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个全新时期，许多体制与措施是新的。因此，我们也同样需要有适应‘新常态’的思维与态度。不论是对国家还是个体，都如此。”6月初的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在《大转折时代需要“新常态”思维》一文中如是说。又有人说，“新常态”这一概念，在宏观经济领域被用于形容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而推此及彼，放大到当下的整个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也许，“新常态”从一开始便注定是“缓慢而痛苦的过程”。
新常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注定要经历政经格局尤其是中共自身转变的阵痛
导引于习近平抛出的“经济新常态”，“新常态”已渐次成为扩展至全局的治国新思维。那么，从当下看，它便要求习近平切割旧时代的治国模式，将三十多年以来形成的治国框架遗存进行现代化改造，彻底抛弃中共对敏感地带（包括政治敏感和现实利益敏感，如党政关系）的暧昧不清态度。一个最为明显的迹象便是，若果说彼时的统治具有浓厚的人治思维特色，一切以政治动员作为社会运作的基本形式的话，那么当下“新常态”便是改弦易辙，甚至具有某种程度的推倒重建的“脱胎换骨”式手术治疗。打扫卫生，重构国家社会关系，对于整个国家的国民心态，尤其是对于中共自身和党政官员而言，必然是一次千转百回的“蜕变”与新生。或许若干年后再看今年，以“换了人间”喻之未尝不可。
前夜的“风暴”：“砸烂”一个时代
涉黑、唆使杀人、骗贷、洗钱、巨额赌博、行贿、偷税，甚至操纵司法买官卖官，号称“三晋第一煤老板、山西赌王、山西地下组织部长”的张新明一朝失势，触动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开关。不仅由其搭建的“黑金帝国”顷刻崩塌，“省部级高官杀手”席卷山西政界。如今，山西常委班子13人中两人调离、5人落马，几乎遭遇“血洗”。在中共建政以来的“历朝历代”，诸如一举“血洗”山西政坛的动作必属罕见。这一非常政治态势或只有薄督之下的重庆可堪比肩。犹如当年邓小平复出革故鼎新以解放思想破题，如今习近平也寻找到了砸烂一个利益固化的旧时代的突破口----反腐。风暴横扫之时，正是一个反腐大局下非常政治的极端案例，成为习李上台最得民意、最具有直观意义的标志。不过，“风暴”并不局限在反腐。官场恶习在整风运动中受到严厉的整顿，面对隐形利益的萎缩，许多官员不得不重新选择去留；繁复的行政审批在李克强简政放权的震怒下，成百上千项地被废止；承继于苏联、被地方畸化为“维稳工具”的劳教制度，在经历一场场人间惨剧后被一朝废除；而困扰历朝历代并在近年走向极端恐怖主义袭击的新疆问题也受到重新审视，从彼时的羁縻策略到铁腕，再到“分而治之”的全民反恐与社会化改造风暴席卷而来；高考不再区分文理科，回归人文素养和中华民族传统自信；“中国版的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城乡二元户籍，在实行了半个多世纪后退出历史舞台……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改革开放的历史拐点，中共宣布放弃唯GDP主义，这意味着对长久以GDP为导向的发展模式的抛弃。它所造成的冲击无疑是全局性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模式本身，还直接触碰党政官员的艰难“转变”的痛处，乃至中共固有的领导权威和角色的“衰落”……
这一切看似激进的“新政”风暴，都有其历史发展的内在必然逻辑。但当十八大后一系列动作铺排而来，甚至令人感受都从“破”到“立”快刀斩乱麻的果决时，破除利益格局、摇撼官僚体制、改造思想迷信，即便不是砸烂也是消除三十余年来改革开放“旧传统”的风暴势头猛烈。我们无法认定它必会结束一个“时代”，但毫无疑问，它至少是一个对既有社会形态的修正。一个一切围绕政治权威，即使连经济行为也以政治号令为尊，或者说党的权威为主导的时代可能会终结。
是的，也许从一开始，习近平便将自己摆在一个比我们起初想象的更大的历史坐标系中。若干年自由派学者多次警告中共已经处于在一个历史的节点，如果不迅速回应民意迅速启动政改，中共将丧失最后的机会。这一等，又是数年，直到江山易主，习近平李克强上台。
也许正应为如此，他们正好面临的绝不仅是一个复杂的时代，而且危机四伏，不得不改。官民的尖锐对立，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根本性的质疑甚至是否定，暗潮汹涌的背后其实是对现实的不满。在这样的生态下，旧有的格局会存在多久，或者说是否能够继续延续，都必然是令中共高层不得不寝食难安的难题。在社会不满情绪蔓延的情势下，中共的回应与承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消弭这种弥散的负面情绪呢？也许对普通人们来说，信心是最重要的。而信心树立的前提，便是当局一别于之前的气象。
习近平“新常态”思维的立体认知
有破必要有所立，风暴之后，正是收拾局势重建的最好契机。也许习近平从一开始在抛出“新常态”这一概念时便不单是就经济而言。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首席宏观研究员管清友，民生证券研究院宏观研究员朱振鑫在《学“习”新常态：中国政治经济大趋势》一文中便称，回顾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事件，我们会发现一种不同以往的政治生态的确正在中国悄然萌芽，不一样的亮相，不一样的反腐，不一样的政治局会议，不一样的“组长”……“新常态之下，我们既要重新认知中国的经济，更要重新理解中国的政治。在一个全新的时代里，一切惯例可能都会被打破，一切新规都要重新学习，直到习以为常。”从“破”到“立”，中共在告诉人们平常心看待50余“大老虎”落马，平常心看待经济增速下行至7%，而国际社会也应以平常心看待中国的崛起和自我正当权利的“声索”……由此，对于习近平的“新常态”思维，人们似乎可以有更丰富的猜度。
其一，习近平对于自己以及当下中共所处的历史阶段及其使命有清晰的定位，而“新常态”则正是从“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主义探索到中国模式逐渐定型时的自信情形下才提出的。
“新常态”应该怎样解释呢？笔者以为，首先，如同世界其他的国家，“新常态”可以视为习近平所谓的改造上层建筑的自适应过程，或者叫“自我革命”。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封建历史上，王朝兴替意即革命以及自上而下的自我维新改良是对社会关系调整、推动历史进程的两大方式。从春秋战国时期封建社会形态取代奴隶社会形态，一直到围绕着农耕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土地兼并问题----进行的历次改弦易辙，统治层总希望在不触及统治权威的前提下或者说出于维护草创伊始的权威，以及外在的阻力调整统治策略，以及最根本的是调整利益分配的格局，自上而下的改良总是遭遇自下而上的改革遭遇的倒逼。
从经济角度上，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汉朝的编户齐民、三国时的屯田制、唐朝赋税制度（租庸调制以及杨炎的两税法）、再到北宋昙花一现的王安石新法，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以及清代雍正朝的“摊丁入亩”，都是因应地主统治阶层与农民阶层的阶级矛盾所做的制度改良，从本质意义上与王朝兴替所做的周期性利益调整只有烈度和程度的区别。而从政治上说，用人上的军功爵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一脉相承；中央机构上，从裂土封疆到中央集权，从三公九卿到绵延千年的帝相争权（三省六部，到罢相再到军机处设立），则体现了统治阶层内部的利益和权力调整。总之，其中的变革与确立，无不是治乱兴替中，因应历史和时局矛盾转变的自适应性调整。适应社会矛盾的不同演进，政经生态乃至社会结构、思想文化都会发生整体性的变局。
从这一角度上认识，“新常态”则可以看作一种统治策略和思路更弦易辙的过程，即从毛邓探索时期的混乱状态走向统一有序的治理状态的历史过程。或者说，从非常政治形态下，进行现代化改造，破除改革开放至今固结的利益格局以及僵化思维的。或许，在成体系的设想中，习近平对此有明确的历史定位和责任认知。
其二，“新常态”意味着现代化“改造”，核心即是去人治化和党政化而就法制化、制度化，以此树立有章可循的“常态化”统治。不过，需要明确的是，这一现代化是与西方的所谓“现代化”相区别的。一切迹象显示，习近平拥有强烈的自我身份认同自信，便将其贯穿到自己所有的执政思路中，对西方普世价值的改造抱有深刻的戒备。也就是说，“新常态”必须是“中国特色”的本土产物，而非舶来品。
多维新闻此前曾刊载多篇文章解析习近平中共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认为这是其向执政党转变的必然。今年8月末，中共政治局通过《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这一方案被视为中共确立自己的角色定位，尤其是党与国家的关系，又如何对自己进行现代化“改造”，进而改造整个国家形态的“答案”。从基础层面讲，长久以来甚至直到今天，中国奉行以行政权力推动经济的国家主导性经济。在此背景下，政治权威成为左右一切的力量，甚至即使在市场经济机制下。政治权力的主导易滋生官商结盟和制造社会不公。对于商人来说，最实用主义的信条是官员让渡的“特权”而不是市场规则，这也形成当下贪腐案件，官与商总是如影随行的原因，正如我们上文所提到的山西官场窝案。而对于党政官员来说，“党的领导”地位现实地表现为党权凌驾于一切之上，法的地位实际上被虚置，并被代之以党政官员尤其是一把手掌握杀生予夺的不正常状态。这显然是与现代文明相违背的。
因而，面对此挑战，相信中共即便不会主动回答法大还是党大之类尖锐冲突，但是执政危机面前，习近平显然已决意在其中进行有益的调和，将党政权力必须纳入有效的监督控制之下，在国家则树立法治权威，而在中共自身，为今之计寻求则是将“党鞭”职权进行制度化的确认巩固，同时“严进宽出”改造中共党员个人，将一切行为纳入制度约束的轨道中。
其三，此外，习近平的“新常态”思维虽然并未公开指涉对外领域，但却是最早呈现“新常态”迹象的。一般意义上，人们认为，日本是一个在国际舞台上的“非正常国家”，遭遇很多刚性制约。但这只是表面，从某种意义上，中国所遭遇的“非正常待遇”甚至比日本更多，这是有其国家上的隐性判断所给予的。
从历史上看，中国盛极一时的东亚统治秩序不仅不同于西方以霸权势力划分从属，也不同于单纯实力相当国家之间的相处模式。不管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所产生的心理压力，还是在观念中大国崛起所必须以牺牲弱小国家利益甚至以攻击性行为挑战地区稳定的历史告诫，生在“小国”簇拥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中国哪怕合理的主张都有可能被冠以“霸凌”邻居的指责。于是，中国长久以来时刻幻想“避嫌”，韬光养晦或者说更为严重的妥协避让，从而导致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处于一种令国内外都不满的心理不平衡状态。
所以，习近平上台的动作可能正在告诫人们，中国是有权力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而不必任人指手画脚。这听起来可能令人感觉我行我素甚至刚愎自用。但平心而论，这种应有的自信而非畸形的心理扭曲也许对国家利益是至关重要的。
一句话，中国应该成为与美国一样具有“正常”战略魄力的国家。正如，当中国在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时所提到的反驳，“美日很早时候就设定了防空识别区，为什么中国不能？”借用一句古人的处世之道，“彼人也，吾亦人也，彼能为之吾胡不能？”所以，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常态化巡逻钓鱼岛，积极扩充包括航母在内的军事实力，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独立自主地处理南海争端而不必顾念“欺负弱小”的国际舆论，都是自信进入“正常化”国家的重要衡量标准。
概而言之，“新常态”尽管是一个至今仍暧昧不清的、高度抽象化的政治概念，对于其中具体所指众说纷纭。但笔者在此更倾向于认为，它是体现中共当下改革决绝态度的系统化新思维。它从属于既定的历史发展逻辑，即实现现实破局所不得不进行的对中共建政以来历史传统的划断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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