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见证过发展之初的中国，今天又目睹了超出所有人预期的中国巨变。这当然得益于技术的力量，但也归功于中国政府的勇气和魄力----去打一场可能在专家们看来毫无胜算的硬仗。
我自1971年首次访华至今，已来华80余次，与中国领导人进行的对话不计其数。我并不是个天性乐观的人，然而，没有哪次访问像这次（今年8月）这样让我如此充满希望。为什么这么说呢？
“国际社会”是一个热点词汇，然而所谓的国际社会并不存在。因为世界上的不同地区遵循不同的组织原则，追求不同的目标。
欧洲正在抛弃“民族国家”模式。在过去两个世纪，一定程度上受殖民主义的影响，整个国际体系正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在扬弃这一模式的过程中，欧洲左右为难：新的制度尚缺乏群众基础，旧的制度已失信于民。欧洲的领导人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要求民众做出牺牲，但没有牺牲又如何建立新的体系。这在客观上导致了两个结果：消费导向的经济无法积累足够的资源，四平八稳的外交政策无力应对当今的危机。
亚洲的外交政策走的是欧洲19世纪的老路：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亚洲的挑战在于如何让各民族的国家和平共处。中东的挑战在于边境、国内体制和国际体系的威信；而这些挑战又影响着、牵扯着所有其他地区，但又缺乏统一的指导。
之所以提到上述情况，是因为中国和美国共处于一个大背景之下，两国在历史上都从未参与过某个国际体系。过去，中国认为自己独一无二，由于地理和其他方面的原因，长期与外隔绝。美国也认为自己与众不同，肩负着传教的使命，这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而非国家利益的考虑。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的关键在于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
单靠自身力量，中国或美国都无法解决问题，只有通过中美合作才能解决问题。如果中美不合作，世界将分裂成相互对立的阵营。我之前提到的各股势力，必将利用他国之间的对抗坐收渔翁之利。因此，中美合作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机遇。我有幸见证了当代中美关系的缘起，并不是所有史学家都有亲历历史的幸运。在一开始，中美面临共同的对手，因而有共同的目标。在接下来的十年，双方在制定并行政策方面独具匠心。这也对冷战如何演进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1年冷战结束后，出现了两个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美国连续四届政府奉行对华友好合作政策，这成绩来之不易。中国六届政府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但问题也一直是双重的：第一，如何定义这种合作；第二，如何在没有冷战的时候运用这种合作？在那段时期，我们避免了严重对抗的发生。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