星,住着那么大的别墅,老婆又那么漂亮,还出去乱搞,不拍他拍谁?”这就是大多数“狗仔”的正义感----他就觉得我要揭露你们的真面目。很多选择入行做狗仔队的人其实都是被生活所迫,倘若他们能大大方方承认“我就是为了钱”,那倒也坏得坦荡。最怕就是“狗仔”用不同的理由解释自己的行为其实是“正义”的,就像《生死阅读》(The Reader)里的凯特·温丝莱特(Kate Winslet)不肯承认自己是纳粹的刽子手,认为“杀人”只是自己职业的一部分,而且自己的所做的一切均是“正义的”。
道德优势让“狗仔”们倍感高尚,是因为他们相信揭露明星不为人知的一面,是洁净社会风气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明星应该起“模范带头”作用,但榜样的力量却并非无穷,明星榜样的作用有多大,要按照不同的个案、不同的社会时期来做一些很实证、很经验的研究才能确定的,要不然它就是一种假说。所以,“狗仔”们的正义感是经不起推敲的。
如果说“自我催眠”的狗仔队是可笑的,那有文化的“何可狗仔”就是可怕的。因为他们不仅有“老狗仔”的正义执念,他们还有“取隐私于千里之外”的绝技,让人防不胜防。黑客们深知网民的“共产主义精神”----任何一个东西,一上了网,有人觉得它就应该是公众资源,而且网络有其匿名性,进一步模糊了网民的道德观和法制观。所以,当一张张艳照被放上网,没人会觉得自己犯错,没人认为这是侵犯隐私。
英国喜剧男星瑞奇·热维斯(Ricky Gervais)曾发表了自己鲜明的看法:“与其把心思用在电脑加密上,不如不要把隐私的东西存进电脑里。”他无疑是最正确的。某种程度上,我们今天都已经是君子慎独的时候了,任何一刻我们都有可能被监督和监视,艳照门事件对我们最大的提醒,就是从今天开始,每一个人都应该分外小心自己随时处于他人的目光下,而且大家已经没有私隐可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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