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这个概念是比尔格罗斯的发明，其本来只有经济学的内涵，但是，当这个词在今年五月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借用之后，已经迅速拓展到包括政治在内的诸多领域。
在经济学领域，“新常态”的描述的态势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在经历了胡温时代经济的高速增长之后，因为要消化前期政策和结构调整，中国经济将在中长期内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增长速度。这个增长速度大概在7.5%左右，和胡温，甚至于江朱时期动辄10%甚至13%的年增长率相比，速度已经低了很多。所以，当在经济学意义上谈到“新常态”，习近平是要告诫经济界做好准备，不要再做梦以前的强刺激政策，不要太在意与GDP增长速度，而是要适应这样相对适中的增长速度，以换取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的时间和政治空间。
因为经济增长放缓，国家财政收入也会逐渐放缓。自朱镕基进行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收入每年大幅增长，地方也因土地财政而富得流油，但另一方面，民众收入增长却非常缓慢，国富民弱成为常态，普通民众不仅很难从经济增长中获取收益，反而要分担因为增长所带来的各种成本。现在，因为宏观经济增长长期放缓，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也势必长期放缓，习中央还要透过分配制度的结构性改革让民众从经济增长中得到好处以稳固本届政府的民意支持，获得人民群众对本届政府各项政策的认同，这就意味着中共官僚必须要改变过往大把花钱的坏毛病，学会过紧日子。在这个意义上，“新常态”已经有了政治经济学的意义。
在习近平推出“新常态”这个概念的时候，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深入改革，反腐工作也在同期高压进行。在改革的视野下，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习近平操刀推出了六大领域的数百条改革决议，并自任中央“深改组”组长。透过这些举动，习近平已经将改革和自己的政治生命进行捆绑，这就决定了在习近平时代，改革将是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不断改革也因此而必然成为习近平时代的政治新常态。在反腐视野下，习近平上任以来和王岐山掀起的反腐运动成绩斐然，借由反腐整风，习近平不仅遏制了腐败，收揽了民意，重振了党纪，也经受住了外界在其上任之初对其施政能力和空间的质疑。习近平和王岐山不可能容忍贪腐之风蔓延深入，“对腐败要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对腐败要保持零容忍态度”等宣誓，都显示反腐将成为习近平时代的另一大政治常态。在改革与反腐的视野下，习近平的“新常态”已经具有完整的政治特征。
事实上，在习近平的“新常态”概念推出之后，已经有媒体评论人士如“牛泪”等对此进行过政治定义，认为“新常态”除了其经济内涵之外，在政治上还应该至少包括改革、反腐、外交和中共高层政治等四个维度。在这四个维度中，改革、反腐和中共高层政治呈现的“新常态”是在中国国内展现，而外交维度则已经有了全球范围的意义。
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外交理念有了很大转变。在过去三十年，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一直是指导中国外交的最高准则，中美关系一直是中国外交的核心内容。但是，考察习近平最近两年来的外交轨迹，能发现中国外交正变得更加积极主动，中国正越来越多的在国际事务中展示存在，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却在持续降低，两国关系已经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滑落到战略博弈关系，“去美国化”在一定范围内成为热门话题，这些变化都预示着中美关系的不妙前景。在中美主导的全球大国格局下，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两国的不同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外交理念和政策变化等等，都势必投射到国际事务中去，也许在未来十年或二十年内，全世界都突然发现要适应这种变化，适应中国的存在。这其实就是习近平“新常态”理念在国际上的外延性存在。
退一步讲，即便抛开这些国际政治方面的内容，就以“新常态”原本涵盖的经济学意义而言，这种新的变化也必然会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在过去十几年内，快速发展的中国已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有数据显示，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已经超过50%。中国是世界很多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资源能源，中国财政经济或货币政策和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具有越来越超出国家范围，具有强烈的世界属性，而在过去几十年内，这些还都是美国的专属。在过去一两年内，因为中国经济放缓，全世界都变得紧张不安，不少国家因此而调低了经济增长预期。世界之所以对中国如此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因素。所以，就算仅仅从经济学意义上考察，习近平的“新常态”也具有超出国家边界的属性。也就是说，世界不光要在政治层面适应习近平提出的“新常态”，在经济层面也必须要学会适应这种新的常态性变化。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