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夏季，中国的《广西日报》副刊部提出了一个颇具终极关怀的命题，即寻找广西南宁、桂林、柳州、北海、梧州五大城市赖以生存的文化之根。他们请居于当地的作家以“城市·人文·印象”为题，写出各自城市的印象，市民如何做人？城市如何建设？以及在何种价值水平上思索乃至实践。也就是寻找城市的人文，以寻求文化自信心。正如编者按所言“人文精神将是21世纪城市发展的主题词”。
夕阳下的城市
于是，城市话题成为文化传媒的宠儿。之前，央视热播的《一个人和一座城市》大型系列纪录片、山东台的《城市名片》等，纸质传媒更是铺天盖地，《新周刊》、《城市画报》、《三联生活周刊》、《上海文学》、《东方》、《书城》、《南方周末》、《文汇读书周报》等等都在关注城市，有的还因此成为主要的卖点。尽管各路精英纷呈，但有一点认知是共同的：文化传媒如此关注城市，是消费社会的产物。如今，城市已渐渐被改造为一个消费的巨型场所，而人们在其中的消费不仅要满足其日常生活最基本的“需求”，即物质价值；还要有超越“需求”的文化“欲求”，即精神价值，缺一不可。这为城市新的发展提出了挑战。
90年代以来，城市物质价值的快速发展大多遵循的是实用主义，正如社会达尔文主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能快速富强就有价值，否则没有价值。他们强调工具理性，在城市发展中从工具、目的来确认其价值取向和实践，即有没有实用性，有没有价值，能否使我迅速富强。这种强烈的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轻视精神价值，忽略不能快速富强的人文学，更缺乏对人文资源是人类的社会资本的认知。于是，城市缺失人文。于是，便有尚巾对南宁因缺乏商德而“挂不旧的牌匾，开不完的新店，精神传统，点滴不存”的尖锐批评；便有刘明文对柳州人视自己的文化底蕴不见，男女老少顺口一溜就是粗话的无奈，为此年轻的签约作家杨忆说他早在20年前（也就是十几岁时）就改口说普通话，只为“与柳州粗口告别”；便有了廖德全对北海人“新贵”嘴脸的无情针砭。读着这些对文化有抱负、有敏感度的文字，我感受到作者们深刻的人文关怀。我们的城市有太多没有人文关怀的人文学者或别的专业人士，他们也许满腹经纶或有出众的科技才能，却对社会方方面面没有兴趣，更没有以赤子之心参与社会尤其是质疑社会，从而为建设社会而尽心力，其中也有从文参与社会的，却往往止于皮相或媚俗做秀或一味赞歌，甜得发腻，麻醉公众。因而人文关怀不是一个专业学术的选择，而是公众知识分子们为我们的社会发展储蓄社会资本、文化能力、伦理精神价值的努力而显示出来的大智大勇，那是一种精神。
中国的《广西日报》关于城市的五个专版都在不同程度上显示了作者以及编者的人文关怀，尤其令我折服的是编者的眼光，他们把那些文字传神而有张力、富于批判精神和战略意义的厚实文章放于专版头条，编者的这份理性自觉本身就是人文精神的一种体现。在这组头条文章里，尚巾和廖德全都不约而同地直击城市发展急功近利的物质主义。尚巾抨击的南宁那种只看眼前利益、缺商德“开不完新店”的短视行为，到了廖德全笔下则成了“新屎坑文化”：北海人“喜欢新的，新酒楼，新商场，新茶房，新洗脚堂，新按摩室，刚打锣鼓才开张，再偏再远也频频相顾”，因为“在北海大街上看不到文化”，犹如尚巾所言“南宁缺了老招牌，南宁少了名人谱”，即使一时“火”了，随即便因丢了品质而丢了招牌丢了南宁的尊严。因而，他们在寻找自己城市的精神价值，呼吁发展自己城市的社会资本。
美国科学院院士、儒学大师杜维明教授认为：“面向21世纪，任何一个人类群体如果要进一步地发展，它就应该掌握各种不同的资源。除了经济资本之外，还应该发展社会资本；除了科学和科技的能力之外，应该发展文化能力；除了智商之外，还应该发展伦理；除了物资条件之外，还应该发展精神价值。”否则，经济建设的富强只能是短期的，其前景值得忧虑。犹如我们的柳州，在广西是首富了，“广西每三分钱中，就有一分钱是我们柳州人创造的！”当你刚对这份物质创造力心怀敬意时，却遭遇满街的粗口，哪怕你身处柳侯祠，你还能对这个城市敬礼吗？“柳州篇”在呼吁柳州人从自己做起，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以提高自己城市的文化形象。
这些都是城市人文中市民如何做人的问题，而城市又该如何建设？
还是在头条文章中，我还惊喜地读到另外几篇具有高屋建瓴和战略意义的好文章，即黄伟林的《桂林啊桂林》、沈东子的《玲珑地球村》、吕嘉健的《站在边缘的徘徊者》，他们在对自己城市的传神描绘中都不约而同地讨论了城市发展中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现代与传统的问题。
是的，当代人类社会既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又是一个本土意识越来越强烈的时代。那么，我们的城市如何在这两个相互冲突，而又同时并存，且影响相当大的基本潮流中发展自己？举目回顾，全国千城一面的摩天大楼、超市、景观大道、曝晒在烈日下的广场，城市迷失了个性。可见我们的都市意识还是肤浅，我们总在复制别人的城市。记得三年前，上海人正为上海市日新月异发展为新都会而欢欣而骄傲之时，杜维明在哈佛的同事、著名学者李欧梵教授在上海师大作了《上海与香港：双城记的文化意义》的演讲，并随即发表，一时洛阳纸贵。对上海人乃至国人而言，这无疑是一柄催人警醒和反思的利器。我曾见过这位风度翩翩的著名教授，这回他提出批评的是“新上海的城市景观看上去就像是镜像的镜像—对香港的现代或后现代复制，而香港长期以来一直是以老上海为蓝本”的。这是不是历史的反讽？上海在发展中是否有传统断裂现象？从李欧梵教授的呼吁中我们领悟到了什么？
我们必须注重现代性中的传统。
传统中的桂林不仅“山水甲天下”，而且还是中国人才资源的一个重镇，黄伟林历数先贤之后认为桂林的先辈们担当得起“地灵则人杰”的说法，而在当代，桂林的记忆却出现了断裂。他说“当代桂林，就人才的成长与人类的创造，实在乏善可陈”。他质问桂林人的同时也叩问自我：我们创造了什么，我们将以什么留下给予我们的后人？他认为桂林的传统主要在于治水和教育。治水从秦代巧夺天工的灵渠到今天两江四湖的沟通，这可以跟自然传神的天人合一的工程有着很强的继承性；而在南方一直有倡教育之风的桂林今天却没有张扬传统。教育在桂林的确有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且不说这里是广西的书香之源，更不说进入全国教育前沿的清代，单单说抗战时直追西南联大的桂林广西大学、桂林师院的声望，那时桂林的文化教育是“精神城堡”的英姿，绝非今日“职业培训所”的招牌。我们知道今日的教育重在工具理性与实用主义，现实社会对大学的期待更是重在专业乃至功利，而非人文关怀。今日桂林的文化教育中有几人对他们身后那份曾经灿烂辉煌的人文背景一再提起？那背景是一道文化巨人墙呀。更为悲凉的是，大多文化旧址连标志都没有，是我们在断裂传统。是该呼吁：今日的桂林在先贤们曾经走过却又转眼荒芜的我们的城市里，紧追先贤，重新踏出一条文化教育之路，以累积自己的人文资源，街接上桂林文化教育“这根深叶茂的传统。”从而真正实现桂林山水人文相映的梦想。那时的桂林便是世界的桂林，我们自己的桂林了。什么小费心态、回扣意识、盆景小品一一超越。这难道不是又一份深刻的人文关怀？
吕嘉健对梧州的反思也同样富于文化使命感。这位研究岭南文化近20年的学者，对梧州的“现代封闭”性，一味“等待”、“徘徊”的边缘性以及甘于处在广西“劣势颓势”的消极心态一一给予了尖锐的批评。要知道，梧州是近代广西最得风气之先的城市。因为近代中国新思想最初多发端于珠江三角洲，那是岭南文化的中心，又与此前中国唯一面向欧美的窗口澳门最接近。从林则徐、魏源到洪秀全，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都是从此突破传统思想樊篱，看到国外世界的，外侨也多从此登陆中国。为此，与之一衣带水的梧州比任何广西人都更早领略到新思想与新文化，然而，文化的短暂辉煌，并未能使梧州变成各种文化的汇聚之所。吕嘉健对梧州人一次次错失发展良机，以及现代文化断裂使文化梧州的精神资源无法累积的因由进行了深刻剖析，笔力老辣犀利，有着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建设意义。今日为时还不晚，吕嘉健们尚可追先贤。
是的，在先贤的辉煌中，我们是否还可追问：今日柳州人为何不去寻找柳宗元的足迹，追问他在柳州做了什么？被今日中国学界确认的富于现代意义的古代思想家不过六七人，为什么柳宗元能跻身其一？忽略如此丰厚的人文资源，难怪“他乡写作”的彭匈要责怪柳州人“质而不文”了。我们还可追问：南宁绿城建设如何才可能天人合一？国际民歌节如何强化民歌和主体意识？绿意歌韵如何才能成为南宁的城市文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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