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灯下，一边是港台激进的街头政治愈演愈烈的时局述评，一边展卷见熊飞骏先生鼓吹贵族革命，不禁想起古今中外两个贵族革命的著名坏例子--第一阶段即武斗前后的文化大革命（红色贵族？）以及法国大革命。关于法国大革命，王岐山推荐的、法国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分析得精要深刻，可惜原著太长飨读者，我在本文后所附的参考材料里转了个《旧制度与大革命》书评…..
这里就只叙我对于贵族革命的一点浅见。
究其本质，贵族的人性与贩夫走卒并无二致，从内部爆发的贵族革命也有不少因为分赃不均，因为政治派系斗争而假大公泄私愤案例，因此，企图以历史上的贵族革命来影射当下及可预见的未来，以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为代表的中国政府及执政党所行的一系列为法律与监察制度建设作铺垫的廉洁整改举措是极其不恰当的。
法国大革命时候被自己同志送上断头台的罗兰夫人临刑感言，说，“革命啊，多少的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再看文革之初那些精英阶层穷极地互相揭发的大字报，还有清一色红色贵族的北京联动造反派的行径，余深感，罗兰夫人道出了贵族人性暗面的恶之本真。
从心理学常识来说，少年时期的经历与见识铸成了一个人人格类型的主胚。从这个角度说，很庆幸，习总当年，在校园内外“打砸抢”热火朝天的文革之初，就是一个温和沉静的少年（可能与他父亲习仲勋同志在文革前就开始坐冷板凳，靠边站的大环境有关），不象薄熙来之流可裹挟父辈之风雷而耸动，是联动的狂热分子。纵观同一历史时期的薄，则在其三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最重要青春时代，基本就脱离了正常环境--从联动的狂热革命分子到以革命名义设立的少年监狱。难以想象，以薄“海阔凭鱼跃”的性格气势，再加之以特权的土壤，文革后能象与他经历与出身类似的著名已故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那样归复纯理性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即使，在杨先生已经驾鹤西去多年，薄熙来也已经成了秦城囚徒的今天，对比这两位文革中经历类似的少年在文革后不同的精神归宿与现实结局，依然有深重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是什么阻止了民族的、个人的思想创伤理性地愈合？我就把这个问题敞开了，留给读者吧。
反观习总则从１７岁起，即使身处动荡岁月，依然按部就班，在农，工，学，兵这些正常社会的主要阶层，也即古人说的良民良家阶层里脚踏实地一轮轮实践过来。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贵族革命的历史也是有闪光点的。但为何会闪光呢？如果说俄罗斯十二月党人和蒙什维克的革命闪烁着高尚人性的光辉，恰恰因为他们通过与底层朴实工农的结合，抛弃了贵族的三观，有兴趣者可以读巴金翻译的著名女革命家妃格念儿回忆录-《俄罗斯的暗夜》-。
再则，“贵族”一词从来都和军事制度有关--贵族的源头是在重大战争战役或者重大建设工程中获得荣勋，爵位以及分封采邑者，熟悉军事军备制度，尚武精神和议政程序。
在一个遍是长于妇人之手、鲜有工农兵历练的纨绔子弟充盈的时代，一个尚武精神缺失和荣誉感缺失的国土里，何来贵族啊?
因此，我的主张是，我们不需要贵族革命,但需要精英由内到外的自我改良--实现8０００万人的执政党的党内民主，建立切合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实际的科学制度以及合理的执行模式，实现十三亿人口的高福利加工作型社会型态。
我很喜欢的一部历史剧--p~~p走向共和p~~p里借慈禧老佛爷之口说，p~~p民智未开，走向宪政需要１２年训政准备期....p~~p我看这话放在当今中国也合适，因此率先实现8０００万人的执政党的党内民主是最实际最靠谱的，不需要流血牺牲但性价比极高的一环。
三千年国史正告我们，中华民族的危机萌芽从来都是自下而上发端，从基本阶层向柱石阶层蔓延，而柱石阶层唯有能保持危机意识与清醒头脑，深入基层因势利导，防微杜渐，继而上行下效，以善政、德政、法制将萌芽掐灭在襁褓中，并革除危机的土壤，方能实现天下大治。
也许有人说，如今并无饿殍在野，也无外侮在土，河山大好，哪里有甚危机？那请问全民族的精神危机，信仰与信任危机是否为危机？全民族小安暴富之余，戾气蔓延是否为危机？
时刻不要忘记义勇军进行曲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今距离中华民族赢得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已经过去六十九年了，在不遗余力谴责新旧倭寇之余，也请扪心自问---如果当年不是我们先阉割了自己的精神，割断了自己与强汉盛唐祖先的精神脐带，致使国事军事颓丧，外敌焉有可趁之机？
只是，如今，虽然国力今非昔比，但相似的危机依然宛在你我及芸芸众生之侧，
只是解决这危机并不能依赖所谓贵族革命,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贵族以及贵族精神的土壤了----无论是红色贵族还是民国范儿贵族如今都是伪概念，并不有利于国家及亿万人民政治生活走入一个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相吻合的启蒙时代，一条符合宪法精神的道路。
后记：
关于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并非起因于君主专制（路易十四时代达到了极致但路易十六时代非常宽松开明，全国只有7名政治犯）而波旁王朝灭亡的第一动因是亡于开明与松散；上面提到的同时代历史学者托克维尔说“一个国家发生革命，并非总是因为人民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人民最初对暴虐的统治保持沉默，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这种统治的不合理之处；但是，当暴虐统治的压力一旦减少的时候，他们就会猛力推翻这种统治。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比它之前的政府制度有所改善。经验证明，对于一个坏的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到来的……人民起初耐心忍受一些邪恶，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一旦他们认为有可能消除这些邪恶，邪恶就会变得是不可容忍的。”
第二动因是政府庞大腐败，行政效率低下，尤其法国的银行业监管不利，税收不平等；
第三，过于依赖土地财政。
法国大革命的过程是一个开明贵族及上层人士领导的多数人暴政，终极结果是走向独裁---最后掌权的是拿破仑皇帝的军政府。收获的重要政治成果---法国《人权宣言》追求乌托邦式的绝对平等，不切实际，因为平等并不能与社会正义划等号---以革命的名义追求绝对平等，是以丧失正义与良知为代价的，最终导致更加的人为不平等；其次以民意否定个体或少数人（比如被囚禁的王室一家）的自由与尊严，必然导致民粹背景下的非法非正义行为，以革命的名义实施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再加上革命队伍的内部清洗，许多昨天的专政者革命者如罗兰夫人变成了昔日同志的专政与杀戮对象；真正的公正或正义包括程序与结果双重正义性，然而在大革命如火如荼时期，这两个环节至少缺失一环----您读过雨果的93年或狄更斯的双城记吗，读小说可能比读托克维尔枯燥的历史评论要舒服些，但他们阐述的洞见，对大革命的反思都一样的。
大革命的领导者们崇尚绝对统一的唯一意志论（嗯，有没有想起德国小胡子啊？）。雅各宾党人圣茹斯特说到：“每个人都必须忘记他自己的利益和自尊。私人幸福和利益是对社会秩序的强暴，你必须忘记你自己……你的利益要求你忘记你的利益；唯一的拯救就是通过公众的幸福得到实现。”
打碎旧制度，建立新制度，随即就要面临两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一是建立什么样的制度，它必然是见仁见智，难以统一；二是建立的制度是否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历史经验告诉人们，一个社会制度若要获得社会的认同，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尽管当时法国社会已没有其他的社会变革方式，暴力革命是十八世纪末期法国人的必然选择（因为法国错过了许多各阶层协商，进行贵族政治改良的机遇；最后也是由小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中的激进者们开辟了起源于贵族内部的革命），但破旧立新必将导致社会处于一个长期无序的状态。
今天的中国不能走法国老路，一定要抓住全社会各个阶层协商，由执政党自上而下的改良历史机遇，不能诉求于街头政治与贵族革命；宽松不是意味着放纵，被压抑久了的社会突然放纵会失去秩序与控制的----改良必须在有秩序的、稳定的环境中才能做好。
要避免社会长期无序，人类只能依赖经历了历史考验的传统。传统是人类文明的积淀，是一代代人智慧的结晶、经验的总和，是通过不断试错、日益积累而艰难获致的。传统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传统的自发性和演化性。人类的发展无不受到历史和现实的制约。人类的发展只能借助于传统使得人们对事物的看法达致共识，各种不同的利益得到调和，从而形成社会秩序。
而革命是以破坏秩序为前提的。
最后说下路易十六---他是一个仁慈善良的君主。但优柔寡断，对于经济财政的管理尤其犯下了大错。他没有反对立宪，但犹豫不决---正好1788年酷寒的大天灾与同时开放英国制造品造成的经济崩溃，导致了同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路易被迫签署《人权宣言》，10月后被迫从凡尔赛宫迁居巴黎（凡尔赛妇女大游行）。此后一直到1791年六月出逃前，路易都保持着高涨的民意支持度。公众赞赏他愿意放弃专制王权，并能够配合人民的要求而退居为立宪君王。他七岁的儿子路易十七在狱中三年，一日仅有一餐，随地大小便，连洗澡都得不到准许，最后被虐待致死；长女在狱中被暴民屡次轮奸，并受迫做伪证，指证母亲玛丽王后的罪行。
1989年7月14日，法国庆祝革命200周年的庆典上，法国总统密特朗表示，“路易十六是个好人，把他处死是件悲剧，但也是不可避免的。”；路易十六被处死时，他在外省仍有颇高的支持度，大多数的法国农民仍然敬爱并遵奉他（法国农民占人口的八成以上），但是以巴黎为首的市民却严重敌视并仇恨他，在观赏处决时报以欢声雷动，庆祝共和国的确立。（如同罗伯斯比尔的名言：“路易(十六)必须死，因为共和必须生”）
夺标，
欧洲新报[关愚谦【纵说天下】]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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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飞骏：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多是贵族革命
行文之前首先声明飞骏是一个赤贫的无产阶级，撰写此文并无为本阶级说话的动机；其次飞骏也无一丝一毫讨好官富之企图，先前的文字多是抨击贪官暴发户的，此后将一如既往谴责贪官为富不仁者。
中国人对“革命”一直有着近乎宗教般的狂热。
“革命”一词在百年中国被高度美化，几乎所有的野心家和乱世推手都打着“革命”的旗号来赢得民众支持。
中国人眼中的“革命”仅局限于“平民大革命”，即“下层反抗上层的战斗”，说通俗点就是“革官僚富豪的命”。
其实“革命”分为“贵族革命”和“平民革命”。
典型的“平民大革命”是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和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
典型的“贵族革命”是英国贵族反抗国王争取“宪政”的斗争和美国独立战争。
中国是人类世界发生“平民大革命”最多的国家。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都是下层民众杀官劫富的血腥屠杀。历次改朝换代战争，先朝的官僚权贵多被屠杀一空，富人则被劫掠一空。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平民大革命”只单纯起到“报复清算”和“政权易主”的作用，中华文明并没因“革命的胜利”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步，多数还在原来的基础上大大倒退了。
一个曾经气壮山河，引领世界文明大潮的伟大民族，在周而复始的“官僚贪腐”和“平民大革命”的折腾下，被残害成连夜郎国屁民都敢跳起来咬一口并展示优越感的“脑残病夫”。
法国大革命则毁灭了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导致欧洲第一经济军事强国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漫长岁月里被动挨打不堪一击。
近代法国还是输出“平民大革命”理念和培训“平民革命领袖”的大学校。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平民革命领袖”都有留学法国的经历。
现代民主宪政起源于英、美两国。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是师从英、美两国的政治模式。英、美两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贡献比世界上所有国家贡献的总和还要多。
但英、美两国的“民主宪政”成果则是“贵族革命”的作品。
人类世界最早的“宪政蓝本”是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大宪章”就是英国贵族反抗国王的文明成果，是“贵族革命”的产物。
英国贵族与中国的官富不同，中国官富多是专制和特权的同盟者，维护专制特权是其本能。
英国贵族则是反抗专制特权的旗手，前赴后继与王权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一步步争取和巩固平等、公平、人权、法治和民主。
中国历史教科书上的“英国1642年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就是“贵族革命”。革命的起源是贵族反抗国王绕过议会擅自征收“吨税”和“磅税”，也就是“船税”和“羊毛税”。两税主要伤害到船主和毛织品工厂主的利益，也就是贵族的利益。侵犯议会的征税权也是伤害到贵族的利益，因为1642年前的英国当选国会议员有财产资格的严格限制，能当选的议员主要也是贵族群体。
“1642年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贵族，“革命军”总司令克伦威尔则是贵族中的贵族。革命军的主要成份不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平民，而是城市中产阶级。
国王的军队则主要由农民组成，是名副其实的“平民军队”，和毛万岁领导的红色军队有得一拼。
…………
十八世纪美国独立战争也是“贵族革命”。
美国独立战争的起源是英国尝试在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征税和打击走私。
美国十三个殖民地都有自己的议会。英国政府绕过当地议会征税被认为是不可容忍的，而议员多是贵族出身，所以征税伤害的主要也是贵族的利益。
打击走私一样是伤害贵族的利益，因为只有贵族才有财力组织远洋走私的船队。
美国独立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多是贵族，领导集团“大陆会议”成员来自各州选派的议员，多数是贵族身份。主要领袖人物富兰克林、杰菲逊、麦迪逊、亚当斯都是贵族；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则是贵族中的贵族。
…………
为什么“贵族革命”能够推进社会的进步；而“平民大革命”则容易远离“社会进步”的初衷呢？
人们最关注的常常是自己最缺少最痛恨的东西，只有极少数人例外。
贵族最缺少什么？
贵族不缺财富，最缺少的是财富的安全感，所以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情有独衷。
贵族最痛恨什么？
多数人有了财产后就很在乎个人尊严。个人尊严被公权力粗暴践踏对于全身心为生计奔波劳碌的底层平民也许不算什么，但对于贵族则是不可容忍的。所以贵族视“平等、人身不可侵犯”为值得用生命去争取的目标。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平等、人身不可侵犯”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
“贵族革命”的目标主要集中在“精神层面”和“建设效应”；不容易鼓动非理性暴力，酿成大屠杀或报复清算的悲剧。
平民最缺少什么？
平民最缺少权和钱，所以“平民大革命”的主要目标通常是“抢钱夺权”。台上的人享受够了，该轮到老子坐天下玩富贵过把瘾了。
平民最痛恨什么？
平民最痛恨官和富，于是革命的对象自然就是“杀官劫富”和“报复清算”。
所以“平民大革命”的目标主要集中在“物质层面”和“破坏效应”，很容易酿成大屠杀和报复清算的悲剧。
…………
中国历史上闹出大气候的“平民大革命”有唐末黄巢暴动，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暴动、太平天国暴动。
黄巢号称“杀人八百万在劫难逃！”唐末中国户口也就区区三千万人，八百万接近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无疑是一个骇人的数字。黄巢占领南部城市广州后，把这个城市的12万外国移民杀得一个不留；占领首都长安后则“天街踏尽公卿骨”，把有组织的大屠杀当成一种经常性的政治运动和士兵娱乐活动。
张献忠占领四川后，把天府之国的臣民杀得近乎绝了种。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版图虽然从没超过两个省，活动区域只限南方几省和安徽、山东、直隶南部的一个北伐运兵走廊，可却造成一亿人死于战争，相当于当时中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可以想像杀戮是何等惨烈。
中国历史上夺取全国政权的“平民大革命”有朱元璋的“红巾军暴动”和毛万岁领导的“红色革命”，革命标签都是“红色”的。朱元璋得天下后既利用体制力量展开合法大屠杀，把上流社会杀得所剩无几。毛万岁发动的“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文革”就不用我多说了，各位懂的。
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贵族革命”是李世民领导的“反隋政变”，结果缔造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贞观王朝”。那时的中国国际地位比今天的美国还牛，世界各地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中国跑。很多国家的外交使节见识了“天朝文明”后居然纷纷叛变祖国住下来不走了。
各位想想，如果让与李世民同时反隋的瓦岗寨程咬金之流的“江湖好汉”最后得了天下，中国能上升为世界文明领袖吗？
…………
经历了上世纪的“马教大劫难”（希特勒纳粹党全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一样是马教政党）和两次世界大战后，除了从没战败、本土也没遭受过外敌入侵的英、美两国外，各国的贵族已被暴力清洗出局，贵族作为一个政治力量不复存在。
二战后的“贵族革命”演变成“上层革命”。
二战后对人类文明进程影响最为深远的“上层革命”有两个：一个是前苏联解体和俄罗斯东欧的民主化；一个是台湾国民党主动开放党禁报禁还政于民。
俄罗斯的民主化并非“平民革命”而是“上层革命”，是苏共高层代表“文明、进步、正义”力量的戈、叶集团战胜代表“野蛮、反动、邪恶”力量的8.19集团的“政变”。那时的苏联体制外没有任何反对党在野党，也没有任何“人民起义”，“革命”纯粹来层高层改革派的智慧远见和良心觉醒。
台湾国民党在蒋经国当政期间出现了“经济奇迹”，一党专政处于历史上最稳固时期，推动民主进程的“革命”一样来自高层良心力量的智慧、远见和责任心。
二战后人类最不应该健忘的“平民大革命”是柬埔寨红色高棉暴动夺权。在红色高棉执政的短短三年时间内，柬埔寨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于非命，知识分子被屠杀得只剩下10个医生。城市则完全被消灭，号称东方巴黎繁华盖世的首都金边成了真正的废墟
…………
虽然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多是“贵族革命”和“上层革命”，“平民大革命”则容易惰落为针对官僚富豪的“报复清算”和“血腥屠杀”；但如果贵族和上层没有“进步革命的自觉”，毁灭整个上层的“平民大革命”就根本不可能避免。
所以“平民大革命”的始作甬者来自贵族和上层的保守专横和短视弱智。
贵族和上层能够“自觉革命”的国家，根本不可能存在“平民大革命”的土壤。
上层醒醒吧！官僚醒醒吧！富豪醒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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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法国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托克维尔
解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我将试图说明：同样是这些法国人，由于哪些事件，哪些错误，哪些失策，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拿破仑)的平等的仆役；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夺得并集中全部权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这个政府如何把选举人的普选权标榜为人民主权，而选举人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议，又不能进行选择；它又如何把议会的屈从和默认吹嘘为表决捐税权，与此同时，它还取消了国民的自治权，取消了权利的种种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自由—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还以这个伟大的名义自诩。”
----这是托克维尔当年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时的初衷，也是解读其“法国大革命启示录”的切入点。
一、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
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时发现了一个“悖论”：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
托克维尔如此解释这一“悖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二、经济繁荣何以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为何社会财富蓬勃增长的过程中，却爆发了惊世骇俗的大革命？尤其是当托克维尔观察到：革命前夕的法国政府虽然依旧足够强大，但却不再单纯地实行专制，而是在“到处维持秩序”；法国民众则“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这样的情势下，为什么还会爆发摧毁一切的大革命？
托克维尔给出的答案是：尽管法国政府在大革命爆发前已经部分转换了自己的角色，致力于“促进公共繁荣，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但它仍保留着许多专制政府的毛病。在革命爆发前的20年里，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民众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则发起各种新兴事业，成为国内市场最大的消费者，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贸易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结果民众收获了更大的失望，因为政府残留了太多专制时代的毛病，民众“用自己的资本去买政府的公债，他们绝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息多”；民众“为政府建造军舰，维修道路，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们垫出的钱没有偿还的担保，也没有偿还期限，他们不得不算计与大臣签订的合同运气如何，就像搞冒险贷款一样”；……
所以，托克维尔总结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
三、将某一社会阶层推入孤立、失语的困境，很可能就等于把他们推向了革命
农民是法国大革命的主力，也是法国最大的底层社会群体。据托克维尔的调查，在革命爆发前夕，法国农民已“不再受那些封建小恶霸的欺凌；来自政府的强暴行为也很少涉及他们，他们享受着公民自由，拥有部分土地”。既如此，按常理推断，18世纪的法国农民，显然要比13世纪处于完全封建专制时代的法国农民生活得更好才对。
但托克维尔所见到的事实却不是这样的：“但是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离弃他们，他们处境之孤单也许为世界上任何地方所仅见。这是一种新奇的压迫。”
托克维尔所指的，不单单是旧时代的贵族们在政治权利丧失后，纷纷抛弃农村搬往了城市；18世纪的法国农村，但凡稍有资产者，无不千方百计离开农村迁往城市----“文献证明，农村里几乎从未见过超过一代的富裕农民。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农民被其他阶层抛弃了，最后，农民自己也抛弃了自己。农村陷入一种荒芜状态。
国家一直在进步。王权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旧贵族丧失了原有的政治权力，但他们获得了丰厚的补偿，免缴了大部分的公共捐税；资产阶级则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唯独农民，在新时代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相反，他们被抛弃在死寂的农村，权益无人过问，压迫则花样翻新层出不穷。
托克维尔感叹道：“如果在农民身旁有一些既有钱又有教养的人，他们即使无意保护农民，至少有兴致、有权力在掌握穷人和富人命运的那个共同主宰面前，替农民求情，那么所有这些新的压迫能制定吗？”
但“既有钱又有教养”的旧贵族和新资产阶级都对农民不感兴趣。在大革命爆发的前夜，旧贵族竭力维护自己的既有特权，新资产阶级则竭力为自己谋取新特权，没有人关心丧失了与上层社会的沟通能力的农民，没有人在意农村的失语，而是任由他们生活在孤苦无助的深渊里。穷人和富人之间几乎不再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抱怨、共同的事务，其实是一件相当恐怖的事情。后来的结果众所周知：旧贵族被大革命碾得粉碎；曾一度将革命的锤子递交到农民手里的新资产阶级，则很快被农民用锤子砸碎了脑袋。
四、专制社会里，民众无法参与公共事务，彼此孤立，最终只会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
专制政体与社会道德水准之间的关系，似乎很少有比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得更精辟的了：
“在这种（专制）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借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医治这种因专制而导致的社会道德堕落的办法，在托克维尔看来，只有给予公民真正的“自由”：
“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五、中间势力难以生存的社会，是“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
在法国实现完全的中央集权之前，贵族制曾维持了很多年。大革命爆发前夕，法国的中央集权已经达到了一种很高的程度，各种在贵族制下分散的权力已全部被中央政权吞没，严格来说，是被巴黎所吞没。贵族作为一个连接上层统治者与下层被统治者的中间势力，被迫退出了政治舞台。能够制约中央集权的力量，也随之消失。从此，“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再没有任何新的中间组织或阶层能够兴起，以代替贵族势力退出后留下的空档。
在考察了大革命前的集权专制与大革命后的集权专制
之后，托克维尔失望地感叹道：
“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
托克维尔所谓的“贵族制”，其实是“中间势力”的代名词。
没有了中间势力，民众就陷入了原子化状态，迫使每个具体的民众独自去面对强大的专制国家机器。个体的原子化的最终结局，就是政治生活从民众当中完全消失----单体的民众无力对抗庞大的国家机器，最终必然选择远离政治生活。
其后果，托克维尔也说得非常清晰：
“法国是很久很久以来政治生活完全消失的欧洲国家之一。在法国，个人完全丧失了处理事务的能力、审时度势的习惯和人民运动的经验，而且几乎丧失了人民这一概念，因此，很容易想象全体法国人怎么会一下子就落入一场他们根本看不见的可怕的革命，而那些受到革命最大威胁的人却走在最前列，开辟和扩展通向革命的道路。”
大革命由完全没有政治生活经验的各种人群引发并掌控，其结局可想而知。最让托克维尔难以接受的，是革命的引导者是一群毫无现实政治生活经验的“哲学家”，而之所以会由“哲学家”来引导革命，而不是由社会活动家来引导革命，其原因也恰恰在于中央集权的法国，没有中间势力，产生不了社会活动家。
托克维尔说：
“由于不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阶级，不再存在活跃的政治团体，不再存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政党，由于没有所有这些正规的力量，当公众舆论复活时，它的领导便单独落在哲学家手中，所以人们应当预见到大革命不是由某些具体事件引导，而是由抽象原则和非常普遍的理论引导的，人们能够预测，不是坏法律分别受到攻击，而是一切法律都受到攻击，作家设想的崭新政府体系将取代法国的古老政体。……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强暴形成对比，这是法国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如果人们注意到这场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最没有教养、最粗野的阶级进行的，就不会为此感到惊奇。”
六、
民众“搞革命”时的种种不适当的方式，其实都是政府教的
与托克维尔同时代的大多数思想家，包括今天的许多学者，都曾致力于批判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利的藐视，等等。但很少有人能够像托克维尔那般，窥见到大革命过程中的这些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利的藐视，其实都源自政府多年的“教导”。
托克维尔说：
“我掌握事实，所以敢说，……旧制度给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许多形式，大革命只不过又加进了它的独特的残忍而已。”
托克维尔举了不少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譬如：大革命时期，对私有财产的掠夺，一度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托克维尔认为这种行为，与旧政权的“教导”有密切关系：
“路易十四以后的朝代中，政府每年都现身说法，告诉人民对私有财产应持轻视态度。18世纪下半叶，当公共工程尤其是筑路蔚然成风时，政府毫不犹豫地占有了筑路所需的所有土地，夷平了妨碍筑路的房屋。桥梁公路工程指挥从那时起，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爱上了直线的几何美;他们非常仔细地避免沿着现存线路，现存线路若有一点弯曲，他们宁肯穿过无数不动产，也不愿绕一个小弯。在这种情况下被破坏或毁掉的财产总是迟迟得不到赔偿，赔偿费由政府随意规定，而且经常是分文不赔。……每个所有者都从切身经历中学会，当公共利益要求人们破坏个人权利时，个人权利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牢记这一理论，并把它应用于他人，为自己谋利。”
七、在革命过程中，追求自由要比追求平等更加重要
追求自由与平等是法国大革命的两大终极目标。革命者“不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权利，使之神圣化”。
尽管《人权宣言》里也将“自由”与“平等”并列，但托克维尔还是相当失望：“在为大革命作准备的所有思想感情中，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的。”
在革命的大潮中，“自由”之所以敌不过“平等”，法国在中央专制集权统治下长期缺乏公共自由，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但并不是主要因素。最主要的原因，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对于那些善于保持自由的人，自由常常带来财富；但有些时候，它暂时使人不能享受这类福利；在另些时候，只有专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暂的满足”----“自由”没有办法像“平等”那般，在革命的进程中随时给跟随的革命者以物质的鼓励（譬如均分财产、土地革命），
所以，不光是法国大革命，放眼世界史，近代以来绝大多数的革命，都逃不脱“平等”凌驾于“自由”之上，甚至为了“平等”，不惜牺牲“自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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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革命为了实现“平等”而不得不借助“专制”的力量时，革命往往毫不考虑“自由”的感受，义无反顾地选择与“专制”结盟。
法国大革命的结局，显然是对这种“要平等不要自由”的革命模式的一种嘲讽。
革命者陷入到一种“民主的专制”的泥潭，“只承认人民，没有其他贵族，除了贵族公务员；只有一个惟一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由它领导国家，保护个人”----国民作为一个整体拥有名义上的一切主权权利；而单一的国民却仍然没有摆脱被政府奴役的命运。最后，大革命偃旗息鼓，拿破仑的专制独裁从天而降，心灰意懒、精疲力竭的法国人也就此满足于在“一个主子下平等地生活”。
为什么法国大革命没有能够把“自由”坚持到底？托克维尔的理解是：“人们平时所热爱的自由，其实只出于对主子的痛恨”----当大革命摧枯拉朽般把旧王朝推翻，“主子”不再存在，“自由”也就被革命者抛弃了。所以，托克维尔留下了这样一句告诫：“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结语
1856年，《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时，托克维尔曾忧心忡忡地对他的妻子说道：“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正统保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虔诚的教徒……会看到一幅不利于教会的画像；革命家会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
在该书的《前言》里，托克维尔又说：“我敢说，在（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寻求“平等”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自由”，或许正是托克维尔从法国大革命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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