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有“一沙一世界”之说。对中日两国而言，东海上那座宛如水中细沙一样的钓鱼岛却成了两个国家改善关系的最大障碍。在中国人眼中，钓鱼岛象征着国力上升时期的民族尊严和领土主权，没有妥协的余地。经济停滞多年的日本，民族主义也被激发出来，担心对中国的任何让步都可能令中国提出进一步要求（例如琉球群岛归属问题），日本“输不起”，因此顽固坚持既定立场。同时，美国因素在中日关系中再次突出。日本为牵制中国而在军事和安全方面进一步向美国靠拢，中国则认为美国为了防止中国崛起而挑动中日矛盾。于是一个奇怪的局面形成了：中国最重要的两个经济合作伙伴----美国和日本，恰恰成为中国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
习近平赖斯会晤
如果跳出当前博弈看历史，中日关系本不应是今天的样子。周恩来总理曾形容中日关系是“两千年的友好，五十年的不幸”。更不幸的是，这50年的不幸压倒了过去的两千年和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42年。而今，靖国神社、教科书和慰安妇等历史问题，同日美安全关系强化、钓鱼岛争端等现实问题交织在一起，让人无法对短期内化解矛盾抱有信心。此外，一些中国人认为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无法容忍中国的崛起，日本不过是美国在亚洲全面制衡中国的棋子，中美关系才是中日关系的根本。在探讨中日关系时，这个偏见应当得到纠正。
美国是中日关系中的重要因素，但非主导因素
建国以来，中国一直认为美国企图颠覆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在大部分时间里，美国被认为是对中国政治稳定的最大外部威胁。在冷战初期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又对中国构成安全挑战。战后日本一直是美国的政治、军事同盟，在外交上基本追随美国。因此，中国对美国的警惕和防范，必然包括对日本的警惕和防范。
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国际大背景是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初步解冻。其实，此前的十几年里，中日民间交往和小范围的贸易交流早已超越官方关系，同完全隔绝的中美关系形成对照。中日交往有其自身动力，中美关系解冻只是给中日邦交正常化提供了一个必要条件。中日建交的另一个条件是共同对付苏联扩张的战略需要，其“战略性”体现在双方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和1978年《中日友好和平条约》中的“反霸权条款”上。在这一时期，中日关系发展顺畅，中美关系却“卡”在台湾等问题上，直到1979年才正式建交。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历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联合制裁，面临“人权”问题的压力，中美“最惠国待遇”等问题层出不穷。在中日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日合作很快恢复正常，1992年实现了江泽民总书记访日和日本明仁天皇访华。1992年10月23日晚，明仁天皇在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举办的欢迎宴会上郑重表示：“在两国关系悠久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我国给中国国民带来深重苦难的不幸时期。我对此深感痛心。战争结束后，我国国民基于不再重演这种战争的深刻反省，下定决心，一定要走和平国家的道路，并开始了国家的复兴。”与中日关系的“热络”相比，中美首脑互访到1997－1998年才得以实现，其中还经历了李登辉访美等严重危机。许多历史事实证明，中日关系同中美关系经常是不同步的。中美关系陷入僵局不一定会造成中日关系恶化，反而可能促使中日拉近距离。一些日本观察家过去甚至抱怨中国对中美关系的重视程度要显着地强于中日关系，后者更像是前者的一个“备胎”，“只有在同美国发生冲突时，中国才想起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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