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浩是1927年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追随王明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回国后成为张国焘主政的红四方面军主要人物和追随者。由于张国焘在与毛泽东的权力斗争中失败，陈昌浩也受到牵连，他的妻子儿女的命运也由此改变。张国焘贴身侍卫何福圣在《红色带刀侍卫----张国焘卫队长自述》中，对陈昌浩夫妇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生有着详尽叙。述此之外，我们还能通过这篇文章了解到一些中共在延安时期高层人物日常生活的细节。
20世纪50年代，陈昌浩（左一）等中央编译局部分领导同外国专家合影
为了避免尴尬，陈昌浩在结发妻子带着儿子千里迢迢来到延安之前，选择了前往莫斯科治病……面对难堪，张琴秋表现出了高尚的风度与品格……毛泽东在怀仁堂作内部报告，张琴秋居然在笔记本上信笔涂鸦，写下了最后让她命丧黄泉的8个字。
1、两妇一夫，亲如姐妹
屋漏偏遭连阴雨，船破恰遇顶头风。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对陈昌浩来说真是恶运连连。
第一桩，1938年4月4日，张国焘借与国民政府代表蒋鼎文黄陵公祭为由，逃离延安，叛党投敌。消息传回延安，人神共愤，宝塔山下组织了规模浩大的声讨会，陈昌浩也在大会上发了言。而这样的抛头露面，无疑是让他倍感羞辱的事。
第二桩，由于精神和工作双重压力过重，1939年春，陈昌浩的老毛病胃溃疡又犯了，痛得他直不起腰，睡不好觉。每次解大便也是件痛苦不堪的事。这场病，拖了他半年也未能痊愈。
进入7月，陈昌浩又遇上了一桩让他挠头窝心的事。
张闻天通知他，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来电，说他的结发妻子刘秀贞带着儿子陈祖泽要来延安找他，现在母子俩巳经到了重庆，问他怎么办？人都巳经到了重庆，还能怎么办？陈昌浩只好给重庆办事处的董必武、叶剑英、钱之光3人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帮忙照料老婆儿子在渝期间的生活，并把母子俩送到延安来。
负责落实安排的是钱之光。半月后，刘秀贞与陈祖泽坐上了一辆由重庆开往延安的救护车。车过西安时，当时担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的伍云甫（伍绍祖之父），是原1方面军中的老情报，也是个为人处事朴质端方的老同志。他曾在江西担任过中央苏区无线电总队政委，长征时任中革军委3局政委，经历过延安批张运动。他一听说刘秀贞是陈昌浩的原配夫人，带着孩子到延安去寻夫。如今张国焘叛变投敌，他对张国焘的追随者陈昌浩看法也不可能好，这下更觉得陈昌浩不但政治上犯了错误，生活作风也有问题。看看眼前这母子，不正像旧戏里演的秦香莲拖娃带崽地跑到京城找陈世美么！便对刘秀贞说，陈昌浩又和一人叫张琴秋的女人结了婚。张琴秋现在就在延安，和陈昌浩住在一个窑洞里。你要去就住下来等，几时有车我派人通知你。要是你觉得去了没啥意思，可以从西安直接坐火车回武昌。
听到这个清息，刘秀贞心中难受万分。她虽然在汉口与陈昌浩见面时就有了预感。但旧式的封建礼教与她天生的宽容善良，觉得男人独自在外闯荡，身边有个女人也是免不了的事情，但没想自家男人居然会背着自己在延安和另外的女人结了婚成了家！
痛苦不堪的刘秀贞呆在办事处旁边的小旅馆里想了几天几夜，终于去对伍云甫说，不管陈昌浩结婚没结婚，我是他名媒正娶的妻子，一定要去延安见他一面，把他的亲儿子交到他手里。
陈昌浩也时刻关心着刘秀贞的行程，得知她的态度，更是焦急万分，胃溃疡也愈发严重了。
没想到，这时候延安发生了一件大事，让他逮着个理由，避免了与刘秀贞见面的难堪。
1939年7月10日。因为头天夜里刚刚下过一场暴雨，雨后的太阳比往日更为毒烈，延安地区，闷热难挡。
下午1点左右，一支小小的马队出了延安城门，向着延河缓缓而去。骑在马上的，是周恩来，江青，蒋泽民和王来音。
他们正在前往中央党校的路上。
当时抗日战争巳经进入第3个年头，虽然大敌当前，可国共两军仍然不断发生摩擦，甚至酿成血案，抗日征途，风雨如晦。面对当前迷惘的局势，党校高级班的学员提出请毛主席去给他们作报告，指点迷津。不料这天毛主席正逢上要接待外国友人去不了，便请刚从大后方回来的周恩来代他去讲。临时被安排侍卫周恩来的王来音本是毛主席警卫班的战士，这次周副主席回延安，身边只带了刘久洲一个卫士，这时又放了他的假，没有与周恩来住在一起。
毛主席见周副主席生活没人照料，便对王来音说：“周副主席从重庆回来开会没人照料，现在我派你去照料他的生活，一定要给我照料好。等周副主席回重庆后你再回我这里来。”
这样，王来音就成了周恩来的临时卫士。
这天午饭后，毛泽东叫警卫参谋蒋泽民通知汽车司机送周副主席去党校。司机说延河正在发大水过不去。中央党校在延河对岸，从杨家岭去中央党校必须通过延河。那时河上没有桥，车辆行人都是涉水而过。毛泽东听说河里涨水，就马上叫王来音先去探探水势，看汽车能不能开过去。王来音赶到河边一看，混浊的山洪滚滚而下，河中央平时裸露在水面上的几块大石头，都已不见了影。赶紧回去报告，汽车过不去，骑马可以涉过。毛主席就叫来王来音把他的大青马牵给周副主席骑。这匹大青马还是余洪远送给他的，跟着他走完了长征路，稳当可靠，爬山涉水又是老资格，有经验。
毛泽东格外仔细，临时又派蒋泽民随行。
马队里还有毛泽东新娶的“爱人”江青。这时她正在马列学院学习，听说周恩来要去党校高级班做报告，也要去听。毛泽东说：“你有什么资格去听？不要一来就坏了我们的规矩。”（笔者注：中央党校高级班是由师级以上的干部组成的，江青级别不够）。
江青撅着小嘴撒了会儿娇，再加上周恩来在一旁替她说话，毛泽东就没法再坚持己见了。
江青骑的是警卫员的马。
王来音牵着周副主席的马缰，涉过齐腰深的洪水，平安地到了对岸。正在河滩上穿衣服和鞋子的时候，江青忽然心血来潮，打马急奔，向着山坡小路跑去。
大青马和江青骑的马是长期在一起喂熟了的，江青的马一跑，大青马也跟着跑。跑着跑着，突然从附近农户窜出一条狗。这从未见过世面的狗，一见江青的马，便吠叫着扑过去。江青见状惊慌失措，拨马就逃。田埂小路又窄又弯，哪里容得下两匹马？她的马一下撞在周副主席的大青马上，周副主席连人带马一晃，一头从马背上滚落到地上，摔了个臂折肉伤！周副主席受伤，自然应向毛主席报告。虽有江青这个特殊人物夹在中间，王、蒋二人还是按原则办事，由王来音飞马回杨家岭如实向毛主席报告。毛泽东听后很着急，在院子里转来转去，一把抓起电话找到八路军卫生部长王斌，告诉他周副主席坠马负伤，叫他带上最好的医生火速赶到中央党校。放下电话后，毛泽东一面叫上秘书叶子龙随他一同赶去党校看望料理。
毛泽东一赶到中央党校，就对江青大发雷霆：“你出什么风头！你知道么，伤了周副主席，会耽误我们多少大事？”
江青也吓坏了，不停地认错抹眼泪。
王斌后来在他的回忆文章里说：“后来知道周总理残废了，我真是后悔呀！那时我们自己没有一位专家，拐峁医院（笔者注：峁拐村，当时八路军总医院所在地）连一架好一点的X光仪器也没有。到8月中旬，才知道总理的右臂已经形成固定的向肩部方向弯曲而不能伸展了，也不能用来工作和生活了。这时X光片显示是：右肘右肱骨下端成丫形骨冠状顶在鹰嘴窝内发生粉碎性骨折，断骨已形成错位愈合。我们的医治失败了。”
党中央得知这一情况后，不敢再耽搁，马上决定让周恩来去莫斯科医治。
陈昌浩得知有专机送周恩来去莫斯科治伤，便马上向中央写了一个申请，要求自己也随机前往莫斯科治病。
这一次，他对请求得到了批准。
离开延安的日期定在8月27日。头一天夜里。陈昌浩对祖涛说：“我想带你去苏联。明天来的要是架大飞机，我就带你一起走；要是小飞机，坐不下，你就随后坐汽车、火车来。”
经历根据地生活的孩子，都知道苏联，那是父辈们景仰的革命圣地。那里的今天，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明天，父亲要带他去莫斯科，高兴得祖涛一夜没睡好觉。
第二天一早，陈昌浩就骑着马带着他去了杨家岭。陈昌浩把带祖涛赴苏的想法告诉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陈祖涛记得毛泽东当时还东翻西翻地找出几块银元，当作礼物送给他。
当天降落在延安机场的是一架美制道格拉斯飞机，有24个座位，是蒋介石亲自为周恩来安排的。同机还有一位经毛泽东同意去苏联的孩子，是时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高岗的儿子，学名高毅，小名老虎。
张琴秋到机场为陈昌浩父子俩送行。夫妻要暂时分手了，都有些依依不舍。
专机起飞之前出现了两个有趣的小插曲。
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烈士孙炳文的女儿）也来送行。有人对她开玩笑说：“你也跟养父一起去苏联吧。”
没想这一个玩笑竟让孙维世动了心，马上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周恩来。
周恩来说：“这事我说了不算，得由毛主席批准。”
孙维世大叫一声：“那我就去找毛主席！”马上跳上一匹马，向着杨家岭飞奔而去。
没过一会儿，她又飞马赶回来了，兴奋地大叫着：“毛主席同意我去啦！”
再一个就是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当时飞机对延安人来说是个稀罕物件，所以飞机降落后大家都爬上去一饱眼福。当国民党的驾乘人员通知飞机马上要起飞了，不走的请下去时，被保姆带上飞机陈小达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双手抱住座椅无论如何不肯下飞机。
小达的小名也叫老虎，虎威发起来还没人驯服得了。看着束手无策的陈伯达，周恩来说：“既然他想去，就和我们一起走吧。”
就这样，飞机卷起满天灰尘，载着周恩来夫妇和孙维世、奉召归国的原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陈昌浩父子，还有高毅、陈小达两个小孩飞上蓝天，消逝在人们的视线之中。
飞机飞抵新疆首府迪化后，停留了好几天。陈昌浩陪同周恩来、邓颖超专门去看望了血战突围后被陈云从星星峡救出的数百名原西路军指战员。他们巳经在这里学习整训了很长一段时间。
陈昌浩低着脑袋，向自己的老部下们作了沉痛的检讨：“同志们，我是个犯了严重历史错误，对革命事业有罪的人。我犯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使我们的党失去了许多优秀的红军指战员，付出了重大牺牲，两万多人的西路军啊，现在只剩下你们这几百个人，我心里真是痛苦到了极点！我对不起同志们，对不起党。”说到伤心处，陈昌浩热泪滚滚，泣不成声。幸存下来的西路军官兵看到自己过去的统帅悲痛欲绝，也都捶胸顿足，大放悲声。
几天后，陈昌浩一行经阿拉木图等地飞往莫斯科，从此开始了他为期12年漂泊异国的生涯。
陈昌浩这一厢刚离开延安，刘秀贞带着陈祖泽，千里迢迢赶到宝塔山下寻夫来了。
与丈夫失之交臂，刘秀贞倍感失落。在延安又举目无亲。无奈之下，她只好决定去找同是陈昌浩妻子的张琴秋，试试运气。
在对待陈昌浩的前妻刘秀贞及其孩子的问题上，张琴秋的做法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面对这种难堪的情况，张琴秋表现出了高尚的风度与品格。她热情地接待了刘秀贞，对母子俩的生活作了妥善的安排，还将陈昌浩临行前给刘秀贞的一封信读给她听，大意是对刘秀贞说：谢谢你千里迢迢带着孩子来延安，我又不在此地，实在对不起你了。希望你好好听琴秋的话，安心学习文化，以准备将来搞好抗日工作。
在张琴秋的帮助下，刘秀贞很快就办理了入伍手续，先在延安干部子女保育院工作，后又安排在保育小学工作。在张琴秋的帮助下，努力学习文化与政治，进步很快，于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张琴秋与刘秀贞坦诚相见，亲如姐妹。延安的工作是紧张的，生活也是艰苦的。她们白天忙完各自的工作后，晚上则住在一眼窑洞里，点起油灯，自己动手捻毛线，常常是边捻边谈，直到夜深。张琴秋常常主动地向刘秀贞谈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刘秀贞听了是又感动又钦佩。
但二妇同属一夫，无论如何是不能被革命风气弥漫的延安社会所允许的。对此，陈昌浩赴苏之前巳经向张琴秋做了交待。
一天，张琴秋突然对刘秀贞说：“你和昌浩是结发夫妻，感情也很好，又有两个孩子，过去是革命与战争使你们分离了；现在我应该退出来，让你们团圆。”她讲得诚恳而又真挚。
刘秀贞连忙答道：“那不行！我没有文化，又没有做工作的本领，完全不能帮助昌浩工作；你和我不同，你有文化和工作经验，你过去帮助过他工作，今后还可能帮助他。你们的结合才是般配的，退出的应该是我，而不是你。琴秋姐呀，你若再这样说，那就是赶我快点走。”刘秀贞也说得十分坦诚。
这时，张琴秋才把陈昌浩临走时留下的话转告了刘秀贞。意思是：自己要去苏联治病，不能见刘秀贞了。刘秀贞含辛茹苦帮我把两个孩子抚养大，自己永远感激她。现在事情已经成了这个局面，也是不得巳而为之，对自己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对谁都不忍心伤害，可又实在没有办法处理，只有请组织上帮助解决吧。刘秀贞文化不高，却能识大体，虽然对陈昌浩的态度非常伤心，还是强忍悲痛对张琴秋说：“昌浩遇到了困难，我要帮助他，也只有我才能帮助他摆脱困境。你和昌浩一起打了这么些年的仗，感情很深，还是我退出吧。”
不久，在组织的帮助下，刘秀贞正式解除了与陈昌浩的婚姻关系。那时候结婚离婚并不需要办什么法律意义上的手续，报请上级党组织批准，就算合法了。就这样，一场历史遗留下来的婚姻难题，在张琴秋、刘秀贞这两个女人的相互理解与信任中，妥善地解决了。
张琴秋对刘秀贞怀有一种歉疚之情，所以对她依然很关心，后来，张琴秋为刘秀贞介绍了原4方面军的老战士周益，见过面后，彼此都觉得不错，没过多久刘秀贞就和周益结了婚，重新建立了新家庭。周益怀着对老首长陈昌浩的崇敬与热爱的朴素感情，与刘秀贞一起，默默地担负起抚养陈昌浩后代子孙的责任。
2、张琴秋组织了新家庭
1941年，德国法西斯突然向苏联发起了突然进攻，陈昌浩一家随同大批被紧急疏散的人员来到了中亚共和国一个叫做科坎加的小镇。在这里，没有人知道他过去曾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中的一名重量级人物。他被安排到一家采石场，当了一名普普通通的苦力。身在异国，陈昌浩的心依然留在了国内抗日战场上。他不停地给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写信要求回国参战，但谁也没有给过他只言片语的回音。
1942年冬天，陈昌浩接到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聘他为翻译的公函。他很快就穿上苏联红军军装，奔赴斯大林格勒前线，尽了一名国际主义战士的责任。
1943年，共产国际宣告解散。经季米特洛夫提议，苏共中央把陈昌浩、李立三、冼星海3人找回莫斯科，先后安排他们到苏联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化出版局工作。陈昌浩立即向苏共中央正式递交申请，要求回国，苏共中央回复说，他回国，必须有中共中央的调令。陈昌浩只得留在莫斯科从事翻译工作。他的译著《近代世界革命史》、《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政党论》《列宁文集》（两卷集）等先后在苏联出版。这一期间，他和莫斯科姑娘格兰娜组成的家庭中又增加了最小的儿子祖莫。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陈昌浩又多次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回国参加工作。令他痛苦不堪的是，仿佛当年的革命战友们早巳将他遗忘。不久，蔡畅途径莫斯科，前去看望了陈昌浩。通过蔡畅，陈昌浩再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达了回国服务的强烈愿望。蔡畅回国后，他望穿双眼，结果依然如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陈昌浩欣喜若狂。陈祖涛回忆说：“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我陪父亲在高尔基大街上买东西，他高兴啊，那一天特意穿上了西装，打上领带，戴着礼帽。还对我说，‘哎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次我总算可以回去了！’”他托每一位来莫斯科的老战友给中央带话，希望能尽快回国工作，可是，他的每一次要求，总是渺无音讯。
陈昌浩除了翻译马列著作之外，1948年，苏联方面又请他主编一部工程浩大的新版《俄华辞典》。旧版是10月革命前编纂的，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此后，陈昌浩把时间几乎都用在了这项工作之中。这部辞典后来成为在新中国的俄文学习者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一部辞典中的经典。
陈祖涛回忆说：“1951年初，我父亲主编的《俄华辞典》终于完成出版了。父亲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大使等中央领导人签上名，送给他们做纪念。厚厚的一大摞啊，全是我一个人扛到大使馆去的。”
俗话说，只要心诚，石头也会开花。
这一次，北京城里的中南海终于有了回应。
“祖涛，你父亲回国的事，毛主席总算点头了。”1952年4月里的某一天，陈祖涛突然接到莫斯科同班同学、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的电话。
“确实吗？”陈祖涛不敢相信。
“我爸爸告诉我的，还会有错？”
陈祖涛立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亲。
不久，离开祖国13年之久的陈昌浩终于携格兰娜和祖莫踏上了归国的列车。由莫斯科开往北京的国际列车到达前门火车站时，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亲自到车站迎接。这让他倍感温暖，对他这样经历的人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来自党中央的信任更宝贵的了。
当年的老搭档徐向前当时担任着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要职。为欢迎昔日老战友陈昌浩的归来，为人处事从来低调的徐向前破例在自己的寓所大摆家宴，邀请了王树声、倪志亮、周纯全、李先念、王宏坤、傅钟、洪学智、王建安、詹才芳、秦基伟、张震、刘华清、黄火青、张琴秋等几十名在京工作的原4方面军的老同志前来欢迎他们分别巳经多年的“老首长”。因为前面有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去前门火车站迎接陈昌浩归来垫着底儿，所以大家也就不存在什么顾虑。再说，建国初期，万象更新，党内军内的政治风气很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像后来那样复杂紧张。
席间，红星闪耀，觥筹交错。这一大批共和国的将军政要，其中还有好些位后来成为党和国家、军队领导者的军人们，争相上前与陈昌浩敬酒，欢迎他的归来。
陈昌浩频频举杯，笑答酬酢。
这是激动人心的一刻，同时也是让陈昌浩强作欢颜，而倍感难堪的一刻。
陈昌浩生平的是非功过、浮沉荣辱，集中表现在4方面军这一历史时期。短短六七年时光，是他人生最耀眼的巅峰阶段。这巅峰上下洇染着烟火和血色，也给他镌刻下了终生难以洗雪的“罪痕”。二次南下和“密电事件”犹如两道沉重的枷锁，早就牢牢地套在了他的脖子上。
在徐向前寓所宽敞的大客厅里，落魄的陈昌浩也处处显露出落魄之相，低着头，弯着腰，与他昔日手下的军长、师长，如今共和国风华正茂前途无量的将军政要们一一拱手，表示歉意。
当他的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出现在大门前时，他更是既尴尬，又愧疚，赶紧主动迎上前去握住张琴秋的手，连声说道：“琴秋，是我使你受苦了！我……我对不起你呀！”
张琴秋却大度地说：“过去的事，我们都不要再提它了。我真要记在心里，今天就不会来参加这个宴会了……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爱人，也是你过去的老部下，我们现在生活得非常幸福。”
陈昌浩一声惊叫：“啊，苏院长！”
苏院长就是河南潢川人氏苏井观，他是天津海军医学校毕业生，参加红军后一直从事医疗工作，在通江时期，就担任王坪红军总医院院长。建国后参予了卫生部的创建工作，此时是卫生部副部长。张琴秋与苏井观应当说早就有了缘分，只不过往后推迟了五六个年头。陈昌浩随周恩来去莫斯科治病。一晃两三年过去了。张琴秋一直等待着陈昌浩养好身体早日归来，可是忽然传来消息，陈昌浩竟然与一个莫斯科姑娘同居了！当张琴秋确认这一消息千真万确后，她果断地向中央写出报告，请求解除了与陈昌浩的婚姻关系。
张琴秋与陈昌浩离婚后不久，一直暗恋着张琴秋的苏井观，向她表白了自己的爱慕之情。苏井观此时在陕甘宁边区晋绥5省联防军卫生部工作，他比张琴秋小1岁。张琴秋在4方面军总医院任政治委员时，苏井观担任总医院院长。这位知识分子也像张琴秋一样多才多艺，不仅医术高明，唱歌演戏打蓝球，样样在行，其性格与张琴秋也有许多共同之处。当沈泽民牺牲的消息传来后，苏井观由对张琴秋的同情很快变成了爱慕。但在面对与自己上级的爱情的时候，平时活泼开郎的苏井观却缺乏主动进攻的勇气，一直不敢主动向张琴秋表白，最后眼睁睁看着“花落旁家”。而这一次，爱情的火花在他心中重新燃起，两人知根知底，原本就有感情基础，很快就相爱了。1943年春，张琴秋与苏井观幸福地结合了。婚礼在柳树店五省晋绥联军卫生部苏井观的窑洞里举行，徐向前和当年4方面军的许多老战友都从延安特意赶去向他们表示祝贺。新房的墙壁上张贴着原4方面军老战友撰写的一副对联：“两位老家伙，一对新夫妻。”这时苏井观已经38岁了，而“新娘”张琴秋还比他大1岁，都已不再年轻。与张琴秋、苏井观交往很深的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因在重庆而未能参加他们的婚礼。1943年7月，周恩来、邓颖超由重庆回到延安以后，在当时延安的一家饭馆里宴请了苏井观和张琴秋，向他们表示庆贺。
陈昌浩梦寐以求想回国效力，而最初国家在毛泽东领导之下表现出来的中兴之气也的确让他无比振奋。可是，几年之后，事情渐渐地变得令他担忧起来。毛泽东至高无上一言九鼎的地位权威巳经坚如磐石，对当初追随他一起出生入死打天下的部下也开始不放心起来。随着“高饶反党集团”、“萧克、李达、郭天民反党宗派集团”、“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清洗，再加上军内对刘伯承的批判，以及铺天盖地的“反右”、“反右倾”运动，使身戴罪枷的陈昌浩感到不寒而栗，昔日的老虎自觉地变成了绵羊，过去的锐气荡然无存，他深居简出，谨言慎行。并且在一些无法回避的场合一次又一次公开地、真诚地忏悔自己的“罪行”。
3、欲行不敢，欲罢不忍
1962年，刘少奇和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靠着“三自一包”这一剂灵丹妙药，很快使嗷嗷待哺的中国老百姓从死亡线上挣扎了过来。
大地回春之际，陈昌浩负责编译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版发行了，组织上给了他一次较长的休假。不少老同志都劝他回湖北老家看看，还说：“共产党员也是人嘛，总不能断了故乡故土的根！”
陈昌浩从1927年离别故居，至今已35个年头不曾回过老家湖北汉阳县永安堡戴家庄了。1937年他从河西走廊死里逃生后，曾千里辗转到了鄂豫皖根据地英山县，因为国难当头，来去都很紧迫，也仅是通知母亲和刘秀贞把祖涛带到汉口旅馆里匆匆见了一面，根本就顾不上回乡探望。
就在这次休假期间的某一天清晨，陈昌浩出了他在王府井附近的住所红霞公寓，沿街长跑锻炼时，忽然拐进了景山公园。他知道家住景山后街的张闻天，每天清晨都在景山公园锻炼身体。陈昌浩对于是否回老家探亲，很想听听久经历炼，比自己更加老成持重的张闻天的意见。时过境迁之后，这一对当初为了不同的政治识见而挺身于风口浪尖，曾经搞得来剑拔弩张的大人物之间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早已在历史的长河里烟消云散。由于编译工作方面的关系，两人之间过从甚密，近些年为了理论上的探讨，几乎时常见面，恳切交谈。
张闻天如此温良谦恭，谨言慎行，却仍然在庐山会议上闯下了一场塌天之祸，被解除外交部常务副部长职务，邃智的脑袋上被扣上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两顶黑帽儿。其夫人刘英和儿子虹生亦受到株连，政治生涯已走到尽头。可身遭厄运的张闻天却不肯赋闲在家尸位素餐，被罢官后，几经写信申请，才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工作，在孙冶方手下当了一名普普通通的“特约研究员”。连续3年大饥荒过后，1962年早春日转清明的政治气候，使他这个“特约研究员”又豁然开朗了许多，钻研政治经济学的劲头较之以往更足了。
张闻天听陈昌浩说明来意，想也未想便说：“好啊，昌浩同志，有张有弛，文武之道嘛。辛苦了这么些日子，是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了。”
陈昌浩说：“不少同志都劝我回湖北去一趟，我正犹豫不决呢。”
张闻天不禁摇了下头，抽抽眼镜说：“你当年的那股子刚劲怎么一点也没有了？怎么回国后短短几年工夫就把脾气改了？你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陈昌浩吗？”
陈昌浩自嘲地笑笑，说：“人总是可以改变的嘛！”随后才说，离开老家30几年了，他当然想回去看看。可是，武汉地区有不少4方面军老同志，他这脸上烫了金印的人，很不好意思去见他们；即使回到湖北，人家不好办，他也难为情；再说，那些昔日的老部下假若真地张罗起来，他受人厚爱，今后也无法回报……总而言之，思想上顾虑重重，感到欲行不敢，欲罢又不忍。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张闻天挥挥手，不以为然地说，“你有什么可顾虑、可犹豫的？犯了错误，你不仍然在努力地为党工作吗？你陈昌浩还是陈昌浩嘛？就像我张闻天，不当官了，还是张闻天嘛！把你过去的刚劲拿出来，趁这大好春光，赶快回老家走一趟！”
陈昌浩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昔日的战友与对手，心中汩汩涌腾起一股暖流。
陈昌浩知道，张闻天这几年所遭受的痛苦折磨，比起自己在延安受冷落时的境况更加凄惨，可他却丝毫没有消极遁世的念头，仍然是一副拿得起放得下的坦荡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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