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北大设立燕京学堂并开设中国学专业，一时惹起各方争论。其背后，争的是经济崛起后中国如何进行文化建设的大问题。作为一名儒家学者，复旦大学哲学教授白彤东力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思想资源，他相信中国传统文化不仅能为中国的许多问题提供解决办法，更能回答人类的一般问题。
和西方比较谁能解决普遍问题
时代周报：你对北大设立燕京学堂与中国学专业怎么看？
白彤东：这里包括决策程序、设立的地点（静园）和校中校等都有一定问题，但更大的在于中国学这个专业依然延续了西方的话语体系。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待“中国主体性”的提法？
白彤东：解决中国问题要结合中国的国情，不能照搬照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以这么提。但我自己是研究哲学的，哲学更多地谈普遍价值，所以我更强调中国传统思想里的普遍价值。这跟西方占主流的普遍价值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要比较一下到底谁是真的普遍的，或者说谁能更好地回答人类的一般问题。我更关心的是中国传统思想里能被全世界利用的东西，而不是中华民族的独特事物。所以说其实也谈不上什么中国主体性。
时代周报：很多人提“中国主体性”是因为中国经济崛起了，但文化上还没有获得别人的认同，你认为传统文化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白彤东：这个想法我是非常支持的，我自己的学术和一些实践都在做这个事情。中国的经济崛起了，但在文化、政治上没有给世界一个正面的形象，所以我们要回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去找这种形象的资源。西方民族国家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对外具有排他性和侵略性，因此世界担心中国崛起也很正常。中国需要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能消除别人忧虑并且抑制国内激进的民粹主义的语言和文化。中国历史上有一套很好地融合各族的儒家模式，因此回到中国传统的模式是很重要的。
时代周报：建立中国自己的语言、文化体系是否应首先复兴儒家文化？
白彤东：不一定吧。我自己是趋向于儒家的，但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里各家有各家的优点。比如说法家在当代就有一定的适用性，现在的很多社会事件，比如医闹、小贩杀城管之类，凸显出法律和国家权威不被人们尊重的问题。而在秦朝的时候国家的尊严和法律是被绝对尊重的。
当然，西方的自由、民主在儒家文化里也会找到部分与之相对应的内容，但是儒家的某些独特的内容或许能更好地解决现代性问题。儒家认为要精英治国。但孟子同时会强调，国家要为人民服务，人民要自己来表达他对服务是否满意。儒家同时认为，人民没有能力判断什么政策能导致他们幸福。所以既要有民意充分表达的机制，又要有精英根据表达的民意作出政治决定的机制。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在对外关系上，儒家更强调恻隐之心。恻隐之心把所有人都连接起来，但恻隐之心也是分等级的。对儒家来说，爱国是正当的，爱国最终是建立在爱人的基础上的，爱本国人超过爱外国人是正当的，但你不能为了本国人的利益就不管不顾外国人。所以我觉得这一套模式比民族国家要温和得多，但同时又不是西方另一套人权高于主权的欧盟模式。后一种模式往往会适得其反。
从台湾、韩国借鉴经验
时代周报：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依附于政治系统，没有独立的传统，你是怎么认为的呢？
白彤东：我不这么看。中国科举制度有它自身的问题，就是把知识分子都挤到了当官这一条道路上。但我并不同意什么泛泛地讲“中国知识分子没有独立人格”，因为儒家教导人们为了道德、为了政治理想要敢于对抗现实，从乡绅到士大夫都要敢于对抗专制和强权，这是很强的独立传统。
不过，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多数还是对传统抱有偏见和敌意的，这是让人担忧的一件事。所以我想我们一方面要正确理解传统，一方面也应重新理解西方的政治演进过程。通过比较来明白中国传统的特色在什么地方，以及真正的缺陷在什么地方，让中国传统去回应西方的挑战。
时代周报：刚才你谈了知识分子群体，那么如何在普通民众中间恢复传统文化呢？
白彤东：我觉得真正要做的是要让传统跟工业化社会，流动社会适应起来。我们这么多年以来传统彻底被断掉了，没有跟着社会演进。另一方面，台湾、韩国这些地方的儒家就是跟着工业化、全球化社会一起演进的，我们完全可以从它们那里借鉴经验。
我希望哪一天人们能到天坛去祭天，敬天法祖，把国家祭祀恢复起来，同时民间也应该恢复起来。当然，这还要适应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为什么要敬天法祖，就是要让人们有一种敬畏感，希望人们能超脱狭隘的个人自我，想着自己的祖宗和子孙后代，而不会为了一时的幸福去干些缺德的事情。所以恢复祭祖好像是很小的事情，但对改变人心会有很大的影响。
2014.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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