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证监会9月11日向中信股份（前称中信泰富）及其前主席荣智健在内的5名前执行董事展开法律程序，他们涉嫌瞒报炒汇澳元致巨亏，据称在2008后就已相继淡出。对此，一直协助中信苦主的香港立法会议员涂谨申表示，欢迎证监会的行动，估计投资者的索偿金额或达数百亿港元。香港警方则表示，目前仍在调查有关事件，暂时无人被捕。
香港证监会11日下午发表声明，已分别在原讼法庭及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对中信股份及其5名前执行董事，包括时任主席的荣智健、董事总经理范鸿龄、副董事总经理张立宪和李松兴及执行董事周志贤，展开法律程序和研讯程序。证监会表示，中信股份及该5名董事曾从事市场失当行为，在2008年就中信的杠杆式外汇合约投资的巨额亏损，披露虚假或具误导性的财务状况资料。
中信泰富前主席荣智健
2013年，曾有200名中信小股东尝试入禀小额钱债审裁处追讨损失，但最终不成功。涂谨申表示，过去6年间多次与证监会开会，但对方不肯透露调查进度。他认为，中信阻碍商罪科将资料交给证监会，小股东一度担心证监会不够资料入禀，或许由于这个原因，导致调查延迟了一段时间。
中信泰富于2008年7至8月订立多份累计期权合约，但澳元出乎意料急跌。不过，中信泰富在2008年9月12日发出的通函却表示：“就董事所知，本集团自2007年12月31日以来的财务或交易状况概无出现任何重大不利变动。”
证监会表示，公司董事在明知有巨额亏损情况下，仍然在9月中发通函，指财务状况无重大不利变动，直至一个多月后，即10月20日公司突然停牌，发出盈利警告，才披露相关外汇合约，已造成8亿港元（下同，1美元约合7.75港元）的变现亏损和147亿元公平值亏损。发出盈警后，股价由停牌前的14.52元，急跌五成半至6.52元。
对于索偿金额，涂谨申估计，最少都要超过100亿元，甚至涉及数百亿元。他提出了两个计算方法，一是计算总外汇损失，二是参考中信当时停牌前约14.5元和复牌当日收市价6.52元的差价，由法院计算最合理计算方法。
证监会则表示，有4,500名投资者于2008年9月12日至10月20日期间，买入中信泰富股票，他们有机会获得赔偿，或回复原状、即退还买入股份的资金。回复或赔偿金额可取决于多项可变动因素，包括每名购买者的购股价、购买者是否继续持有有关股份或售股作价。涂谨申说，不排除可与中信和解，并促请证监会为小股东据理力争。当年发文斥责中信泰富延迟披露违规炒汇信息的独立评论员大卫·韦伯（David Webb）表示，现在已经到了民事索偿追诉期6年期限的最后阶段，所以证监会才急于入禀原诉法院和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请求展开法律程序，以保障投资者利益。而涂谨申则称，希望可以追究有关方的刑事责任。
香港投资学会主席谭绍兴则表示，由于今次涉及的投资者众多，相关的行政费用，有可能占赔偿一半以上。同时，香港没有集体诉讼机制，投资者未能向中信泰富或5名前董事要求更多赔偿。
香港警方发言人表示，调查目前仍在进行中，暂时未有拘捕任何人。据了解，香港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早前希望解封一批可能涉及法律专业特权的涉案文件，案件排期至2015年中审讯；即使警方胜诉，解封后亦要时间调查文件，料调查仍需一段时间。
荣智健于中信泰富掌舵期间，两子一女荣明杰、荣明棣及荣明方先后加入公司管理层，令中信泰富充满荣氏家族色彩。不过，自2008年发生炒外汇失利后，荣智健及范鸿龄双双离开，母公司委派“救火队队长”常振明“空降”坐镇，同时兼任主席及董事总经理职务。至于荣智健女儿荣明方及儿子荣明棣，同样于事件后双双离开，仅荣明杰继续担任副董事总经理，惟2013年开始调任为非执行董事。荣智健辞职后，成立由家族控制的隆源企业。
今次事件主角之一的范鸿龄，原有“公职王”之称，惟2008年10月，他以书面形式向政府呈请辞去多项公职，而他最吃重的公职包括行政会议成员、积金局主席、港交所独立非执行董事。
至于当时担任财务部助理董事的崔永年，被指早悉情况，并且偷步沽售其持有的81,000股公司股份，避免约136万元损失。崔永年2012年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经上诉后案件2013年获发还重审，但2014年1月突然于东区裁判法院承认控罪，被判监9个月、罚款612,000元及支付证监会调查费228,000元，裁判官同时下令禁止崔氏担任上市公司或指定法团董事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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