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高考不再分文理科，高考总成绩改由高考的语数外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两部分组成。此意见一出，引起争论无数。专栏作家叶克飞在《腾讯·大家》发文表示，文理不分科注定是跟素质教育一样，是念歪了的经，寄望于“改良”，无异于饮鸩止渴，是一种打着改革旗号的瞎折腾。
与教育领域的历次改革一样，文理不分科也被赋予了崇高意义，号称将会破解“唯分数论”、“一考定终身”等问题，增加学生选择机会，减轻学生压力，推进素质教育。
高考改革文理不分科
过早的文理分科，弊大于利。
关于过早文理分科的弊端，最常见的说法是：理科生没有人文情怀和文化底蕴，文科生没有科学素养，因此都只能算“半个人”。这个推论在逻辑上原本没有问题，但涉及中国教育现状时，我认为并不准确----难道现在的文科生都有人文情怀和文化底蕴？难道现在的理科生都有科学素养？情况绝非如此。
人文情怀当然重要，它很难像科学素养那样有一个量化或显性表现，但它是个人积淀的体现，也关乎人的三观、修养和情趣。可现在的语文教学能带给青少年多少人文情怀？主动的、跳出课本的大量阅读，远比我们的课本更可靠。至于充满谎言的历史教科书，让人无力吐槽的政治课本，都属于长大后弃之不及的东西，又谈何文化底蕴？多少人一辈子都没能把扭曲的三观扶正？即使扶正，又经过了何等漫长和痛苦的过程？从这一点来说，我倒是羡慕理科生多些，即使理科的教学也存在许多问题，科学素养也并非单纯的数理化教学可以确保，但确实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当然，我还是建议理工科学生多读人文类书籍，不然同样会面临三观不正的问题，也会有审美缺陷。总之，文理分科绝不是学生知识素养不够全面的根本原因，它甚至只是某些人推卸责任的替罪羊，或者是某些人意图瞎折腾的借口。那么，文理不分科又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对于文理不分科，许多教育从业者或学生的隐忧仍然集中在技术层面。比如有人认为，自主选择三门科目计入高考总分这一设置，也许会让一些不易得高分的科目遇冷。另外，针对“通识教育重来”的说法，许多学生提出了异议，认为负担更重了，也不利于个性发展。许多家长认为，文理不分科后，每个科目都变得十分重要，均有计入高考总分的可能，以前是“高三拼搏一年”，现在是高中三年都围着高考转，谁也不敢在高一、高二随意放弃某门课程，因为你很难预估它会不会与你高考的方向相关，这样一来，孩子的负担只会越来越重。
但是，正如文理分科绝不是学生知识素养不够全面的根本原因一样，文理不分科也不是学生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解决唯分数论的痼疾，如果真的能让教育回归“育人”这一本原，学生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不管文理是否分科。所以，从“加重学生负担”角度反对文理不分科，压根没有瞄准靶心。我对文理不分科的不乐观，基于这样一种社会常态：任何先进理念，在这个国家往往都会变成念歪的经。
素质教育就是个最好的例子。面对枯燥且压力山大的应试教育，无数人曾憧憬过素质教育的到来。可是，已经执行多年的素质教育真的实现了吗？你以为把百分制换成等级制，让学生去弹个钢琴就是素质教育了吗？这只是形式主义而已。素质教育不仅仅是所谓的才艺，而应该是健全人格、良好品质以及全面知识的集合。在当下高考制度面前，所谓素质教育无非是一句空话，瞎折腾之后，最看重的仍然是分数。
被念歪的素质教育还滋生了一种新的腐败，某些人通过所谓的招收特长生寻租牟利，也有些人通过所谓特长安排子女进入心仪学校。
更可怕的是，素质教育进一步缩窄了寒门子弟的上升空间。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存在，但在以往，寒门子弟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几率相当高。我年少时在青岛，家中虽不富贵，但总算温饱无忧，父母也重视教育，买书从不手软，我也认为一切天经地义。初二那年回到广东老家，就读本市唯一的省重点中学。当时，因为交通问题，位于郊区某名人故居背后的该校，生源大多来自本地乡镇的农村家庭，城市生比例极少（城市生源多选择城区内的其他重点中学，我起初纯粹是因为贪图住校自由而选择该校）。即使有些同学的父母已经洗脚上田，借改革开放之风先富，但在九十年代初期仍嫌观念落后。那时，同学中的大多数还从未出过广东省，眼界相对狭窄，没有人拥有独立书房。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我提及自己六岁半读《三国演义》时，引来了所有人的嘲笑，可是，这在青岛并不算特别罕见，我的小学同班同学中便有好几个，只要家庭教育良好，从小打下一定古文基础，读《三国演义》这样的白话小说，难度其实并不大。至于读现当代小说更是寻常事。也正因此，我与我的新同学之间形成了一道抹不平的鸿沟，他们认为我胡说八道，我觉得他们无知透顶。
很多年以后，我才能体谅我的初中、高中同学们。他们来自农村，在他们七岁之前，甚至字都不认识几个，更别说看书了，他们又怎能理解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些同龄人，从小就拥有书房、书柜，从小就读书呢？那么，文理不分科又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对于文理不分科，许多教育从业者或学生的隐忧仍然集中在技术层面。比如有人认为，自主选择三门科目计入高考总分这一设置，也许会让一些不易得高分的科目遇冷。另外，针对“通识教育重来”的说法，许多学生提出了异议，认为负担更重了，也不利于个性发展。许多家长认为，文理不分科后，每个科目都变得十分重要，均有计入高考总分的可能，以前是“高三拼搏一年”，现在是高中三年都围着高考转，谁也不敢在高一、高二随意放弃某门课程，因为你很难预估它会不会与你高考的方向相关，这样一来，孩子的负担只会越来越重。
但是，正如文理分科绝不是学生知识素养不够全面的根本原因一样，文理不分科也不是学生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解决唯分数论的痼疾，如果真的能让教育回归“育人”这一本原，学生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不管文理是否分科。所以，从“加重学生负担”角度反对文理不分科，压根没有瞄准靶心。我对文理不分科的不乐观，基于这样一种社会常态：任何先进理念，在这个国家往往都会变成念歪的经。
素质教育就是个最好的例子。面对枯燥且压力山大的应试教育，无数人曾憧憬过素质教育的到来。可是，已经执行多年的素质教育真的实现了吗？你以为把百分制换成等级制，让学生去弹个钢琴就是素质教育了吗？这只是形式主义而已。素质教育不仅仅是所谓的才艺，而应该是健全人格、良好品质以及全面知识的集合。在当下高考制度面前，所谓素质教育无非是一句空话，瞎折腾之后，最看重的仍然是分数。
被念歪的素质教育还滋生了一种新的腐败，某些人通过所谓的招收特长生寻租牟利，也有些人通过所谓特长安排子女进入心仪学校。
更可怕的是，素质教育进一步缩窄了寒门子弟的上升空间。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存在，但在以往，寒门子弟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几率相当高。我年少时在青岛，家中虽不富贵，但总算温饱无忧，父母也重视教育，买书从不手软，我也认为一切天经地义。初二那年回到广东老家，就读本市唯一的省重点中学。当时，因为交通问题，位于郊区某名人故居背后的该校，生源大多来自本地乡镇的农村家庭，城市生比例极少（城市生源多选择城区内的其他重点中学，我起初纯粹是因为贪图住校自由而选择该校）。即使有些同学的父母已经洗脚上田，借改革开放之风先富，但在九十年代初期仍嫌观念落后。那时，同学中的大多数还从未出过广东省，眼界相对狭窄，没有人拥有独立书房。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我提及自己六岁半读《三国演义》时，引来了所有人的嘲笑，可是，这在青岛并不算特别罕见，我的小学同班同学中便有好几个，只要家庭教育良好，从小打下一定古文基础，读《三国演义》这样的白话小说，难度其实并不大。至于读现当代小说更是寻常事。也正因此，我与我的新同学之间形成了一道抹不平的鸿沟，他们认为我胡说八道，我觉得他们无知透顶。
很多年以后，我才能体谅我的初中、高中同学们。他们来自农村，在他们七岁之前，甚至字都不认识几个，更别说看书了，他们又怎能理解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些同龄人，从小就拥有书房、书柜，从小就读书呢？也是在中学时代，我总以有特长的偏才自居，无比讨厌书呆子，经常嘲笑某些同学平生只读过课本。但也是在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他们确实没有机会也无暇去读课本以外的书，因为家境不允许，也因为考试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但如果他们晚生十几二十年，面对的也许是另一种境况：他们的同班同学，有的是钢琴N级，有的是棋类冠军，有的早早就有一口流利英文……这些都是随时可以击败他们的武器。他们还应该庆幸，在他们的年代里，即使是一个毫无见识的学生，写老套八股的作文同样有望拿高分，即使是别人完全听不明白的哑巴英语，也能得高分，成绩大多数时候都和阅读量、思维的活跃度以及实操能力没有直接关系。可是现在，仅仅是见识上的差距，就能让许多寒门子弟的心态发生变化。
富裕家庭的孩子从小就能获取更多的资源，拥有更多开拓视野的机会，这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无法回避的现实。但一个好的制度，一个正常的社会，能够为寒门子弟提供足够的上升渠道，提供依靠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机会。可是，若是制度有严重缺陷，社会存在不公，贫富差距的恶果就会放大，寒门子弟的机会就越少，阶级固化也就越为严重。
文理不分科不但很有可能会与素质教育一样被唱歪，还会给寒门子弟带来更大的压力。对于这一点，不少人会有一种错觉：如果文理不分科真的如某些人担忧的那样，会给学生带来更大压力，那么有苦读动力、心无旁骛的寒门子弟不是应该更具优势吗？
其实不然。面对社会压力，抵御风险能力较弱的人必然首当其冲遭遇冲击，从这一点来说，社会资源有限、上升渠道狭窄的寒门子弟在政策风险面前注定处于劣势。何况，我们还有再好的经都会被念歪的“传统”，一旦文理不分科，就像之前的素质教育一样，权力寻租和求租的新市场难免又会出现。此外，手上有资源的人会想方设法开拓其他道路，以躲避文理不分科带来的新压力。
有人曾说，只要高考招生制度不变，基础教育的任何改革都是换汤不换药，“唯分数论”的问题也不会改观，这一点已经被近年来的各种调整所证明。
所以，身边越来越多的中间阶层（我不认为中国存在中产阶级，故以“中间阶层”代替）选择送孩子出国读书，而且呈现早龄化倾向，比如高中甚至初中。与老一辈观念不同，如今的社会中间阶层，对孩子的要求不是成绩好，而是“拥有快乐、健康的人格”，也正因此，送孩子出国读书的目的也往往不是“出人头地”，而是避开高考压力，拥有自由成长、培养兴趣爱好的空间。即使是暂时无条件送孩子出国读书的中间阶层，许多也放弃了所谓的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选择课业压力较轻、对外交流较多，能提供各种留学机会的私立学校。这是一种大趋势，只要一个家庭财务状况允许，而且父母有基本的文化层次和修养，对社会有基本认识，大多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是因为中国的教育制度实在太差，对孩子的戕害也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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