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四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外界对于中共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理念的解读更趋密集。依法治国坐实成为四中全会的主要议题，但是关于“法”的理解，各方却有不同意见。日前，一种解读兴起，认为北京强调的“法”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法律，也有可能是中国传统流派中的法家，也就“法家治国”。
现代法律强调的是公民平等，罪刑均衡
虽仅有一字之差，但是依法治国与法家治国迥然不同。依法治国依托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强调公共意志。公民都有权亲自或经由其代表参与法律的制定,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实行保护和处罚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罪行和量刑是相等的。
对于刑罚普遍规定了罪刑均衡原则。强调罪和刑的相适应,就是犯多大的罪,就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就应判处其相应轻重的刑罚,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罚当其罪,罪刑相称。
而中国传统流派法家所提倡的“法治”是重刑轻罪,现代法治罪刑均衡，它主张轻罪重刑,主张用“严刑酷罚”来治理国家。法家认为重刑的作用主要不在于刑罚的对象,而在于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就是重刑所产生的威慑作用。所以法家学派亦称之为刑名、刑名之学。经春秋战国时管仲、子产、范宣子、荀子、吴起、商鞅、申不害等人予以大力发展，战国末韩非加以总结、综合，遂成为一个学派。
中国历代统治者的统治手段被誉为是“阳儒阴法”，以儒家的框架，行法家的实质。而在“文革”后期，毛泽东更是直接开展大规模的尊法批儒运动，尊韩非子为法家。不过，法家的“法治”却遭到学者们的反对。中国国学大家王元化指责法家思想非法治是君主本位主义,认为法家他说韩非思想以“术”为主，他所主张的以“术”治民，并非法治，而是正好相反的“君主本位主义”。
事实上，,法家的“法治”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法家的“法治”本质是人治和专制,皇帝言出法随,言出法废,皇帝就是法,就是王法。法家的“法治”是以君主专制独裁为主的中央集权,法律的权柄完全操持在君主手中,是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与手段。也就是说，法家的“法治”是以惩罚为核心,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皇权和统治人民。习近平提出的依法治国，也可以称之为依宪治国，要在宪法的准则中进行，并要求无论是改革还是反腐，都要在法治的框架下开展。外界声称中共推行的“法家治国”，更多是指中国法治的实践层面。比如中共对维权律师的处理方式，对异见人士的处理态度。中共的方式和态度被指责为违法操作，肆意妄为。 在周永康主导政法委期间，维稳压倒一切的工作思路则颇似法家“真传”。
有评论人士认为，中共的“法家治国”的对象不仅仅是公民，也存在在执政党内部。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也包括依法治党。这个概念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4年前提出来的，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中共也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二是党章党规就是党内的家法，治党也要法治，不能人治。
但就像依法治国也不能单纯从字面理解一样，所谓依法治党，也无非是在党内规条的严刑峻法，近几个月来，依法治党一词已消声匿迹，代之以从严治党，即党规要严过国法，于是乎，党官通奸也是罪，“严”字表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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