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8日，下午3点过，一架白色空客380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飞机很快与登机桥完成对接，静静地栖在阳光下。航站楼通道内，一些身着空管制服的工作人员来回穿梭，进行舱门开启前的调度准备。他们步伐迅捷，神情严肃。
“猎抓2014”行动办成员在工作
犯罪嫌疑人孙某被顺利押解回国
某案件抓获现场
“从埃博拉疫区来的。”有人小声说。
十几分钟后，这架来自尼日利亚拉各斯的航班开启舱门。数以百计黑皮肤、白皮肤和黄皮肤的乘客陆续穿过登机桥，涌进航站楼的规定通道。不少人戴着口罩。
刘冬站在避开人群的另一条通道口，又大又深的眼睛盯住舱门，一动不动。这位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下称经侦局）副局长在等待一行身份特殊的中国旅客。
当所有乘客都离开机舱后，这一行5人终于出现。看见带头的那个戴眼镜、穿笔挺衬衫的人时，刘冬始终保持向下的嘴角忽然上扬。
他露出了笑容，大步朝那人走去。还未到跟前，那人也看见了刘冬。他丢下行李，双脚并齐，胸膛挺直，挥起右手，来了个标准的敬礼。
“领导！”
几乎同一时间，刘冬也完成了回礼。接着，两双手紧握在一起。
“辛苦了，回来就好！”刘冬说。
能让这位副局长带着3名警官和一束鲜花专程赶来接机的，是公安部一个特别行动小组，他们此行成功押解回一名已在非洲藏匿10年的犯罪嫌疑人。
2014年7月22日，公安部部署代号为“猎狐2014”的行动，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在多个单位的鼎力支持下，公安机关各有关警种和部门密切配合，“猎狐”力度空前。
截至日前，这支“猎人”团队，已从海外带回71名“狐狸”。
“数字每天都在变化。”身为公安部“猎狐2014”专项行动办公室负责人的刘冬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多个行动小组已追踪着精准的线索撒出去，展开全球范围的搜捕。他期待着，“这一波涟漪要荡开去，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猎人”集结完毕，行动小组的办公地点，在银行总部、交易中心和金融监管机构的环绕中
7月，公安部“猎狐2014”行动负责人手里，捏着两份重要的名单。
一份是“狐狸”的，按照不同类别、不同区域整齐地排列着。
这些人涉嫌的罪行，有合同诈骗、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职务侵占、商业贿赂等，涉及经侦领域的数十个罪名，最高涉案金额以亿元计。
上了这份名单的，既有“老百姓”，也有“当官的”。有的已经在逃十余年，有的则刚刚被立案侦查。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破坏了经济秩序，侵害了国家、企业、个人的利益”。另一份名单，则是“猎人”的。比起庞大的“狐狸”群落，“猎人”却是一支人数不多的精干团队。
看看学历，都是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名校毕业，有的还是“海归”。几乎全是硕士，还有数名博士。专业背景构成极为完备，有法学、经济学、金融学、计算机学、企业管理学……当然更少不了侦查学。
登上这份名单的，既有公安部经侦局的精锐部队，也有从全国各地抽调而来的经侦干将。有人来自省厅，有人来自市局，还有的，则来自基层警队。算算年纪，平均30岁。
行动领导小组还专门派遣经侦局副局长刘冬坐镇指挥，数名处长亲自上阵。刘冬这位“老经侦”谦逊地自我调侃：“我年纪最大，还只是个本科。”
7月中旬，这群代表中国经济犯罪侦查顶级水准的“猎人”集结完毕。行动小组的办公地点，设在中国金融业的重镇----北京金融街。小组所在的大楼周围，遍布银行总部、交易中心和金融监管机构。
“从部署行动到人员到位，不过几天时间。”刘冬回忆，行动迅速拉开阵势，几乎是“一边走程序，一边招兵买马”。
在行动小组的几间办公室里，最显眼的布置是大小能占据半面墙壁的世界地图。地图上标着“狐狸”的主要分布地带。
刘冬的手指连连划过亚洲、非洲、南美等不少国家的区位，不时还轻点下岛屿，在蔚蓝海洋和绵延大陆的映衬下，这些地点显得遥远而神秘：“这儿、这儿还有这儿，我们都去了，此时此刻，有弟兄还在这儿呢。”
8月中旬，经侦局警官王谨（化名）和几名同事完成了赴柬埔寨追逃押解的第一次任务，成功押解回潜逃国外长达10年、涉案金额高达1.5亿元的两名犯罪嫌疑人。
适逢周末，这名“猎人”和朋友享受了一个清凉的啤酒之夜，正准备好好休整一下，电话却又响起。他被告知，上次提交柬埔寨方面核查的线索有了重大进展，需要立即跟进。
在柬方传来的文件中，出现了3个名字，内蒙古的殷某、浙江的石某和重庆的孙某。
王谨的心跳得厉害，这3只“狐狸”，行动组已经盯了很久。接着，他看到了柬方传来的疑犯殷某照片，“80%吻合”，文件中描述道。
“什么80%，这就是百分之百！”王谨激动极了。
时间非常紧迫，每一分钟，嫌犯都有转移的可能。王谨和同事们没空坐着开会，他们一边办出国手续，一边讨论抓捕行动，“在路上办公”----这是“猎狐”的常态。几天后，载着王谨和几名行动组成员的航班降落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王谨走出机场，望着暗沉的夜色，脑袋里盘桓着3个念头。
第一，此行至少要带回两名嫌犯；第二，此行要把躲在柬埔寨的“狐狸”，全部纳入控制范围；第三，此行要为之前暂无头绪的案子，找出新线索。
这位北大网络安全管理硕士，当过学生会主席，从警11年，当过侦查员，也在地方警队支队长岗位上历练过，但却是第一次给“猎狐”行动组当“团长”。除了要对任务负责，他还得协调和柬方的关系，联络使馆、当地警察，安排组员食宿，并保证他们的安全。
被抓捕者是少林寺俗家弟子，当场施展武功抵抗，并驾驶汽车向警方冲撞
尽管是首都，但金边的城市发展还非常落后。特别是3名嫌疑人出没的地段，都有着街道狭窄、居民密集、建筑结构复杂等特点，“不适合蹲守和实施抓捕”。
海外追逃和在国内不同，中国警察没有执法权，必须和当地警方合作。此外，一些欠发达地区科技手段落后，这给抓捕行动增添了难度和许多无法预料的因素。
“有时得下死功夫。”王谨说。他和当地同事租车，排查嫌犯可能出没的地方。怕引起注意，他们不能停车，就在行驶中隔着车窗拍下照片。
经过连续几天的调查走访，最先被锁定的，是涉嫌非法集资的浙江人石某。
准备实施抓捕的当天早上，王谨和柬埔寨警察隔着一条马路，守候在石某所开设店铺对面的立交桥下，“心情激动得要往下摁”。
不久，两个男人出现在店铺门口。照片掏出来一比对，其中一人与嫌犯非常相似。当时，柬埔寨警察也兴奋起来，没等王谨发出指令，七八个警察已经冲过马路，扑向那人。
“坏了！”王谨心想，“还没看仔细呢！”他跟着追去，一头扎进立交桥下的车河中。
待到围住了人，一核对身份，才知被抓的是与嫌犯极为相像的他的胞弟。而真正的嫌犯已经趁着人多混乱，开车逃跑了。
回到酒店，王谨沮丧极了。因为往往一旦打草惊蛇，抓捕对象会大大提高警惕，可能就再也抓不到了。然而正当他向总部汇报“失手了一个”时，一个可靠的消息传来，内蒙古的殷某被发现了。
接下来行动非常顺利。身高体壮，顶着一颗硕大脑袋、瞪着一对牛眼的殷某出乎意料地没有任何反抗。“知道为什么找你？”王谨问他。“看到你们我就明白了，我老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他答。
中午，嫌犯落网的消息被发到北京。缉捕行动队队长文小华（化名）忍不住用力拍了桌子一下，“好！抓住一个！”
时针指向下午1点，柬埔寨警方派出的摩托巡逻队再次发现了逃跑的石某。
石某是少林寺俗家弟子，当场施展武功抵抗抓捕，并驾驶汽车向柬埔寨警方冲撞。
但“猎人”这次没有失手。当这名涉案金额4000多万元的疑犯照片发回北京时， “又抓住一个！” 文小华一看照片，便知抓对了人，而桌子则又挨了他一下。几天后，第三名疑犯孙某也落网了。
根据这位拿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还曾担任驻外警务参赞的警官介绍，抓住疑犯其实只完成了一部分工作，更重要的，则是想办法将其带回中国。
“引渡”是其中一种方法，但过程漫长而复杂，且我国只与30多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行动组要在短短几天内将人带回，一般使用另一种方法，即“非法移民遣返”。
这种方法是在当地移民部门的协助下，以“居留地位不合法”或“因犯严重罪行剥夺其居留地位”为由，强制其离境。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行动组必须在短时间内提交对方国家认可的证据和材料。这些材料需要经过公证部门认证，还必须全部翻译成相关国家的文字或英文，有些案件需提供的材料多达数百页。
“有时候这比找人还麻烦。”王谨说。但令他欣慰的是，当他第二次在柬埔寨执行任务时，已经和当地警察成了“战友”。
“你名单上的人，在我们这里也是不受欢迎的。”一位柬埔寨副部长级警方高官对他说。王谨明白对方的意思：打击犯罪，维护正义，这是全世界警察共同的使命。
飞回北京的前一天，王谨才有空到湄公河支流岸边啜杯咖啡，稍览风景。他曾离柬埔寨著名景点吴哥窟很近，但“没心情，也没时间去”。
这位30刚过的年轻“团长”想起临走前，曾跟“头儿”刘冬说：第一次带队，抓不到人不好交待。刘冬回他：交待倒好说，丢人是有点儿。
这会儿，他已经不用担心了。尽管这趟旅程经历了15天，而每天这位“猎人”的平均睡眠时间，只有三四个小时。
“我们就用高智商的警察，来对付高智商的罪犯，你纵是博士逃犯，我自有博士侦查员”
比起疲惫和波折，非洲的病毒、恶劣气候和混乱的治安状况更令人不安。
从“猎狐2014”行动启动以来，武文（化名）今年已经到过两次非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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