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建国后出生的第一代领导人，习近平似乎有意将其治国理政的理念进行提纲挚领的总结，且每一个看似简约的总结背后总有不简单的内核。继中国梦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即率先提出并获得官方认可的“第五个现代化”）之后，“新常态”一词又成为各方热议的焦点。如果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中国梦是最终目的，第五个现代化是前提，那么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新常态”，则无疑是具体实践路径。此一“新常态”，不管是放在世界政治结构变动的大背景下，还是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渐次让渡来看，都是兼具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将其与科学研究领域的范式转变理论关联在一起，甚至不妨尝试将中国政治格局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转变定义为一种范式的转变，也就是习近平提出的“新常态”。
习近平作为中国建国后出生的第一代领导人，似乎有意将其治国理政的理念进行提纲挚领的总结，且每一个看似简约的总结背后总有不简单的内核。
“新常态”的中国化
寻根溯源，“新常态”一词最早是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Mohamed El-Erian）提出的。尽管在不同领域有不同含义，但“新常态”最初的出现是局限于经济领域的，在宏观经济领域被西方舆论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后危机时代，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依然能保持一枝独秀，越来越多的人士开始聚焦于“新常态”这一概念，用以分析中国经济。跳出经济的框架，“新常态”也有诸多引申义。比如打破旧状态，形成新状态；危机后形成于此前不同的新的正常状态；打破道统和旧思维。凡此种种，远比仅仅局限于经济“新常态”重要得多。而习近平第一次提出“新常态”，也大抵循着先经济、后其他的既定路径。只不过，习止步于经济“新常态”，引申出来的包括政治、外交、军事、社会等方面的“新常态”，则交由官方媒体通过舆论导向完成。今年5月上旬，习近平在河南调研视察时，第一次提出了“新常态”这个概念。按照习的阐述，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随后的7月29日，在于党内外人士的一次座谈会上，习再次用“新常态”来定义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社会的运行态势。
自此之后，官方媒体便开始不遗余力地为“新常态”造势，并借助宣传平台不断为其增补新内容。《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不断在显要位置刊登相关文章，讨论主要还是集中在经济层面。如《人民日报》评论认为，新常态是新的探索，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以改革开路，充分发挥失常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企业和社会活力，培育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优化，更好地改善民生。然与官方媒体的保守阐释不同，外界赋予“新常态”更多的延伸意义，一时间，“新常态”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关注中国政治未来走向者，从中解读出了政治“新常态”，主要体现在改革和反腐不同于以往的变化；关注对外关系者，从中管窥出了习近平治下的外交“新常态”，即从邓时代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向“主动出击，积极有为”转变；关注中国社会生态者，则更倾向于思维和观念层面的“新常态”……
将“新常态”一词拆解开来，何谓“新”？何谓“常”？何谓“态”？所谓“新”，是比照于“旧”而言的。 《大学》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可见，即便是“新”，也不是恒久不变的，而是时时刻刻处于变化之中。当下的“新”只是相对于之前的“旧”才谓之新，时过境迁，或是放在不同情境下，“新”又成为“更新”意涵下的“旧”，如此循环往复，未有始终。所谓“常”，是与“非常”相对应的。老子在《道德经》中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就是说，所有人们认识到的和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概念，包括“新常态”，都已经不是“常”而是“非常”。“常”是一种自然而然、潜移默化的存在状态，人们甚至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却无不在其中，甚或参与其中。所谓“态”，如习近平提出这一概念时所说的，即平常心态之中的“心态”，是一种本真的回归。将三个词合在一起构成的“新常态”，没有固定的模型可言，借此用来解释或是定义经济、政治、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变化，只具有暂时的有效性。换言之，如果对“新常态”的理解仅仅局限于基础层面的改变，不免有失偏颇。因为真正“新常态”的形成，人们是意识不到它的存在的。好比只有当的身体的某个部位出现病症的时候，人们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一样。而出现病症，意味着“非常态”。中国当下，从官方到民间，之所以对“新常态”趋之若鹜，也恰恰说明各方面有太多“非常态”，被戳到了痛点。“新常态”与范式转移
面对诸多“非常态”，中国如何实现向“新常态”的转变？习近平时代的“新常态”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在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科恩“范式”科学理论的基础上，不妨尝试将中国政治格局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转变定义为一种范式的转变，也就是习近平提出的“新常态”。按照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的阐释，每一项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几乎都是先打破道统，打破旧思维，而后才成功的。而具体到库恩的范式论，归根结底是一种理论体系，范式的突破导致科学革命，从而使科学获得一个全新的面貌。而一个稳定的范式如果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适当方式，自身就会变弱，从而出现范式转移。
之所以将“新常态”与范式转移关联在一起，并不单纯止于字面上的“转”和“变”，最为关键的还是精神内核的一致性。首先，两者兼具必然性和不可逆性。就人类社会形态的更迭这一常态而言，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看似偶然，其实是带有必然性的成分的，因为人类文明的步伐是不会停止的。比如从农奴到封建，就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产物。铁器的出现使得农业有了飞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必然导致社会生产关系的转变，社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相应地，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不适应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奴隶制就必然被封建制取代。相应地，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制，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无一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就范式转移而言，正是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历史状态和内在发展规律，而且这种发展具有不可逆性和必然性，内在发展规律与人类文明的更迭一脉相承。
其次，两者兼具有方法论的意义，通俗地说，就是“一通百通”的统领属性。一方面，“新常态”的形成，为解决中国的诸多“非常态”提供了路径，即方法论层面的具体指导。就中国而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以冲突、对立、斗争为“常态”，这是一种扭曲的非常态。具体到政治、经济、外交、社会等各个层面，“非常态”的问题何其多！如何解决？如若每一个问题对应着解决之道，而没有一个核心所在，那么最终只能是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阶段，距离治本还很远。而“新常态”为解决一揽子问题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指导，比如反腐，本就应该是执政党不断自我更新和保持自身纯洁性的常态，而不是做给民众看，以此获得执政合法性，避免亡党亡国的权宜之计，在周永康之前所谓的“刑不上常委”，其实就是一种极端的非常态；比如经济，10%的亢奋不是常态，过度的亢奋反而容易引发新一轮的“病态”，回归稳定增长才是常态。以此类推，外交、军事、文化概莫能外。另一方面，范式转移作为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在一段时间里为科学工作者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因为科学发展一般经历四个时期，即前科学时期、常规科学时期、反常和危机时期以及科学革命时期。新范式最终战胜并取代了旧范式，这就标志着科学革命时期的结束，而进入了新的常规科学时期。在新的常规科学时期中，新的范式成了该学科的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科学研究在新范式的指引下继续积累地前进，直至后来出现反常现象，陷入新的科学危机，从而引起新的科学革命，并实现从新的范式到更新的范式的转变，进入更新的常规科学时期。理解了这种内在发展规律，很多问题也就可以理解并迎刃而解了。
事实上，在历史上类似具有不可抗拒和隐蔽性的范式转移不胜枚举。不可抗拒性在于，这种转移是不以人或国家的意志为转移的；隐蔽性在于，这种转移在悄然进行的，是不容易被察觉到的，只有等到一个标志性事件作为触发点，人们才是感知到它的存在，却也已经形成了兵临城下之势，轻舟已过了万重山，来不及走回头路。中国传统社会呈现出王朝更替的循环性，而且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中，社会的发展似乎始终不能跳出这种王朝更替循环的局面，也正是范式转移之不可抗拒性和隐蔽性的反映。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种范式转移不以人或国家的意志为转移，但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在关键时刻的出现，统筹好各种要素准备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习近平之于中国，尤其是“新常态”的提出，似乎暗合着范式转移的轨迹，但不得不说其个人执政色彩在其中仍然占据着很大的比重。
机遇与挑战并存
共通性之外，将“新常态”放在范式转移的“模型”中，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深思。其一，在“新常态”最终战胜并取代了“非常态”之前，所谓的反常和危机时期是否已经到来？或者说，当这样的反常和危机时期到来，习近平带领的第五代领导集体是否有足够的政治能量化危机为时机？其二，既然“新常态”最终又必然会被更新的“新常态”取代，也即范式转移层面的新的范式到更新的范式的转变，那么习时代的“新常态”放在整个中国社会进程的大局来看，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对于第一个问题，习近平上台至今不足两年的表现，已经可以打出高分，尤其在反腐和改革层面，周永康、徐才厚这样的大老虎的入笼，令世界舆论群哗然，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的六大领域的60条改革决议，更是被评“翻天覆地”、“最具雄心”。只是时下的反腐和改革，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缺少自下而上作为有力补充，是为非常态。而集众多权力于一身的习近平，似乎也并无意愿将两者的比重加以重新调度和分配。长此以往，或将产生两个后果：自上而下形成的反腐或是改革行之有效且足以令公众满意，故而逐渐成为常态；自主意识不断觉醒的公众不再仅仅满足于“被做主”，自下而上的改革开始挤占自上而下的空间，当然，要实现“挤占”，有时候是需要通过激烈方式完成的。当这样的需求到来，执政者是否能适时地化危机为时机？更具体来说，当中国再来一次类似“六四”的民主运动，意欲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执政者，能否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并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而不是单纯地依靠国家机器强力维稳。对于第二个问题，虽然习时代的“新常态”在范式转移下，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肯定与否定、进化与革命，最终免不了被替代，但是这一概念的形成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首先，虽然“新常态”并无具体模式可循，但却提供了方法论，借助此，当扭曲的“非常态”出现时，就不至于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其次，“新常态”使得非常态下的顽疾和病症得以暴露于广场中央，公众的习以为常一再被颠覆，打破旧思维、旧观念的沉疴也为大辩论时代提供了更多可能。而思想市场的开放，为时下中国所缺，最是要命。如何在开放、公平、公开的情况下，让中国的思想力量拥有言论自由的保障，从而能够健康成长，形成中国的思想力量，是建设“现代中国”的关键一步。
将习时代的“常态化”放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来看，亦是兼有机遇和挑战。一方面，中国在各个方面的“常态化”，势必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另一方面，世界政治格局从单极化走向多极化、全球化，也为中国之常态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两者的良性互动，不仅有助于解决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主权纷争，比如中国的南海问题和钓鱼岛争端，也为本国“集中力量办大事”腾出了时间和空间。一个理想的状态是，中国一步步变得正常，而这种正常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促成了世界的正常，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层面上的“天下大同”？
王岐山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大革命业绩给出了不一样的阐释。在作者托克维尔看来，不管大革命怎样激进，它的创新程度远比人们普遍认为的少得多。它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同样也会坍塌，这里早些，那里晚些，只是它将一块块地塌落，不会在一瞬间崩溃。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业绩。对于习近平而言，实现全方位的“常态化”之重担历史地落在了身上，虽然可能会经过短期痉挛式的阵痛，也可能在摸索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意外”，但“常态化”已经是大势所趋，这里早些，那里晚些，不是是与否的问题，而是早晚的问题。把握住了机遇，即能成就划时代的伟业；经受住了挑战，唤醒中国乃至世界也不是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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