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份和7月份，习近平两次提到“新常态”一词，主要针对的是中国经济运行进入“增速换档”时期，调结构，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仅仅是速度。习近平指出，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之后《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不断在显要位置刊登相关文章，讨论也主要围绕经济层面。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首席宏观研究员管清友和民生证券研究院研究员朱振鑫在《学“习”新常态：中国政治经济大趋势》一文中，首先从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来解读“新常态”。最近知名政治评论人牛泪在发文，从政治角度解读“新常态”，他指出今后反腐、改革、外交、高层政治都将迎来新常态。最新多维网连续发表多篇文章从政治角度来关注“新常态”，获得官方媒体关注。对于“新常态”的讨论进入新的一轮热潮。
“新常态”一词首先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Mohamed El-Erian）提出的，意指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缓慢而痛苦的低增长过程。人们用“新常态”来描述当前中国经济的运行态势。除了经济上的理解，“新常态”也有很多不同的引申意义。比如，打破旧状态，形成新状态；危机后形成的新的正常状态；打破旧道统和旧思维的限制；有时，这些引申义甚至比它的原本含义更加重要。
“新常态”一词，指没有固定模型可言，借此来解释或定义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变化，而且只具有暂时的有效性，因为可能不久后又会有新的变化出现，代替现在的变化。
习近平上台执政以来，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习近平一手靠密友王岐山领导的中纪委大力反腐，另一手则是亲自抓深化改革，试图打破既得利益的束缚，给社会带来积极的变化。以此来赢得民心和对中共执政的支持。在反腐和深化改革这两个方面，虽然这一届政府上台只有两年时间，但是确实是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可以称之为开创了政治领域的“新常态”。
先说反腐。针对十八大领导人换届而引发的内部危机主要包括薄熙来、王立军事件等等，甚至坊间传闻的周永康、薄熙来的政治同盟等等。使中共面临前所未有的执政危机。十八大刚一结束，就宣布十八大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被调查。之后1-2年围绕着周永康，石油帮、四川帮、政法帮进行调查，他曾经的下属和亲信包括但不限于十八大中央委员蒋洁敏、十八大中央委员李东生、十八大中央候补委员王永春，还有正部级的李崇禧，副部级的郭永祥、冀文林、李春城等至少7名副部级以上的官员被查。直到今年的7月29日，中央终于公布了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被调查，最后的谜底终于揭开了，这也是建国后第一个以反腐的名义被调查的政治局常委级别的官员，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十八大以后，被调查的副省级以上的官员多达48人，其中包括1位正国级官员，2位副国级官员。光今年就已经调查了28位副省级以上的官员。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有3人被调查了，分别是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徐才厚成为第一位被调查的军委副主席。今年光山西一省就被调查了5名省委常委，7名副省级官员，被调离2名省委常委，其中包含省委书记袁纯清，创造了单个省份被调查的最高纪录。虽然周永康的派系不能排除政治斗争的嫌疑，但是除此之外的官员则基本上都是因为贪腐被调查的。这样的反腐成绩是改革开放以来，力度最大的，体现了中央反腐的决心。也反映了，习近平以反腐作为改革等各项工作的突破口。王岐山最近透露，习近平曾说，反腐是本届中央委员会向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交代，这事他得抓五年。反腐要讲“不敢”、”不能“、”不想“，经过这两年的反腐败，官员已经基本能够做到”不敢贪“了。尤其是最近山西政坛的动荡，更是让很多人觉得反腐也进入了“新常态”，袁纯清作为省委书记，为本届省委常委有5位同志因腐败问题被调查负领导责任，尽管他本人没什么大的问题，仍然承担起了“主体责任”，被调离省委书记一职，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这一闲职。山西被认为是整个官场的政治生态出了问题，中央试图通过强力反腐、全党整风等系统治吏动作，来试图构建一个健康的政治生态。此后的三年反腐仍然是中央的一项重要工作，先通过治标的方式，最后试图达到治本的目的，建立起反腐的长效制度机制。转变全党上下腐败的不堪形象，扭转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重塑共产党员的威信。所以说，反腐仍将是未来政治领域的新常态。高压反腐会一直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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