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疲惫而带着回家的喜悦，花匠溥仪悲伤地站在角落里，周恩来有一张让人过目难忘的面孔，他们同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接待室里。距“文革”开始只有一年，BBC记者大卫·威利来到中国，看到一切。
大卫来到中国的这一年是1965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一年，“像我这样的外国人很难觉察，这会是一个国家风暴的前夜。”
文化大革命是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事件
当年33岁的BBC记者大卫·威利正在越南西贡采访越南战争，新华社香港分社通知他，中国政府邀请他参加李宗仁回国的记者招待会。这个机会足够让他欣喜若狂。他撇下手头事务，第一时间赶回香港。
对他而言，那是“人生中一段奇妙插曲”。1965年春天，他被BBC派到香港报道越战，这是他首次来亚洲，半年后，他又第一次被允许踏上中国大陆的领地。
当年的中国对于任何西方记者来说都是一个新闻宝藏，1949年后，BBC记者还没能进入中国内地采访。接到邀请的大卫对李宗仁一无所知，后来他才知道，李是一位在中国曾经很有影响的人物，在蒋介石下野后曾短期出任中华民国总统，1949年流亡美国。
当时中国对外籍人员入境管理极为严格，除了共产主义刊物之外的西方记者很难拿到签证。但有了官方邀请，大卫无需复杂的程序，在提供了记者证、护照等文件后，他坐火车从香港到广州，然后前往北京。
这支从香港出发的记者团有25人，大概有5名来自西方，除了他还有路透社和澳大利亚的记者。
李宗仁的记者招待会定在当年9月下旬举行，大卫已想不起准确日期，只记得那是个晴朗寒冷的下午，他获许进入人民大会堂，“与中国的高层显贵们摩肩接踵，一同迎接他们著名的前军阀回家”。
大卫面前的李宗仁，穿着跟普通中国百姓相同的中山装，外表疲惫而老态，但看得出充满了回家的喜悦。令他茫然的是，虽然李宗仁会一些英语，可整场招待会都用中文。现场有上百位中国官员和记者，“外媒只有5个人，我们是一个很小的团体，只能在一旁看着”。招待会上的中国领导人让他印象极深，“我记得毛主席那才华横溢的副手—周恩来，他有一张让人过目难忘的面容”，除了周，外交部长陈毅、北京市长彭真也出席。
会后，他们被允许在台下四处走动，有个中方新闻官员指着一位穿深蓝色衣服的老人对大卫说：“你知道那是谁吗？”那个人戴着眼镜，面容悲伤，孤零零地站在偌大接待室的一个角落里。
“那是溥仪，清朝末代皇帝。”官员说，溥仪现在被新中国聘请为兼职文化研究员和园艺工作者，并热情介绍他和大卫握手。
在新政府成立16周年的国庆节上，作为特殊成员参加的大卫被安排站在天安门右侧应邀观摩国庆大典，和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军官一起。
当天的庆典，他看到超过百万人的游行队伍从“伟大领袖”毛泽东面前浩浩荡荡地走过。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整齐划一的游行队伍中，有一个巨大的“反美”牌子，中国政府宣称要在越战中打败美国。
“十一”庆典后，官方请这支记者代表团进行了为期三周的旅行，安排了导游和到各地的大巴车。他们乘坐特别小的飞机到沈阳、南京、上海、杭州，最后坐火车回广州。
47年前，北京路上的一切都让大卫兴趣盎然，第一次来这个“很大也很穷”的陌生国家，普通中国人给他的印象是“循规蹈矩”，“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循规蹈矩的社会”。大卫来到中国的这一年是1965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一年，“像我这样的外国人很难觉察，这会是一个国家风暴的前夜。”
在上海，官方介绍一位曾经的资本家给他们：“中国政府很包容，对资本家并非要完全消灭。”那个资本家穿着蓝灰色中山装，和当时多数中国人的沉闷穿戴并无二致，但大卫却觉得“那个绅士真的挺不错”。
“我觉得中国领导人不是很幽默，喜欢讲道理，他们教导年轻人，让他们相信祖国的未来。另外，大家似乎对数字都十分痴迷。”
在这场被布置的旅行快要结束时，发生了一件他觉得好玩的事，就在离开广州前，一位中国官员匆匆忙忙地赶到机场，对他说：“大卫先生，你落下了这个！”那个官员手里拿着被他扔在宾馆垃圾桶里的废胶卷。
时隔47年后，2012年7月，大卫应意大利文化部邀请来北京参加一个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艺术展览，这是他第二次来中国。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