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后的决策层引导中国发生全方位的剧烈转型和升级，旧的生态和制度还在震荡和裂变，新的国家治理体系已经开始聚变并且渐具形态。新领导集体就位之初举起“清党”大旗至今，中央地方同时排查窝案打“虎”拍“蝇”，全党整风“大扫除”，常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以及军队、商界“七套班子”同时经历着一场高强度整顿，其中不乏较大规模的换血洗牌。如果说这些都属于“破”的层面，那么“立”的层面也早已进入议程。一向颇为神秘而权力极重、地位极高的中组部如何重建成为关键。
习近平
9月16日的《人民日报》头版顶部发文称，发展党员步入控量提质新阶段，标志着中共执政团队已经施行20余年的人事体制模式的大变局，以及从以“破”为主到“破”“立”并行的态势转换。就“破”的层面来说，目前至少已经削平了五个“山头”：薄熙来的重庆、周永康的四川与中石油、万庆良等人的广东，以及近半常委被清的山西；而在“立”的层面，虽然异地调任成为常态，但整个体系的重建仍然是有待填充和铺展的鸿篇巨制。
20余年人事组织模式大变
《人民日报》文章所称的“控量提质新阶段”，至少有两方面的标志性意义。其一意味着中共经历一年有余执政体系全方位反腐整风之后，执政团队体系重建的启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前者“破”的终结，而是从以“破”为主到“破”“立”并行。反腐整风需要继续扩展深入，“治标”不可松懈，同时亦重建执政党组织体系，着手“治本”。其二则意味着已经实行20余年的中共党员发展培养模式的系统性调整。党报“控量提质”说法的直接来源是习近平在2013年1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是提出的“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16字方针，也即对新历史阶段党建工作新的总要求。此次会议的主题就是“研究部署加强新形势下党员发展和管理工作”。可见，早在反腐整风之初，中共高层已在运筹安排破后重建问题，并且形成一套比较明晰的整体思路。
习近平就任中共总书记后，新阶段和新时代特征体现得十分明显，这16字方针字字珠玑，体现了一定的历史传承和时代转换印迹。习近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该16字方针约5个月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将其成文化，成为全党组织系统最高指示。中办印发的这一《细则》，是1990年《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试行）》的修订版。试行版的16字方针则是“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
从“保证质量”到“提高质量”，从“改善结构”到“优化结构”，而且提出“控制总量”，折射出习近平时代对1990年以来中共组织系统工作模式的大幅调整。
分析人士指出，1990年后，改革开放步伐大大加快，作为执政党的中共亦对外敞开大门，规模急剧膨胀。由此巩固了中共执政基础并保持了先进性，但也难免泥沙俱下，党纪国法松弛，官场生态迅速恶化，周永康、徐才厚者也从有志青年逐渐变身弄臣巨贪。对此，决策者治国战略有所失误，组织系统亦有监管失职之责。这些都是导致现今中国官场生态整体下行的重要原因。而要改良中国官场生态，一方面要求把已经高度腐烂因子清除出去，另一方面就须着手重建一套健康的执政体系，严把执政体系关口就尤为关键。
神秘“权杖”
中组部即中共中央组织部，是中共党内中央直属机构。从世界和历史的视角来看，政党其实是近现代政治模式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尽管其具体形式各有不同。中国在19世纪引入政党之后，亦激发出强大的政治能量。国民党如此，共产党也是如此。而中共能够历经早期革命时期、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文革大乱，最终引导中国走向民族复兴，组织系统功不可没，或者可被视为决定性因素之一。强大的组织体系和能力代表着强大的凝聚力，这也是作为一个整体得以存在的根本。
中组部堪称中共组织架构中最具实权的部门之一，与之并列的还有中宣部、中央统战部等。不过与后者相比，中组部带有更多的神秘色彩。宣传系统需要与媒体、理论机构保持即时和密切联系，需要代表中央针对各种政治、社会事态作出具体指示。组织系统的工作则大多在幕后，一般在每5年一次的“七套班子”整体换届前后才纷纷走上前台，约谈候选人、出席换届大会、宣读中央决定。虽然组织系统出镜率不高，但无人能够忽略其权位，尤其是身处其间的体制内人士。这从一个官场细节就能够略知一二，即中组部官员每到一个地方调研考察，都会获得当地一把手亲自接见。曾经担任过中组部部长者也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胡耀邦、尉健行、宋平、曾庆红、贺国强、李源潮。他们能够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组部经历十分关键。毛泽东、邓小平能够执掌最高权柄，宋平被誉为“政坛伯乐”，也都与其中组部经历有关。
一般而言，能够担任中组部部长者，已经位居中共领导核心圈，很多人都被当作未来领导人来培养。这也正是中组部的特殊性所在。中组部长不仅对全党人事具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而且在人事任命方面更是扮演着权威角色，尤其是对中层党员干部的升迁调用。虽然中组部对高层和基层党政体系并非“一言九鼎”，需要参考甚至依从中央与地方意见，但对于大多数人事调整，特别是关键性岗位和人物选择的话语权却是难以撼动的。
“削平”五个“山头”
不久前有官媒撰写长文《解密中组部 全球最大的HR如何工作》，首次将神秘的中组部较为全面地展示在聚光灯前。中共庞大“七套班子”其实是一个整体，而组织系统是人力资源管理者，纪检机构是监督者，二者是中共能够长期执政必不可少关键两环。中组部与中纪委一个是“戴帽子”的，一个是摘帽子的。中组部的任务是发现好人、发现长处、发现人才，中纪委任务却是查找坏人、揭示缺点、排除“害群之马”。其地位是如此紧要，拥有八千多万党员的中共是廉洁还是腐败，是甘为公仆还是官僚主义，是群众路线还是形式主义，取决于纪检机构，也取决于组织系统。二者本应相互配合、共同负责，缺一不可。
组织系统是中共把关人，如果不能合理有效发挥功用，必然会对中共正常运作造成沉重打击。文革期间中国大乱，国家治理体系几近崩溃的标志性事件就是“中央组织宣传组”的成立，由康生领导。该小组大权独揽，管辖中组部、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央政研室以及《人民日报》等中央级媒体。此外，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官场生态严重恶化，裙带关系盛行，地方暗结势力甚至对抗中央，其实也与中共组织系统功能弱化、把关不严有关。如果中组部在党政体系中人事选择中失去权威，关键人事关键岗位由个人说了算，整个执政党遭遇社会舆论批判、陷入执政危机也是必然。文革与前20年中国生态两次恶化，均折射出中共组织部的重要意义。组织乱，则政党乱，政党乱则国家乱。其极端情况已经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国民党身上。习近平等中共新高层志在改换中国官场生态，“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但不能寄望于一朝一夕之功。首先发力的中纪委，在大面积清除“苍蝇”“老虎”的同时，谋求组织系统的重建，这其实也是打造关住权力的“笼子”的一部分，“治本”的一部分。以往数年的乱象表明，受中央直属的中组部功能相对弱化，尤其是在地方官场难以插手，而地方组织系统又需接受当地一把手以“集体”名义的领导，往往沦为其任人唯亲的工具。地方组织系统另一弊病则是被腐败利益感染，致使纲纪废弛，如四川黑金商人刘汉、山西黑金商人张新明等反而被视为一方“组织部长”。破除地方“山头主义”，涤荡和改制地方组织系统就成为中共官场生态重建能否成功的关键。
有观察人士认为，现今中国政治格局中已经至少“削平”五个“山头”，分别是薄熙来曾主政的重庆、周永康曾主政的四川和中石油、万庆良等盘踞的广东，以及不久前清理常委近半的山西。不仅如此，地方组织系统领头人空降或交叉任职成为常态。官媒已经向外宣称，经历一系列人事调整后，现今全国31个省份组织部长中，28个为异地调任。此举对于破除地方官场势力、重整中共组织体系来说意义重大。不过，其庞大的组织系统究竟该如何改革以适应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如何协调共青团与地方执政团队的关系，是否需要像中纪委般更为公开化和独立化，究竟该对外开放怎样的尺度，制定怎样的吸纳标准，都是值得继续关注的宏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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