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分析指，其实，香港2017年实行普选不单只是香港民主政制发展的重大一步，对中共以至于全国的治理而言也同样有着特别意义。香港普选是在中国深化改革的大环境中进行，而“一国两制”是当年邓小平改革开放中的重要创新，两者都是一脉相承的政治，是在特定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动改革的衍生品。
中央官员在香港出席政制发展简介会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普选作出决定后，瞬间引发香港社会躁动不安的情绪。为了安抚香港民众，也可能是为最终实现普选，特首梁振英6日在《香港家书》节目中表示，能够落实普选行政长官，是香港民主政制发展的重大一步，是国家的大事，也是他任内重要的工作。其实，香港2017年实行普选不单只是香港民主政制发展的重大一步，对中共以至于全国的治理而言也同样有着特别意义。香港在2017年实行的普选将是习近平任内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地区的首次，可以成为他最重要的政绩之一。香港普选是在中国深化改革的大环境中进行，而“一国两制”是当年邓小平改革开放中的重要创新，两者都是一脉相承的政治，是在特定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动改革的衍生品。如果认为香港的普选与中国内地没有关联，只是中央对港人的“恩赐”，这些人没有捕捉到这一举措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建设和完善的一次难能可贵的积极尝试，也是中共积累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良好机会。它对中国“第五个现代化”的推进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我们可以尝试从四个角度研究香港普选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和意义。
完善、补充现行民主体制的重要尝试
中国内地主要实行的是以政治协商为主的民主体制，它以一定的基层选举作为辅助和补充。这种政治体制是中国独有的，曾经被西方政治学家所诟病和耻笑。但在今天，不少学者开始承认这种体制有着一定的优越性，并根据中国的发展成就和社会转型的效果对协商民主提出全新的评价。由于这样的原因，中国不愿意支持香港实施普选制度看来是有一定经验理据的。既然如此，中共为什么在批准基本法时，和在2007年以及刚完成的人大决定中都同意香港实行“一人一票”的选举，或许我们应该用更开放的思路研判中共的决策。这里最大的盲点是人们普遍用一种偏见的眼光来审视中共对改革国家政治体制的态度，认为中共只是要专政、独裁，不愿意跟别人分权，甚至不惜牺牲人民的幸福。对于执政者来说，开放式的选举就是分权，更何况在缺乏有力的参与者时，分权容易制造社会混乱，不一定能够提升社会治理的品质。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必须承认中共确实没有分权的必要，这除了它对能够很好解决人民的需要有着极大自信，还因为在其辖区根本不存在任何可以分权的对象。中共的权力不是国民党分给它的，国民党的权力也不是满清政府心甘情愿给的。如果社会根本不存在分权的要求和势力，中共为什么要自己找人来分权，这是政治现实，也是合理的社会状况。对于一个有着极大支持度的政府，由它自动自觉设计分权方案是不切实际的奢望。
在处理香港的问题时，当年中共并不需要迎合英国的要求而接受选举制，这也不是英国的主要主张，它根本没有谈判的筹码，香港的民主力量也不具备叫板的条件，只是当时中共认为这种体制并不影响国内的政治，并不影响中共所关注的主权问题，有利于香港的回归，或许也有利于中国内地对选举制度的考察，因而同意在《基本法》给予了普选的承诺。中共一直在国内的不同地区进行选举尝试，虽然并没有像其它政策一样，在尝试之后全面推展。然而，这样的尝试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根据这些表现，人们不应该怀疑中共对香港实行普选的诚意以及所持的开放态度。
但是，如何实行普选，或许确实挑战了中共注重稳定的政治习惯。完全开放的普选制度确实与中共的传统执政思维有着极大差异；加上中共对外国势力的担忧，特别是过去几年北非、中东以及乌克兰的教训都加剧了这种心态，让中央对香港的政治发展变得保守。这就很好解释中共一方面原意承诺实施普选制度，又同时在多方面设置“保险”措施，以防万一。
当然，中共的顾虑既有它的依据，也有《基本法》所赋予它的权力，但在政治里，权力虽然重要，却不一定是最佳的手段。就好像“一国两制”和改革开放，它们并不是中央没有其它选择，必须采取这样的构想。相反，正是因为中共有选择权，所以做了这样的决定。因此，在如何推进香港的普选时，对于中共来说，它不是权力问题，而是选择问题。
如果正是这样，那么中央应该考虑：首先，采取最严格的普选形式会让普选的尝试作用大幅下降，就好像定额选举不是选举，而是审批。人大决定的普选是差额选举，但它的候选人受到极多的条件约束，这些候选人是由高度同质化的群体所筛选，至少有很大一部分选民认为他们不够“独立”，这样的选举结果，包括它的合法性，自然就会发生微妙变化。其次，香港选民中很大部分并不认同如此严格的选举形式，其中一部分或许将选择不参与这个过程，甚至通过各种渠道或手段挑战这种选举的合法性，让选举过程受到各种干扰。这种情况一方面让选举程序受到质疑，另一方面让胜选的候选人难以获得最大的社会认同。只为了提升“保险”系数，却承受这样的代价是否值得，中央应该审慎计算。
再者，既然中央已经决定实行普选，而且能够在普选的发展中有着绝对控制力，为什么不将普选形式更多地放开，这或许会少了一些“保险”，却换回了香港市民的认同，日后就会有更多的回旋空间。相反，这一次政改决定，它既不能统一香港市民的共识，同时也达不到原初设置普选的目的，结果显然并不理想。如果普选方案一旦被否决，试验没有了，民意没有了，主动权也没有了。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普选作为协商民主的补充是中国所需要的有益尝试。既然香港有这样的机会，而且是在一个独特的环境里发生，它既是中国，又不是内地，为什么不从善如流，一方面满足香港市民的要求，同时让选举民主如何能够借鉴有更好的测试数据。这当然不是指完全复制西方的选举模式，但也不是人大这次“连下三闸”的决定。
改革升级版的有机展现
如果邓小平的成就是改革开放，那么习近平的历史功过将很大程度上依赖深化改革的成功，这应该是可靠的分析和预测。
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始终将改革放在首位，而且在改革的设计和推行上更强调务实和勇敢的作风。在反腐和改革层面，周永康、徐才厚这样的大老虎入笼，令世界舆论哗然；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六大领域的60条改革决议，更是被评“翻天覆地”、“最具雄心”。特别是近期公布有关教育、户口改革和行政放权等，都说明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领导层正走向更加开放和实事求是。从习近平的改革思路和作为来看，迈出这么大的改革步伐，推出这么多深化改革的措施，足以证明他是没有包袱的，不僵化，不教条，这也是今天习近平得到社会普遍支持的客观原因。在全方位的改革过程中，中共需要尝试各种不同的东西，面对各种事务的挑战，它成功的关键就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而且需要智慧和勇气兼备。然而，在对香港普选的落实和规划上，中共却显示出与当前内地改革风头不同的格调，莫名的警觉、过分的慎重、求全的保险，结果是层层设限，处处建卡。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深化改革的春风竟然吹不过罗湖关。试想，一旦香港此次政改受挫，至少中国正在吹起的改革风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挫折。人们或者会迷茫在中共的真正改革意图上，不知如何掌握改革标准上的界定。到目前来看，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它推行的政策措施都得到了高度认同，获得了广泛的民意支持。但人大常委会这次在香港普选问题上的严防死守，让外界无法感受到邓小平在宣示“一国两制”构想时的那股自信，那种“敢为天下先”的气魄；这也会容易令外界误会习近平能否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原则。
现代化管治能力的有效宣示
香港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在回归之后的17年，香港没有统一过民意，集中精力研究如何解决香港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它不断被政治争议所冲击，根本无法安下心来。在人们看来，中央授意的特首没有一个能够符合香港民意的要求，更妄论解决问题。人们将责任推卸给中央，这样的结论极不客观、也不公平，但谁又能说香港市民的这种感受缺乏根据。
香港回归的意义是伟大的，但回归并不会改变香港这个社会和它存在的实际环境所隐含的结构性挑战。人们都知道，中港矛盾只是香港内部深层次矛盾的表象，这种深层次矛盾是无能的领导层缺乏对中国发展的认知因而无法有效调整香港发展的结果。当公务员尸位素餐、商人不择手段、政客只知道从中渔利，将问题政治化，社会当然满肚子怨气。然而，民粹的政治环境只会将问题转嫁到毫无舆论代表性的大陆人身上。这最终不又是中央的罪过吗？人们都知道就算是“一国两制”，主导的依然是中央，这既是政治现实，也是政治伦理所在。然而，一个未能有效展现“一国两制”的政治体制会让中央的对港治理背负更大的责任，北京也因此很“方便”地成为替罪羊。试想，如果台湾保持现有的选举体制，即使是在统一之后，台湾领导人做出不利于台湾发展的政策，台湾人民则不会因而怪罪中央。因为产生这样的领导人完全是当地民众的选择。这就容易解释今天香港人为什么将各种问题的责任轻松地推卸到北京的缘由。
对于中央来说，它必须认识到“一国两制”是需要社会体制和治理能力的支持，目前香港并不具备这两种元素，中央也好像没有意识到这些元素的重要性。在中央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性质，依然用旧有的思维来判断香港的政情，结果当然是“一国两制”无法深化发展，而且由于“既当裁判又入场比赛”，更成为许多香港问题的参与者，甚至制造者。或许中央已经是时候全面检讨香港问题的真谛，一方面建立中央对港进行治理的有效机制和加强其能力；另一方面让港人治港真正实现，不只是在口号上，而且是在制度上，甚至是在文化上达成“一国两制”的现实社会形式，让香港人的智慧和中央的智慧都能够尽情展现。
让“诚”成为一国两制深化发展的工具“一国两制”最初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为中华民族统一而设计的伟大构想。它在香港的实行除了因为香港现实的需要，也是作为一个样板，向外界展现中共的智慧和能力。可惜的是，目前人大对香港普选的重重设防，让外界怀疑中共践行当年一国两制承诺时的诚意。
台湾人心里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自认为台湾是大中华地区最民主的地方，是台湾人在内地发展获得极大成就之后依然感到骄傲的本钱；另一方面，台湾的民主乱局事实上已经让台湾人心里感到无奈，他们隐约知道台湾的政治乱象也是台湾发展的包袱，政客的荒唐和社会民生建设裹足不前，竞争力的消减，都让他们心里感觉到疼。一些台湾人为什么这样关注香港的政改，并不是因为他们关心香港的政治发展，而是要寻找和希望中共在“一国两制”上“犯错误”，寻找批评中共随意违背“一国两制”精神的口实。然而，在一些敏感的观察者眼中，已经隐约看到两岸之间将开展的“民主竞赛”。
这次人大常委会为2017年香港特首普选方式设定提名门槛，希望确保只有中共接受的人士才能参选的举动，让这部分台湾人感到兴奋，他们企图将中共渲染为做出承诺后屡屡更改，缺乏诚信的政党。很可惜这样的企图在中央粗鲁的施政和笨拙的沟通上往往能够被证实。以太阳花学运为代表的新生代政治并不被台湾人普遍接受，但香港面对的困局却被新生代政治人物所利用，不断消耗两岸之间的信任，年轻人正是被消耗的主要对象，而他们却是北京迫切希望争取的群体。
或许北京认为自己的决策只是保守了一些，但别人看来却会被演绎为出尔反尔。在“一国两制”的语境里，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诚”字，因为“一国两制”的任何形式，都是以“一国”为前提。既然中央提出了“一国两制”，也即是认识到北京是强势的一方，如果是用柔软的身段来吸引别人接受“一国”，那么就不应该在细节上诸多设限，它被认为是违反“诚”的原意。人们对强者的要求往往会比弱者为多，这是合理的，而且是公平的。北京对香港普选的限制，只会令台湾人民滋生反对与大陆发展更紧密的实质性关系的心理，尤其是在政治领域。这不应该是中共愿意看到的。当习近平已经为任内解决台湾问题奠定坚实基础的情形下，如果因为香港2017年的普选安排而受到影响，或者在两岸关系留下极大的质疑，让有利于两岸互动的良好气氛受挫，那将是多么没有意义，更是对一国两制构想的讽刺。
中共之前对台湾许诺了比香港优越得多的“统一”条件，并反复强调在不持台独立场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台湾方面虽然对“一国两制”颇有疑虑，但还是愿意看到大陆能否开出更宽松的条件，作为双方沟通的基础。但是，在《基本法》写明的情况下，在具体落实普选时，北京方面左一道锁右一道闸，不仅严防死守还力求“严丝合缝”对政治“不合格”人士不留余地。这样的做法怎么能让人信服中央的诚意，怎么能相信中共承诺的东西会不打折扣地落实？“一国两制”的深入落实，需要智慧，需要胸怀，需要胆魄，更需要诚信。智慧、胸怀、胆魄更多地体现在设计和提出，但要真正有效落实就必需诚信。一言九鼎，驷马难追，有了信，人心定。而且，积极的态度而非消极地应付同样是检验诚信的重要标准。如果因为香港2017年的普选是一早承诺了，现在“只好去做”，是一种无奈，因而百般挑剔；这样的普选，这样的“一国两制”，同样对香港稳定和国家统一具有消极作用。介于此次落实香港普选对中共、对国家的重要意义，中央应该对此认真思索，周全考量，慎重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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