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1世纪网为触发点，整个新闻行业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魑魅魍魉喷涌而出，诸如有偿不闻、新闻寻租之类的“非常态”集中地暴露于广场中央。在看到事件真相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公众的深深思考。本应以舆论监督为己任的传媒体系何以沦陷？又何时沦陷？将媒体“非常态”与习近平此前提出的“新常态”关联起来，舆论普遍的共识是媒体行业也亟待形成另一种新的常态。问题在于，在“党管媒体”、“政治家办报”等极具中国特色的国情下，媒体需要什么样的新常态？更进一步，将此新常态放在范式转移的框架下，又带有怎样的必然性和不可逆性？
媒体需要怎样的新常态？
所谓“新”，是相对于“旧”而言的。媒体需要怎样的新常态？问题背后暗合的逻辑即是：媒体“非常态”或“旧常态”亟待改观。回顾媒体一路的发展历程，会发现，早期的的盈利模式是：以内容吸引读者来做大发行量或者网站媒体的流量，靠发行量来博得广告主的订单，进行盈利。这一模式成立的前提是“新闻内容”是否真实，报道是否及时。基于此，这就需要媒体履行社会监督的职责，需要身处其中的媒体人不忘初心，在内容为王的前提下递增“销量”，以便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因为“量”越大，作为固定成本的采编成本，分摊下来单位成本越低，媒体盈利越多。换句话说，媒体本质上是一个靠放量取胜的模式，从行业结构来讲，一定是一个寡头垄断市场。这让所谓的大牌媒体，在那个年代赚钱非常“稳”。随着时间的推进，互联网发展下新兴媒体崛起，“常态”受到了冲击，“媒体的成本千百倍的降低了，一大批认真做内容的小媒体、甚至个人媒体出现了。广告主们的选择多了起来，此时，一部分媒体为拿回自己的那块“蛋糕”，便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出身“根正苗红的”21世纪网就是其中的典型。作为一家业内权威并资深的财经媒体，却在2014年9月3日因涉嫌新闻敲诈被上海市公安局处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都异化为待价而沽的牟利工具，媒体从业者沦为手握“第四种权力”的寻租者和牟利者，成为此次事件社会效应快速放大的原因之一。舆论声势浩大，从初期的震惊到冷静后的诘问，从抨击媒体的病态化到追责体制下监管力度，直至法律层面上呼吁新闻法的建立，畸形的媒体行业需要改变。如要媒体行业回归正常，媒体人们还需回归“初心”，重拾“内容经济”的矛，去控制和销售内容而赚钱。但要值得注意的是，坚持“内容为王”转型思路的传统媒体决策者，在当下新兴媒体异军突起的环境下，是时候要去反思媒体在当下社会中的存在价值了。曾经，传统媒体有能力生产拥有王者地位的内容，但失去了渠道的唯一性后，传不出去的内容成为了信息垃圾，无法实现其王者地位和价值，“内容为王”就成为了一句空话。因此在当下变革者的传媒新生态体系中，坚持“内容救国”的前提下，还需将这种优势和资源转化到现实的产品和服务中去，将这种多年经营积累的品牌影响力和公信力价值在一个更为广泛的产业领域折现，进而实现真正的转型图生存才是王道。
范式转移下的不可逆性
21世纪网的案发或许推动了媒体从“非常规”到“新常态”的转变。结合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科恩“范式”科学理论，不妨尝试将媒体行业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转变定义为一种范式的转变，也就是“媒体新常态”。按照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的阐释，每一项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几乎都是先打破道统，打破旧思维，而后才成功的。强烈的社会效应将改变媒体行业的一些运作规则，而一个稳定的范式如果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适当方式，自身就会变弱，从而出现范式转移。
事实上，在历史上类似具有不可抗拒和隐蔽性的范式转移不胜枚举。此前指出，不可抗拒性在于，这种转移是不以人或国家的意志为转移的；隐蔽性在于，这种转移是悄然进行的，是不容易被察觉到的，只有等到一个标志性事件作为触发点，人们才会感知到它的存在，却也已经形成了兵临城下之势，轻舟已过了万重山，来不及走回头路。中国传统社会呈现出王朝更替的循环性，而且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中，社会的发展似乎始终不能跳出这种王朝更替循环的局面，也正是范式转移之不可抗拒性和隐蔽性的反映。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种范式转移不以人或国家的意志为转移，但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在关键时刻的出现，统筹好各种要素准备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习近平之于中国，尤其是“新常态”的提出，似乎暗合着范式转移的轨迹，但不得不说其个人执政色彩在其中仍然占据着很大的比重。
将传媒行业放在范式转移的框架之下，不可抗拒性和隐蔽性同样存在。就目前来看，变化还在继续，规则还在调整，新闻寻租，媒体乱象依然存在。没有与时俱进的执政能力，“新常态”的媒体生态中“新”就无法实现。有心人会发现，习近平两次提及“新常态”时都强调了“平常心”。平常心不只是要适应变化的媒体生态，更在于从媒体人们要从“不正常”的牟利心态恢复到“正常”的从业心态，才能为“新常态”做好“正常”的事情。
平常心之外，也要认识到“媒体新常态”即便形成也不是恒久不变的，是时时刻刻处于变化之中。当下的“新”只是相对于之前的“旧”才谓之新，时过境迁，或是放在不同情境下，“新”又成为“更新”意涵下的“旧”，如此循环往复，未有始终。可能到最后也不过是一场没有结局“局”，因为社会生态下的大局早已成为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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