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社会并不平静，媒体圈里，CCTV多名高管、主持人被查，央视系统全员降薪30%，21世纪网主编等多名员工被调查；娱乐界，房祖名、柯震东吸毒被捕，张默吸毒被捕，王全安嫖娼被捕；网络、电信监管层面，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拉开新一轮“净网行动”，封杀所有视频网站电视App……种种迹象似乎都在表明，中共第五代在掌握权力两年之后，正在试图对整个社会进行“重整河山，收拾人心”式的整顿。
仅以媒体层面为例，曾有学者将上世纪90年代成为中国媒体的“黄金时代”，而2000年后的陆媒，所受到的管控增多，不过借助互联网浪潮，以五大门户为代表的互联网新闻平台还是让媒体重唤“第二春”，进入“白银时代”。而在近日，伴随着传统媒体的衰落和政府监管的进一步收缩，有观点认为传统媒体的“短暂复苏”也已宣告终结。有北京观察人士认为，如果今日中共进行社会管理时是遵循“先收后放”原则，那就要警惕，避免此前经常出现的“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情况。“弹性管控，分而治之”可以看做是中共决策层已经对绕开“一收就死”有了初步想法，那能否不再重蹈“一放就乱”的局面，也考验着中共的媒体治理能力。
近日，伴随着传统媒体的衰落和政府监管的进一步收缩，有观点认为传统媒体的“短暂复苏”也已宣告终结。
毛泽东：“大了就收，小了就放”
所谓“一收就死，一放就乱”，本是中国改革历程中，对于经济层面的总结。但是近日愈来愈多的被用在权力分配、社会管理层面。在中国的政治、社会环境中，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一直延续着毛泽东与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谈话时所说的“大了就收，小了就放”的精神，但是什么程度是“大”，什么程度是“小”，一直缺乏标准缺乏制度化与法制化，单凭领导层的主观判断。而在上世纪80年代后，中国也在整个社会层面进行了几次放权运动，但只要权力一下放，就出现政出多门、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社会违法乱纪情况增多，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开始摆脱中共控制的局面。正如六四，虽然目前学界认为六四发生的主因是价格闯关导致经济危机、财富分配缺乏公平。但是在一些左派人士眼中，胡耀邦、赵紫阳宽松的国家管理是导致整个国家出现混乱的根源，也常常被他们当做“一放就乱”的典型案例。实际上对媒体，中共以往一直是严苛遵循着“宁左勿右”的管理态度。从1989年《世界经济导报》被关闭，到2001年《大河报》批评河南政府副总编被换，再到2003年《南方都市报》案，《21世纪环球报道》停刊，2005年《新京报》撤编事件，2006年中国青年报《冰点》事件，以及2010年《潇湘晨报》被整肃，中国媒体一直生活在被“敲打”的状态。
但是另一方面，伴随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一大批市场媒体尤其是财经媒体快速崛起。在很多报道尤其是时政报道上，这些媒体也善于打“擦边球”，中共对此有时也是睁一眼，闭一眼，放其一马。可是这种“放”经常就会过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所谓车马费、有偿新闻、有偿不闻的“潜规则”出现。就像21世纪网主编周斌在被捕后接受采访时坦言，“我说句实在话，上市公司没有什么广告需求的。其他时候，它跟你合作的条件非常简单，它自己提出来就是不要写我的负面新闻，我们内部称为保护费”。 你给钱我就闭嘴，21世纪网就是这样通过公关公司先后与一百多家IPO企业逐步建立了一种有偿沉默的畸形商业模式。新闻敲诈已从记者个人行为演变为单位集体行为，甚至成为一种经营模式，这显然是“一放就乱”的情况。
“放了不乱”曾有先例
北京时间9月20日，中央电视台原台长杨伟光去世，享年79岁。在中国官方的评价中，将其形容为“中国电视产业最早的拓荒者”。但是在一些中国媒体人眼中，杨伟光有着不一样的“符号价值”，代表着当时环境下，“政治”与“新闻”所能达到的最佳融合状态。其掌央视时，旗下的“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都以贴近民生，尖锐敢言而著称。更有评论认为，杨伟光对于央视的管他妥善的解决了中国媒体“一放就乱”的情况。相反，那一批节目在“放开”之后，不仅没乱，反而成就了央视的最辉煌的时期。
今日回首看杨伟光对于央视的管理，就能看到他凭借着一个媒体从业者的“政治敏感”，在政治与新闻的钢丝之间，收放自如的状态。以收而论，杨伟光在2006年曾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节目被“枪毙”掉的情况。杨举例说，克拉玛依大火后《焦点访谈》做了一期节目，非常感人。记者说当地的领导希望播这个节目。杨伟光问他，你这个节目是起火上浇油的作用，还是起灭火的作用？当时孩子死了，干部全出来了。如果放到现在，网上一炒，就不得了了。3天之后中宣部就发出了通知，要各个媒体都不要再炒克拉玛依的事了。但是杨伟光给媒体管理者提供的最大经验是“如何放”。有人说其放开了央视用人制度，有人说其放开了薪酬制度，但是对于媒体行业最为直接的贡献，就是他在新闻栏目的创办上，给予“底下人”足够的操作空间，使得如《东方时空》等一批新栏目诞生。在对新闻的选取上，除了考虑政治外，也会考虑新闻的重要性，例如在1986年，破天荒的将美国挑战者号升空爆炸的新闻当做了《新闻联播》的头条，这在当年极为轰动。因为按照常规，只有领导人日常活动或国内重大新闻才能被当做《新闻联播》选作头条。但是在杨伟光去世之后，央视的“收放自如”也就画上了句号。这和中国发生的很多事情一样，实际上并非没有先例，只需要今天的执政者多动点心思，稍加改动即可运用在实际工作中。
政府如何让媒体“放松的呼吸”？
那在习近平上台，大打“新常态”、“第五个现代化”两张牌，在媒体管理上，中共是否又有了新的想法？从目前来看，为了解决“一收就死”，中共正试图将政府、喉舌、媒体进行分门别类管理，进行“弹性管控，分而治之”。
虽然西方的弥尔顿在370年前就提出了“出版自由”的口号，认为限制人民的出版自由就等于压制真理。认为“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像；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但是翻看中国历史，政府对于“新闻”、“言论”的管理则多是制定各种言禁、书禁和出版禁令，可以说有“禁”无“法”。不仅古代有着“道路以目”、“偶语弃市”等典故，即使在近现代，前有袁世凯统治下的“葵丑报灾”（癸丑报灾是指1913年由于袁世凯当局对有孙中山资助背景的报刊整顿，整顿后全国报刊锐减三分之一，报人大批被捕被害，时逢农历癸丑年），后有1942年《大公报》报道河南大饥荒而被蒋介石勒令停刊三日一事。虽然今天几乎所有国家都会有新闻审查，包括美国和欧洲。但是中国无疑是新闻审查最为严格的国家。但凡被审查和监控机构认作是不适合发表的内容，会被禁止发表，或者在发表后遭到删除。部分新闻媒体或社交媒体的网站等传播渠道在中国大陆遭到封锁。“因言获罪”的例子在中国并不少见。更直接的讲，在大多数民众和媒体人心中，还是期望中国的新闻审查最好再少一些。
可是，当新闻审查和管理减少的时候，就势必会出现媒体“野蛮生长”的情况，就容易出现“一放就乱”。任何行业，包括媒体，都需要一根绳子对他们自己进行一定的束缚，没有例外。而这根最好的绳子被认为是新闻法。虽然过于盲目崇拜法律，容易陷入教条、刻板的困局，但是从当下的情况来看，新闻法还是直观上能够解决“一放就乱”的良药。在中国的新闻报道环境中，媒体听从党委指挥，《新闻法》迟迟未能出台。上世纪80年代后期，经当时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批准，中国政府决定制定《新闻法》。从当事人的后来讲述中，可以看到当时制定新闻法主要是总结“文革”中人民权利受到摧残的教训，以及80年代办报相对宽松的趋势，激发了人们对新闻自由的向往，形成一种共识。因此在那部“胎死腹中”的《新闻法》，在立法宗旨上更加倾向“自由派”、“民主派”。但是“六四”事件的爆发让这一切戛然而止，再加上苏联1990年制定了《苏联出版与其他大众传媒法》被认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这就让新闻立法一事搁浅，也使得后来的中国新闻人每每谈及此事，扼腕叹息。
2011年3月10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正式形成。但是，包括法学家江平在内的很多法学者与媒体人，曾不止一次表示，没有《新闻法》的法律体系算不上完整。而在今天，中国对于媒体行业的规范法律法规只有《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管理条例》几部条例。尤其是近几年陆续发生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新快报》陈永洲事件以及此次21世纪网一案，都让相关人士越来越感到，中国亟须一部《新闻法》，遏制中国媒体乱象。
“黄金时代”万物萌发，优秀媒体与媒体人辈出；“白银时代”野蛮生长，媒体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很多灰色地带。因此不妨说中国媒体管理进入了青铜时代，这是一个更加需要正常，更加需要规范的时期，也更加需要中国政府在治理上，更加用心且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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