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定在10月份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虽以法治为主题，但依照往届惯例，四中全会聚焦党建仍将不可或缺。从习近平上台前的“保纯（洁性）”到此后的清党、反腐、整风，平心而论中共上下渐现新气象的端倪。但是，这显然还停留在表面，尚未触及到导致中共近二十余年来威信极速下滑的根本问题，从根底令一个有八千万之众的政党在短时期内“脱胎换骨”。而且，即使只是表面的新气象也只是一个政治强人威权下的结果，终究难以持久。
中共目前所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重建自己的权威
8月底政治局通过《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这被视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件。它意识到中共执政危机，试图去整合自身组织体系等，并尽可能地按照法治的方式去执政，甚至为此而确定2017实现改革时间表。但这并未摆脱现实的人们的质疑。首要的一步是中共应该明确界定自己的性质，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它是一群“清教徒”还是与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其二，由此评定重构中共组织体系的意义，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尤其是现代化改造，绝不仅仅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或者是运动式的技巧动作便可以完成的。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党大还是法大，它决定中共权力是否受到约束，更决定中国未来政治走向，这一必须回答的问题不能再绕行。
“清教徒”还是利益集团？
作为世界第一大党，在中国大陆，每100人中大约有6.4名中共党员。如今，它拥有多达8,668.6万名成员，覆盖每一个基层行政组织，而且还向非国家控制的私人企业还有新兴的网络虚拟社区扩展势力……总之，这是一个生长速度和规模都大到令人惊讶甚至恐惧的庞大组织。它被宪法规定为中国大陆的唯一的合法执政党，一切组织和个人必须接受中共的领导，并不得攻击甚至质疑它的地位。
但尽管如此，这并不能印证其无可争辩的“强大”。恰恰相反，苏共在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200万党员时打败德国纳粹，却在2,000万党员时丢失了政权。为此，中共一直希望强化自己对整个国家的统治，但是作为一个缺乏外部监督的政治权威既无法控制自身被更狭小的意志所左右，也渐渐失去对每个成员的有效约束。中共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危机是有意义的，但当务之急是中共必须首先明确界定自己的性质和定位。实际上，20多年前东欧剧变苏联覆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似乎走到了尽头，而中共则凭借在那场举世震惊的动乱中所采取的强硬态度保持了“江山不变色”。也正是在此阶段的前后，中共苦苦追寻的自己的历史定位。江泽民时代似乎有意希望将中共转化为容纳更多阶层的全民政党。于是，曾经被中共排除在外的私营经济企业主大规模地“补充”到中共的群体中。
在今天看来，中共不是硕果仅存的一个共产党，而无疑是最为成功的共产党。在西方世界，有左翼政党尽管成立于中共之前但并未在国内形成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议会斗争”的空间有限，就更别提执政了。比如，美国、日本，共产党几乎就是一个陌生的怪物，或者说时髦的调侃。它关乎政治却似乎又与主流政治很远。而对于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共也是一个不同的存在。它不像朝鲜劳动党那样采用世袭制（据中国学者称，这似乎与共产主义并不违背？），也不如越共那样在推行政治民主化方面那样就有魄力地一步步向资本主义民主政体跨越，当然它也不如老挝人民革命党那样保留对佛教的认同。
那么，中共到底是什么，应该怎样认知它的角色。是利益集团？还是什么？郑永年曾表示，中共不能用普通的西方政党观念来认知的。它既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朋党，也不是西方意义的有部分利益群体的代言者。
客观现实是，中共势力的膨胀固然有利于扩大他的统治基础，但到习近平时代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显现了，比如组织的涣散、信仰的丧失。而且，所谓的“中共领导”变成了事实上“党大于国”，而且直接控制的一切政府资源、甚至经济资源。而且这一形势正在蔓延。他曾试图将触角渗入国家的每一个细胞。而在以前，在中共垄断一切话语权的情况下，入党被视为仕途进阶或者获取其他利益的先决条件或者说跳板。也许它当然是一个利益集团，但所要探究的是，他是一个代表谁的利益集团，还是工人阶级政党吗？这个问题殊为重要，直接关乎中共的“法统”承继地位。章伯钧当年指中共乃是一群清教徒信仰一个上帝（马克思主义），但现在很值得怀疑。
“重建”组织
在所有的现代政党中，共产党的确在相当意义上如同一个持守戒律的僧团。如同佛陀的信徒那样，倾向于不断强化内心的共产主义信仰以及“清规戒律”来巩固中共组织，这样他们才认为可以保持坚强和集中控制。它们有一个专有名字叫做党建（即党的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纯洁性建设等。这一至关重要的内容既有持之以恒的程序（比如自成系统的学校教育、也有定期的组织生活学习），但让人刻骨铭心的或者是发挥更大影响力的可能是一波又一波的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中共的迅速膨胀，彼时适合在人数较少的时候推动的活动变得难以复制拓展起初的影响力，它变得难以把控，而且层层传递后效力大大衰减，到所谓基层后几乎已经很难再产生影响力。这是难以避免的规律与现实。加之，经历文革被确定为一场政治灾难的影响，中共领导人乃至组织个人都开始对运动保持一种无形的心理抵触，即便他们希望可能由此留下某些印记，但是力度却空前衰减。邓小平时期的整风是中共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整党，虽然并未以政治运动开展，但根据1983年《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仍开除党籍3.4万人，不予登记9万多人，缓期登记14.5万人，受党内处分18.4万人。如江泽民时代的“三讲教育”“三个代表”思想学习教育活动、胡锦涛时期的保先教育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教育。一般而言，它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内部党员和干部的服从度和执行力。但众所周知江胡时代面对数千万计的党员，已经很难保证全体人员得到实质上的更新，所以被视为流于形式。2013年新上台的习近平正在复苏中共传统，开展一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整风运动，也许在他的心里，他可以凭借自己已经掌握的权力开展强度超过江胡的运动来达到目的。
当然，更为极端的情况下，腐败分子将从中共的人员名单的中删除，这被视为组织上的净化或者说剔除腐肉。记得中共党史学者、同时也是改革派人物辛子陵曾传言2012年北戴河会议，习近平尚未接位时，曾对中共高层称，我们只有3年时间，如果三年之内无法重新获得民心，亡党亡国将不可避免。此话真假难辨，但是一个侧面的印证是，老虎、苍蝇正在一只只被灭。
外界也有声音指责中共不断以政治斗争的形式反复进行自我清洗，强调集中制权威和领导人个人品质。从国共决裂后的反围剿的AB团运动，到延安整风，再到1949年后的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中共在警惕外部势力的同时不断地强化自我政治清洗。从20世纪80年代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政治斗争开始，中共自我净化的政治运动的烈度迅速衰减，这让所有的这些动作失去了应有的震慑力，宽松空气的“过犹不及”，结果导致了党员信仰的沦陷。所以说，尽管中共扩展迅猛，甚至入驻私企、网络虚拟社区方面不遗余力，但却客观上反映了它的政治影响力正面临挑战。
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表示赶考路上务必照好“苏共”亡党亡国这面镜子，启用多种手段重整中共组织体系和理想信念。他希望控制每个党员的思想信条，并拒绝将那么已经放弃共产党信念的人依然保留在组织内。这就是他的“纯洁化”理论，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不离开中共要么自觉遵守“入党誓词”的各种要求，包括是思想上的信仰。根据最新的数据，中共发展新党员的数量首次出现下降。而且官方数据显示，从2012年的16万到2013年的18万，中共正在加快清洗机体的速度、惩处。8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这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包括制定党内法等一系列制度约束后的又一次，尤其是其中的组织制度改革，明显强化其戒律，涵盖了党内生活、用人机制等，“重点是严格党内生活制度、完善党委工作制度、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内选举制度；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重点是完善干部选拔任用、考核评价、教育培训、管理监督、激励保障等制度；深化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制度改革，重点是完善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制度、创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完善党员队伍建设制度；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重点是健全党管人才领导体制、创新集聚人才体制机制、完善人才流动配置、评价激励机制等等”。根据该计划，中共将在2017年前完成包括上述4方面26项改革任务在内的中共建设，但是这显然是一项极为浩大的工程，无异于“重建”早已涣散不堪的体系，所遭遇习惯性阻力不言而喻。
同时，在信仰自由的时代，这些戒律只是外在的约束。但是如果缺乏一个“凝结核”，他根本没有存在的可能。中共希望这8600万不能仅仅是将他们清除除自己的队伍便为止，实际上很多人可能需要给予他们机会，或者重新强化他们的信仰。但这一坚实信念的理论根基现在却极为薄弱。
党大还是法大？
党大还是法大？它犹如烫手山芋在中共历代领导人中传了一代又一代，至今仍在迫使中共做出解答，尤其是希望习近平做出简洁而明确的回答。自由派从其讲话中提炼出“宪政民主”，而保守派从中得出确保中共江山不变色必须确保党的地位不动摇。他们都希望捆绑中共促使其作出表态。
也许，中共不愿追究党大还是法大的名实之辩，而更倾向于在中共执政的现实前提下，法治能否有效地确保人们的权利，认为只要做到这一点即可。但事实并非如此。“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执政党组织的文件和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法规，两者以谁为准的问题绝非是可以迁就的、无足轻重的小事。它的实质在于：究竟是坚定不移地推行法治，还是因循守旧、摇摆不定地延续“人治底下的法治”，抑或实用主义地将之作为“网民之具”？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曾亲口说过，他坐过6年国民党的牢；没有想到解放后，“文革”中，他竟又坐了9年半的牢。在当时情况下坐国民党的监牢不足为怪；为什么革命成功后反而坐共产党自己的监牢呢？彭真说他坐牢的时候就一直思考着这个“为什么”？最后终于恍然大悟：这是对过去共产党轻视民主、破坏法制的惩罚，否定民主和法制，也就否定了自己！所以，文革后，邓小平时代迅速着手重建法制秩序，并在乔石等人努力下进行法制“补课”。因此，尽管该问题传递被传递了一年又一年，每一届政府都在顾左右而言他，或者干脆避而不谈，但这一问题不回答，或者说回答不好，那么后续中共必将面临一而再再而三的合法性质疑。作为一个有现实危机感和历史使命感的领导人，习近平的确有义务可能也有意愿去回答它。
实际上，习近平上台后的2012年12月曾在宪法实施30周年大会上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自己的体系内，而近期又在高调地为人大和政协制度庆生时，再度提出“依宪治国”。 这表明，他试图在尝试做出回答，只是尚未将答案明确化而是同样留下了相当的想象空间。
其实，党大还是法大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中共有无超越宪法和法律的权力，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明确的价值判断。任何国家的宪法和法律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宪法和法律的实施阶段，中共声称拥有领导一切的地位，是否会破坏和僭越宪法和法律。
四中全会将是一个以全面阐述中共依法执政的主场，它被视为是对周永康时代法治衰败的一次拨乱反正。但这种认识可能仅仅是初步的，它更有可能是试图梳理中共与宪法法律的地位关系，明确界定所谓“领导”的意涵，也就是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方式方法。按照其目前的司法改革路线，届时有可能对中共各级党委的“领导权”进行清晰的界定或者说法律化约束。这意味着，相对于之前中共直接插手司法体系，它将获得更大的“司法独立”。
当然，无论怎样，实际上我们都无可避免的接受一个现实，即中共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始终是中国的执政党，那么在此阶段内，尽管危机重重，那么就必须要寻求在此前提下法治发挥的最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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