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才”徐向前:有情有义真男儿
徐帅当年报考黄埔军校时，差点被拒之门外。蒋介石召见过他一次，也没看出他的本事，后来追悔莫及。徐帅的仗打得艰难，婚姻也十分坎坷。
徐向前元帅
徐向前在军史上拥有多项第一，比如他是唯一把总参谋长、国防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军委第一副主席这三个最高军职全部当遍了的。他是黄埔一期的共产党里最高的将领，国民党悬赏他的人头是10万到20万大洋，跟朱德、毛泽东一个价。
他指挥的反六路围攻，8万人抵挡20万，消灭10万；晋中战役，6万人歼敌10万；太原战役，10万人攻破13万人坚守的古城。如此惊人的战绩，林彪、粟裕、刘伯承也要佩服的。所以千万不要被徐帅表面的“苦相”给迷惑了，他心中自有一份雄韬伟略，更有一份浩荡的“春意”也。
徐帅1901年生于山西五台，跟陈毅同岁，本名徐象谦，乳名银存。父亲是个晚清秀才，在村里教学堂。20岁那年，由父母包办，他在老家娶了朱香婵为妻，那时徐象谦在阎锡山办的学校里担任教员，月薪20块大洋，小康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两年后生一女孩，取名松枝。孩子周岁，朱香婵不幸病逝。此时，徐向前失了业，离家投考黄埔军校，随即孤身转战，四海为家。松枝由爷爷奶奶抚养成人后，被聂荣臻接到延安，培养为一名军医。
1929年，已经学成一身韬略的徐向前来到鄂豫皖苏区，大展军事才华，很快成为令国军胆寒的名将。一次战斗中，他跳崖摔伤了腿。养伤期间，经人介绍，与湖北黄安的18岁女红军程训萱于年底结婚，两人非常恩爱。程训宣大胆泼辣，说话爽直，徐向前曾经说她“嘴边没个站岗的”，劝她谨慎。1932年，程训宣在张国焘的“白雀园肃反”中被处死，年仅21岁，徐向前心痛欲绝。后来西路军全军覆没，徐向前化装成小贩，几乎是一路乞讨，只身逃回延安，遇见耿飚前来接应，他叫了声“耿飚”，眼泪就下来了。九死一生的徐向前见了八路军副总彭德怀，从身上掏出10多个金戒指，说:“这是组织分给我作路费用的，那段路已走完了，派不上什么用场了，全部交公。”
不过在婚恋问题上，徐总却长期心灰意冷。他怀念冤死的妻子程训宣，对亡妻的母亲汪秀芝终生尽孝。直到建国后，他也不忍把程训宣的死讯告诉老人，经常对汪秀芝说，训宣的工作又调动了，所以不能见您。从北京调到陕西，又调到青海，再调到新疆，最后调到了苏联。善良的老人始终相信这个朴实的女婿，直到1972年，汪秀芝以 96岁高龄辞世。临终前，老人看着徐帅给她剥开的橘子，微笑着流下了眼泪。她拉着徐帅的手说:“向前，你是个好心人。训宣跟着你，我死也放心了！”
其实有不少红军女官兵喜欢徐向前，而且他手下还曾经有一个“妇女独立团”，一千多个活泼健壮的姑娘，可徐帅就是始终提不起情绪。听说有的干部没事去妇女团瞎转悠，他对妇女团政委张琴秋大发雷霆说:“你那团是战斗队，不是老婆预备队。妇女团应作个规定，不准谈情说爱，不准男同志去团里乱串，不准结婚，不准……”结果妇女团都说徐总是个“怪人”，是“封建脑瓜”，“看见妇女就苦苦个脸”。
直到1940年，徐总到山东工作时，才经劝说与女干部王婧结了婚，生有一女，取名徐鲁溪。三年后徐王二人因感情不合分了手。
直到1946年的“五四”青年节，经一些“老大姐”说合，45岁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副司令兼参谋长徐向前，与36岁的延安保育院院长黄杰喜结良缘。婚礼的仪式很另类，先是打扑克----当时延安最高级的游戏，接着杀了一只鸭子大吃一顿，然后就共入洞房了。
黄杰，湖北江陵人，也是资深老革命。少女时代为逃婚而离家出走，是徐向前20年代在武汉军校的学生，跟女烈士赵一曼同学。她1928年入党，十几年出生入死，在上海跟周恩来干地下工作时曾被捕入狱，经宋庆龄援手免于重判。被捕前，黄杰与中共重要领袖曾中生结婚，不久曾中生被聂荣臻派往鄂豫皖苏区担任特委书记，与徐向前成为战友，可不幸于1935年也在张国焘的肃反中被杀。共同的革命理想和相似的痛苦经历，使徐向前和黄杰成为肝胆相照的终生夫妻。黄杰建国后在纺织部管人事，2007年以97岁高龄去世，遵其遗嘱，徐帅后人将部分徐帅骨灰与黄杰的一道撒入长江。
徐向前文才也不错，兴趣广泛，他爱唱戏，懂摄影，喜读书，会乐器，能缝补，善手工，还喜欢练书法，长征路上还养过一只猴子，并且是十大元帅里唯一会织毛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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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反复磋商，政治委员曾中生最后决定：留十二师守英山，以十、十一两师4个团出蕲、黄、广。他一面部署部队前进，一面写信派人向张国焘报告，说明情况。
红军部队冒着酷暑分两路南下。一路，急行军120里，突然奔袭蕲春城附近的漕河镇，全歼敌人新八旅，活捉旅长王光宗以下1600余人，缴枪1200余支，乘胜进占浠水、广济县城，逼近武穴；另一路奔袭黄梅城，由于城壕水深，随即撤出，占领乡村。徐向前和曾中生灵活机动的指挥，使部队干部战士十分高兴。当地党组织和群众见红军归来，纷纷组织慰问，到处燃放鞭炮。被敌人摧垮的革命群众组织，又很快恢复起来。短短几天，红军就从敌人仓库和地主豪绅家中收缴了许多财物。光是银子就达1800斤，金子20余斤，大洋7万元。金子后来全部送到上海党中央，其他财物，解决了红军的吃穿。真是难得的胜利！接着，红军又在洗马畈地区歼灭敌人3个团的大部。
张国焘坐镇后方，得知徐向前、曾中生没按他的意见去攻安庆，大为恼怒。8月27日，他以鄂豫皖分局、军委会的名义给曾中生、徐向前写信，指责他们“公开抗拒分局命令”，是什么“原则路线上的分歧”；严令部队“立即北返，不得丝毫停留”。
徐向前事先曾想到，红四军的行动可能受到批评，却没想到如此严重；曾中生似早已预料到后果，还没接到张国焘的来信，就与徐向前、刘士奇联名，向上海党中央写了信，申述红四军南下的理由。信中说：“现在我们的战略是要巩固蕲、黄、广苏区，与皖西苏区、黄麻苏区打成一片，同时相机而据武穴（水不退仍然不能去），尤其是准备这一阵地的群众基础。敌人能来则集中力量而必消灭他数师以上，敌人不来则从宿松、太湖、潜山一带巩固阵地的发展而出安庆。”“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根据地几百里的阵地，如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等，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为单纯军事行动，根本忘却了巩固阵地的发展任务了。我们深深认识中央根据地胜利的伟大，就是有了强度群众基础的阵地所致。”9月初，部队奉命北返，在英山以南的鸡鸣河，曾中生召开了一次支部书记和指导员以上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了张国焘的来信。会上，群情激愤，通过申明书，决定派刘士奇回去向中央分局陈述意见。这件处理不当的事，更被张国焘抓住了把柄。于是，红四军南下问题遂成了一桩大罪！
9月13日，陈昌浩到达麻埠红四军军部宣布中央分局免去曾中生军政治委员职务，由陈昌浩接任的决定。接着发生了在红军中开始“肃反”抓人的事。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等20余人相继被捕。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一直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徐向前感到迷惑不解。
徐向前问陈昌浩：“被抓走的好多人，都是贫苦农民出身，土生土长的，有的是看着长大的，怎么成了反革命？这是怎么回事？”
陈昌浩说：“你不知道，八月初，我们在后方破获了一个反革命团体，叫AB团，成员多是岳维峻的旧部。他们准备九月十五日暴动，要炸毁医院，抢走岳维峻。在一些县委、区委里也发现了改组派，牵涉到我们部队呢。现在逮捕的都是改组派、反革命。”
徐向前被弄得更糊涂了。在苏区和红军中前一两年也搞过肃反，也抓过一些人，大多是地主恶霸的狗腿子，或是敌人派来的探子。而现在抓的，大都是在一起打游击的，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改组派？说这些人是反革命吧，过去长期在一起战斗、生活，确实都是些好同志；说不是反革命吧，又拿不出证据来，脑海里始终是一个疑团。
遵照中央分局的命令，徐向前率领部队西返。部队一面行军打仗，一面在陈昌浩主持下继续“肃反”。一天，部队行至商城以西余家集时，徐向前正在路旁山坡上看着部队经过，见队伍里有两付担架抬着人，他问身边的陈昌浩：“谁负伤了，抬的是什么人？”
陈昌浩说：“没有谁负伤，许继慎、周维炯是反革命，逮捕了。”
徐向前听后，真怀疑自己的耳朵不好用，怎么许继慎成了反革命啦！他想起红四军南下发生的那件事：攻克英山后，一个自称钟蜀武的人，带了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曾扩情的一封亲笔信，来找红十二师师长许继慎。信中闪烁其词，大意是欢迎许带部队投蒋，“定将受到最优厚的待遇”。许继慎当即将钟某逮捕，连人带信送交军部处理。徐向前和曾中生对钟某进行了审讯，随后，就转送中央分局处理。根据许继慎的一贯表现和他们对他的了解，他们在给中央分局和党中央的报告中明确表示：许继慎“在组织上不会有什么问题”，这次敌人来找他，“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徐向前熟悉许继慎的历史和为人：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北伐战争中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团参谋长。来到鄂豫皖红军后，在红一军、红四军又一起工作。他作战勇敢，指挥灵活，为人正派，这样的同志，怎么也成了“反革命”？至于周维炯，更是一员战将，是大家都了解的好同志，怎么也被捕了呢？面对许继慎、周维炯两位师长被逮捕。徐向前痛心极了，他质问陈昌浩：“怎么搞的嘛，把师长都抓起来了，也不给我说一声！”徐向前事前都一无所知。
陈昌浩对徐向前的这种不满和抗议采取不理的态度。他认为肃反抓人，是他职权以内的事，况且又是张国焘的决定。那时中央有规定：政治委员是代表政权与党两方面来领导军队的，政治委员在政治上、在党内比同级军官权限大。政治委员是红军中最高的领导者，是党和政府的代表，有最后的决定权，甚至有权逮捕同级指挥员。
9 月底，部队到达白雀园。张国焘亲自到红四军主持“肃反”。这年冬天，“肃反”又从红军部队扩展到地方机关。为了防止部队发生异动，张国焘等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还组织了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的、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一律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也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一时间，把红军中留鹅头、戴眼镜、镶金牙的，还有读过几天书的，都说成是富农，加以清洗。只要念过几年书，识几个字的，似乎是天生的反革命。张国焘还说：“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同志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正因为有这种“理论”，“肃反”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被捕、被杀的特别多。省委书记沈泽民还有一套“理论”，那就是从“那些思想意识不好的与非无产阶级观点的分子找反革命线索”，从平时“对富农不坚决斗争”的人身上，就能“找到反动派的组织”。把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搞混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纠缠在一起了。不重事实，不深入调查研究，轻信口供。只要有两个人说他是反革命，就把他逮捕审讯，非要他承认不可，不承认就严刑拷打。结果严刑逼供，揭发“同伙”，后方扯到前方，军队扯到地方，越扯越多，越扯越离奇。几个人一起吃一顿饭，就说他是 “吃喝委员会”，反革命；两个人在一起说几句话，就说是搞秘密活动，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白色恐怖笼罩着鄂豫皖苏区，搞得人心惶惶，熟人见了面也不敢说话。就连王树声、倪志亮这样的老革命，见了徐向前也不敢多说话了。
“肃反”开始，徐向前还能参加一些会议，还有某些发言权，随着运动的深入，保卫局抓人越来越多，徐向前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引起了张国焘的不满，后来就干脆只让他负责部队训练和作战指挥。徐向前意识到对自己不信任，只好每到一地找一个僻静的庙宇、祠堂，作为临时指挥所，把地图挂好，专心了解敌情，分析情况，部署作战行动。但是，共产党员的政治责任心驱使着他，又不能不关注部队中的“肃反”情况和被捕人员的命运，并且尽力之所及，保护同志免遭杀害。他保护了不少干部，周希汉就是其中的一个。徐向前本来不认识周希汉。那时，周希汉在伙食班帮助写伙食账。而徐向前喜欢吃锅巴，有时到伙房转转。一天，徐向前来到伙房，见到一个不认识的小青年，长相又机灵，就问：“你叫什么？什么地方人？怎么过去没有见过你呀？”周答：“我叫周希汉，本地顺河集人。是来帮助工作的。”他还把为什么来这里帮助工作的原因对徐向前讲了。原来，周希汉在四军十三师三十八团当战士。肃反开始的时候，团里把他当做富农，开除出党，送回老家。周希汉回家后，就找苏维埃政府，让县苏维埃政府开个证明，证明他家是贫农，请部队恢复他的军籍。这样，他又回到部队，在炊事班帮助工作。徐向前听了，翻看他写的账本，见字写得不错，就说：“你愿意跟我在总部当个书记员吗？”周希汉说：“我没干过，怕干不好。”徐向前说：“没关系，慢慢学就会的。”周希汉到总部后，在徐向前的帮助下，进步很快。没想到1932 年初，打豆腐店的时候，周希汉给直属部队号房子，因当地有两个相同的地名，号房子的时候出了点差错，张国焘把他骂了一顿，硬说是有意破坏，让保卫局把他抓起来审讯。徐向前回到总指挥部，警卫员说保卫局抓走了周希汉。徐向前说：“快到保卫局，把周希汉要回来！”过了一会儿，警卫员回来报告说：“保卫局的人说，周希汉是改组派，不能放。”徐向前听了非常生气，亲自来到保卫局。只见周希汉已被捆绑起来，准备拉去杀头。徐向前严厉地质问：“什么改组派！周希汉是贫农，是我的书记，我了解他，快给我放啦！”在徐向前的干预下，周希汉才捡回一条命。
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苏区，在红军中像一场瘟疫，继续蔓延着。一批又一批的好干部、好同志被逮捕杀害。谁也不会想到，一年之后，徐向前的爱人程训宣也无端被以肃反的名义杀害。那是1932年反四次“围剿”中的事。那时徐向前在七里坪一带指挥作战。一天，他让警卫员把破袜子给他妻子程训宣送去，让她抽空补一补。往常，衣服、袜子破了都是徐向前自己缝补。在长期的战争环境里，他学会了一手针线活。会做件背心，缝补点破衣裳，打草鞋。这次因为作战忙，抽不出空，所以才让程训宣缝补。
警卫员气喘吁吁地回来了，神色非常紧张。
徐向前问：“出了什么事啦？”
“她被抓走了。”
“为什么？”
“不知道，说是反革命！”说起程训宣，当地的妇女都说她是好样的。她1911年出生在黄安县七里坪程伍德村的一个贫农家庭。没念过书，性格开朗，爱说爱笑。1928年，吴光浩率红三十一师回黄麻老区活动，她冲破封建旧礼教的束缚，投入革命队伍，从事妇女工作。她为人正派，工作积极，对党忠诚，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经曹学楷和倪志亮的介绍，于1929年下半年同徐向前结婚。她家祖祖辈辈都是贫苦的农民。父亲为人忠厚，母亲虽然不认识字，但性格开朗，爱管“闲事”，是个热心肠的人。她姐弟5个，除姐姐幼年夭折外，都参加了革命。大哥程启光，1928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黄麻武装暴动，曾在红三十一师当特务队长；二哥程启宗，1925年参加共产党，也参加过黄麻武装暴动，暴动失败后，随起义武装上了木兰山，不幸被敌人抓去杀害；弟弟程启波，当时在司令部当勤务兵。程训宣本人长期在本地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事事都走在前面。这样一个好同志，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究竟是为了什么？徐向前问过一些人，但没有问出个究竟。程训宣被捕后，保卫局用了种种刑法，严刑拷打，逼她承认反革命，并要她揭发“同伙”。她始终不承认是反革命。最后被杀害了。
直到长征抵达延安后，徐向前见到鄂豫皖苏区的保卫局长周纯全，问他：“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究竟有什么罪？”周纯全此时只好说老实话了：“她没有什么罪。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
在 “肃反”中，许多共产党员、革命战士被无辜杀害。据当时看管“犯人”的人讲，许继慎、周维炯被杀之前，在严刑拷打之下，没有什么口供。周维炯在被杀之前，还义正辞严地痛斥张国焘等：“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老子二十年后还是要革命！”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在“肃反”中，被张国焘加以“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的罪名，先后逮捕、杀害的红军排以上干部和革命战士，就有2500余人。地方上大批优秀干部也被杀害，其中有原鄂东北特委书记徐朋人，黄麻起义的组织者之一、鄂东军党代表戴克敏，黄安农民政府主席曹学楷，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郑行瑞等等。“肃反”，严重地削弱了鄂豫皖苏区党和红军的力量，也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一些地区贴出标语：“张国焘是杀人刽子手！”“打倒帝国主义张国焘！”有的地方还把县政治保卫局给砸了。……尽管苏区群众痛恨张国焘恣意抓人杀人，但他们对共产党和红军始终是拥护和热爱的，不曾动摇对党的信念。黄安县仙居区的群众为了反抗“肃反”，掩护区乡干部逃入山里。他们上山之前，仍给区政府送去500多担大米和一千多双鞋袜，在信中还特意写明，这是送给红军的。忠于革命事业的红军指战员，不少人虽然被捕被杀，仍然是前仆后继，英勇战斗。一些被诬为“反革命”而遭逮捕的干部、战士，被暂时放出来参加“突击队”，冲锋陷阵，与敌人搏斗，其中不少人献出了生命。徐向前同广大指战员一样，大敌当前，始终以大局为重，他压抑着内心的悲痛，把全部精力投入反对敌人“围剿”的斗争。许多年之后，他回顾这段历史，沉痛地说：“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不是孤立的，那个时候，是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的时候。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全党，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搞扩大化。”“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不要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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