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近日的罢课运动如火如荼，学生对争取真普选的诉求寸步不让，这时候有人提起了24年前台湾的野百合学运，认为能对香港学生带来多少启示。
野百合学运发生于1990年3月16日至3月22日，大学生透过罢课、静坐、绝食等方式向国民党政府施压，最高峰时学生人数接近5000人。野百合结束后，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加速发展，人民首次能选出国会及总统。
然而，清楚了解野百合学运的细节后，我们便会发现，运动当中有不少有问题的地方，这比起野百合如何成功，更值得香港学生思考，并引以为戒。
野百合的历史背景
直到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令为止，台湾曾经历长达38年的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以防止中国共产党势力入侵为由，肃清所有异见份子，无数人遭受政治迫害。
除言论自由及政治权力被猛烈打压外，某些社会问题，例如原住民权益、环境污染、农民生活不受保障等，一直于80年代的台湾萦绕不断。
随着戒严令、报禁、党禁等高压管治的政策撒回，长期潜伏地下的反抗声音崭露头角，积极参与校园运动及社会运动的学生组织亦逐渐现身，陆续组织及参与了不同院校内的民主运动，亦热衷于支援各地的社会抗争，例如环保运动、农民运动等。学生运动的经验于数年间不断累积。
1988年蒋经国逝世，由副总统李登辉接任总统及代理国民党主席，蒋氏家族的统治时期告一段落，紧接而来的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党内分成两派。直至1990年3月的总统选举，派系斗争白热化，两派分别派出李登辉及林洋港出选总统。当时的总统选举由7百多名国民大会代表选出，其中大部份代表自1947年起未曾卸任，国民大会因此被戏谑为「万年国会」。竞选期间，两派拉拢老人支持的戏码引起民众不满，要求民主选举总统的诉求甚嚣尘上。
野百合学运的经过
早于3月初，台大学生会已有计划举行一系列示威行动，包括由教授发动罢课等，要求政府还政于民。惟后来林洋港宣布退出总统选举，政治形势稍为冷却，学生因此决定暂时搁置行动。
3月16日，三名台大学生突然决定到中正纪念堂广场静坐抗议，超出学运团体的计划，野百合学运因而意外展开，此后普遍形容是次学运的爆发为「擦枪走火」。
其后经过学运团体的动员及媒体报导，再加上台大教授宣布发起「柔性罢课」－－将课堂移师广场，令学运规模大幅扩张，最高峰时学生人数接近5000人。
学生在运动期间提出了四项诉求，分别是解散「万年国会」、废除用以迫害异见份子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召开由社会各界参与，共同订定国家政策的国是会议以及订立政经改革时间表。
除了于广场内集会的师生外，广场外围于运动开始不久后，已陆续有民众到场声援及围观，民进党更一度于中正纪念堂举办「声讨老国代大会」，2至3万支持者参与活动，人数比学生多出数倍。
学生惟恐民进党人士及其支持者触动国民党神经，引来政府镇压，波及学生，此外，学生亦倾向与政党划清界线。因此，学运组织的决策层决定设立纠察线，分开静坐学生及民众，学生及教授需出示学生证及教学证明，方能进入静坐区。
纠察线的设立极得传媒受落，纠察线内的学生及教授便成了媒体目光下单纯、善良、有理想的菁英知识份子，媒体报导偏向正面。
广场的决策委员会曾两度接触李登辉，但两次均是属于未被广场学生授权的「私人行动」。首次是3月20日决策委员会私下送上邀请函，请李登辉公开回应四大诉求。第二次则是于3月21日，李登辉公开回应即将召开国是会议后，决策委员会与教授顾问团计划以会见李登辉，并要求李登辉于国是会议落实其余三个诉求，作为和平撒退前最后的行动底线。
两次接触于事后向广场学生报告时，均引来学生极大反弹，认为决策委员会的私自行动对学生极不尊重，导致第二次接触后决策委员会总辞，虽然最终被挽留，但决策委员会亦从此接近瘫痪。
总统府会面后，广场内各间院校开始讨论是否撒离广场，并派代表于校际会议中表达同学意愿，最终22间学校同意撤离，1间反对。 3月22日清晨，广场指挥中心公布撤离广场的决定，为期六日的野百合运动正式落幕。
运动完结之时，只有「召开国是会议」得到政府正面回应，但接下来数年间，「万年国会」被解散，国民大会得以重选，首届民选总统亦于1996年产生，代议民主的改革大致完成。
回顾野百合学运的过程，李登辉于第3天已正面回应学生诉求，承诺召开国是会议及推动政制改革，学运骤眼看来甚有力量。然而，学生的行动不外乎静坐及绝食，但观乎过往的台湾，不乏更为激烈的抗争，却甚少能如此「有效」。民主化的进程，除了学运施加的压力外，似乎还牵涉更复杂的因素，诸如国民党内部分裂、多年来大量群众抗争，令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动摇等，野百合学运的威力似乎或多或少被夸大。
虽然野百合学运后，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大有进展，但学运本身有很多地方值得反省，香港学生应引以为戒。
学运组织的缺憾
野百合学运冠其名为民主运动，但观乎整个运动决策架构的实际运作，却并不民主。
整场运动之中， 大多决定由仅有7人（后增至12人）的决策委员会决定，其成员主要来自学运组织。虽然决策委员会经过数次改组，但改组方式是由原任成员提名下任成员，故此一直由学运组织把持，普通学生无权拣选委员会成员，更遑论左右运动的方向。
由学生选出的校际会议理应审批决策委员会的决议，但实际上却如橡皮图章，草草通过这些决议，监察的功能形同虚设。但最恶劣的情况，莫过决策委员会私下决定与政府谈判，学生事前未被通知，亦没有授权行动，只能无缘无故「被代表」。
事实上，于学运期间，曾有学生提出召开「学生国是会议」，由广场同学决定运动目标及方向，然而，决策委员会以技术问题为由，置之不理。
虽于决策委员会瘫痪后，广场上的学生开始自行商讨运动的方向，但奈何运动已步入尾声。
粗疏的运动目标
国民党高压统治期间，解散「万年国会」、废除「临时条款」等落实民主化的诉求，早已被提出多年，是学生心中不证自明的愿景，故广场上对此甚少讨论， 唯独「（订立）政经改革时间表」的诉求一度引发争辩。
民主学生联盟（民学联）为其中赞成以上主张的学运团体。他们认为，纯粹的选举政治只是选出新的代理人以取代现时统治者的位置。但现实中，社会的矛盾并不限于统治者及「人民」间的对立，「人民」内部实存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单单是商人及劳工之间，已有极大分歧，光是追求政治架构的改革，只会令这些冲突被掩盖。
因此，民学联强调「人民民主」的理念，意即让每个人争取自己生活上的权益，在每个生活层面实践民主化，以超越对代议民主的依赖。成立以来，民学联积极参与各地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环保运动等。而于野百合学运期间，则希望将阶级、环保等议题带到运动当中。然而，在重重妥协之下仅以「政经」一词取代「民主」，以象征对经济议题有所关注，但事实上运动始终光只关注选举政治，其他议题从来缺席。
回看当下的台湾，代议民主已运作近廿载，上文提到的经济改革我们能否看见，人民生活又是否大有改善？自1996年首次民选总统后，民进党陈水扁终于2004年首度胜出，不少野百合的学运领导更成了政府官员。但民进党甫上任时面对经济危机，并非先顾及普罗大众的生活，而是召集资本家开会，以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可见代议民主之下，普罗大众并未夺回真正的权力，政策本身亦存在很大局限。至于「人民民主」的愿景，则遥遥未见。
菁英主义与过度依赖媒体
媒体的报导赋予了学生纯洁、有理想的超然身份，形象正面；而当时普遍的学生，多少亦自觉为菁英，有责任带领群众争取民主，两者互相契合。因此，不少学生乐于代入媒体塑造的形象中，例如选取台湾野百合为运动象征时，「纯洁」便是其中一个野百合的喻意。
但菁英主义有两大问题，其一是学生自命为菁英，便很容易忽略贫苦大众的处境及社会问题。其二则是群众在运动中只能被动地支持领导者，这并不鼓励他们主动参与抗争。
虽然有部份学生，例如主张关心经济议题、鼓励人民自发抗争的民学联派系，对运动弥漫着菁英心态的情况极有保留，但为了争取媒体的正面报导，亦没有与菁英身份撇清关系。然而，这种由菁英领导的运动方式，实与其「人民民主」的理念有所冲突。
过度依赖媒体塑造的学生光环，不但无法连结其他群众，以形成更广泛及全面的社会运动，更甚者，是遭受到媒体反咬一口，亦即对学生的抹黑。野百合最后两天，媒体一改当初的态度，不断抹黑广场上的学生，致使学生需要不断制作刊物以作反击，对运动的持续极为不利。香港如何借鉴野百合？
◎学生组织层面
决策委员会私下接触李登辉，令广场学生不满，无疑对运动的持续性及团结带来极大伤害，而这种由学运领袖带领的组织形式，应引以为戒。
综观香港的学运，往往由学联及各大学学生会带头发起及维系，学生只能以支持的角色参与，稍为增加运动的人数，但对运动的目标及方向均无参与的机会。参照台湾的例子，应重新思考学运的组织方式，尝试由下而上的学生运动。而于是次罢课之中，乐见中大学生会尝试让同学商讨运动方向，但操作上始终仍待完善。 [1]
◎扩阔运动议题
香港是次的罢课行动，如以往的民主运动一样，只专注于普选特首及立法会等政治改革上，因此，争取公民提名、废除功能组别等顺利成章成了口号。
然而，回看民学联当初主张的「人民民主」理念，「民主」的想像绝不仅限于每人一票的选举，而事实上，选举政治对改变人民生活的作用亦甚为有限。假若「民主」是学生共同追求的理念，便更应重新思考如何能超越选举政治，迈向这个目标，引入其他议题，例如阶级、性别、工人、房屋等议题，便相当重要。 [2]
◎摆脱对媒体的依赖
香港过往的学生运动，对媒体甚为依赖，一张表现热血的相片远比严谨的论述，更能召集学生及公众的支持。如同野百合的学运领袖，争取媒体的正面报导成了运动策略考虑的重要部份。
但参考野百合的经验，可见媒体有自己一套运作逻辑及立场，譬如特别偏爱报导温和及煽情的行动、未必关心某些社会议题等，而这些取向未必与运动的理念相符。因此，策略上绝对不能过份依赖传媒，我们更需要有自己的组织及宣传方式。
此外，媒体实为双面刃，能为学生迅间戴上光环，亦能不消片刻便把学生抹黑成暴乱份子，行动者必须引以为戒。
[1] 可参考罢课特刊内的〈荜路蓝缕作为民主起点的自发组织〉及〈Student On Strike！三十万同学罢课----从魁北克学习由下而上的组织〉。
[2] 可参考罢课特刊内的〈重思民主价值连结民生诉求──谈民主抗争论述的转向〉。
参考资料
陈信行：〈我的野百合〉。苦劳网。
邓丕云：《八零年代台湾学生运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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