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了解一个国家，多半是从看书开始的。柯南道尔的《大侦探福尔摩斯》，描绘着终日浓重雾气的伦敦街头；《乱世佳人》让我们了解美国的南北战争；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等一系列作品，则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当代日本社会。而且这种影响，可以延续几代人。
但我们想要阅读这些不同语言写成的外国作品，就不可忽视作品翻译者在其中付出的辛劳。他们阅读原版作品，慢慢消化吸收，再用自己的语言，把故事讲给本国读者听。是他们，架起了不同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文化部实施的“中国当代作品译介对接计划”正在进行中。来自20多个国家的汉学翻译家们，正在为更好扩大中国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而努力着。中国文学作品如何赢得更多的国外读者？翻译者该如何增加文化同行能力？中央台记者何源专访了新西兰多伦多维多利亚大学孔子学院院长，罗辉博士。
初见罗辉，我有些意外。这位加拿大籍的新西兰孔子学院院长，却长着一副东方人的面孔。瘦高身材，藏在眼镜后面的棕色双眼，时常在讲话中流露出略微的羞涩神情。很英俊的中年男子。
他告诉我，他的确有中国血统，出生地也在中国，所以汉语，算得上他半个母语，也难怪他几乎没有“老外们说中文”常有的卷舌口音。得天独厚的语言条件，让罗辉对中国作品有着特别的热爱。然而，他却直接说出了目前中国作品在英文国家的窘境----不仅真正看的人很少，哪怕只是“了解、听说”的人，范围都很有限：
罗辉：一个斯坦福大学很有名的汉学家，他在上本科生的课之前都会问这些学生，几十个学生、一百个学生，问他们你们都有没有读过或者听说过中国文学的作品或者作家。往往很大的课堂里都只有三五个人会听说过《红楼梦》，或者是李白、杜甫，几乎没有人听说过现当代的作家。鲁迅可能有一两个人听说过，莫言可能现在会有几个人听说过。
对于这个说法，我有些错愕。同样是东方文学，日本的村上春树、东野圭吾，他们的《挪威的森林》、《白夜行》等作品，至少在我们的书店随处可见，更是不乏读者粉丝。罗辉说，日本文学在西方，受欢迎程度与中国差别也不大：
罗辉：日本文学，比如说有村上春树的明星，他的作品发行，据我了解在英语国家的发行几乎是同步。而且在纽约时报等大的媒体，都会有重要的评论出现。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日本文学的译介从战后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了。对比而言，西方主流书店的书架上，中国作品不是完全不见踪迹，不过大多伴随着热点事件、话题而来，热度散了，作品也就昙花一现：
罗辉：比如在加拿大或者美国的普通书店里，很少会有中国的翻译作品。比如莫言获得诺贝尔奖，那一阵子会有一些莫言的作品。然后过几个月就消失了。比如余华的作品改编成电影获了什么奖，那一阵子余华的作品才会摆在主流书店的书架上。但是没有经常性的，大家走过书店都会有中国作品摆在那里。
实际上，中国作品在英文国家的发行情况相对还算乐观。在我与另一位葡萄牙翻译家的交流中，他告诉我，在葡萄牙本土，甚至连一本葡萄牙语翻译的中国作品都找不到。
罗辉认为，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复杂。确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本身在创作内容上有局限性，“红灯笼、花棉袄、大旱烟”，太乡土的东西自然难以被吃着汉堡牛排长大的西方人接受。但对于翻译界某些人提出的“要想提高中国作家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力，就应用英语写作”的说法，罗辉自然认为太过偏激。在他看来，文化交流“量级”上的不对等，是最不可忽视的原因：
罗辉：中国当代作家跟国际的交流、语言方面的障碍、其他方面的障碍是有的。在文化交流，尤其是中英文之间的交流，领域里是很不对等的。有人统计过，如果说两种语言之间文学翻译的总量看，九本书里面是英文翻译成中文的，只有一本书是中文翻译成英文的。
同时，罗辉认为，提高翻译水平，就好比修葺交流的桥梁，可以增加文化通行能力：
罗辉：大多数在国内的译者，可能对当地文化接受能力等细微的东西理解的不够，所以译作接受起来有一定难度。另外一种，英语作家来翻译，借助一个中介，比如懂中文的朋友做一个大概的描述，然后他用英语再创作。这样在帮助我们真正了解中国作家的作品，还是有偏颇扭曲的一面。
说起翻译者的收入，罗辉轻轻晃了晃他消瘦的肩膀，一字一顿的说：文学翻译，是一个非常个人的行为，需要热忱、献身的精神，因为这里面，没有钱可赚。在我对具体收入的继续追问中，罗辉不好意思的笑了：
罗辉：收入很少。可能因人而异、因个案都有不同。我这样说，如果按投入的时间和收益小时算的话，连当地的最低工资都达不到，可能还不如去麦当劳打工的收入。
文化部正在进行的“中国当代作品译介对接计划”，目的就是为有翻译中国作品意向的翻译家们搭建平台、提供资金等方面的帮助。罗辉认为，有了这些支持，可以帮助更多优秀人才参与翻译工作，搭建中国文化与外国交流的桥梁：
罗辉：因为每一个文学作品都是一个个体。每一个翻译，也是一个个体。寻找到热爱文学翻译的人，对他们在个体上进行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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