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日中经济协会“史上最大访华团”赴中访问，并与中国副总理汪洋举行会晤之后，9月23日至24日在中国山东青岛重启的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再度将舆论的视线引向中日关系破冰，乃至以经促政令中日首脑会谈于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期间举行。但从现实来看，这样一种观点未免过于乐观，且各种细节均表明两国元首会晤条件还远谈不上成熟，并且与召回驻日大使、暂停一切政府间往来相比，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虽拒安倍但却不阻双边互动的行动，实际上也反映了中国对日外交逐渐趋于成熟化以及稳定化。
现在露出胜利的微笑还为时尚早
首先，对于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的来华，虽有不少媒体将“中日首脑会谈的前夜”的注脚加之，但不容忽视的是，自1975年该协会首次访华以来，实际上无论中日两国双边关系情况如何，其均保持了每年必至华访问的频率。尽管今年派出数量逾200人的访华团为史上最高，但总体来讲并未出其右，而因其在两国关系中主要扮演一种纽带角色而非战略的直接决策或实施者，这一活动并不能从根本上转变当前中日关系处于结冰期的这样一种现实状况。
除此之外，外界对日中经济协会一行另外一项关注点则放在，汪洋“出人意料”地表示“希望尽早恢复自2010年以来就中断的中日部长级会议‘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之上。甚至有分析认为此次安倍派出有分量的商界大佬，以经济施压中国对话已初见成效，称汪洋的一番话显然表明“中方也认为必须强化中日两国包括政府间在内的经济领域合作”，但这或不过是日本方面再次发出痴人说梦般的感慨罢了。
虽然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在政治及经济方面的互动和结合逾趋频繁、紧密，但即便安倍有意以经济施压中国让步，却并不能够最终如愿。正如有关分析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化时代的经济依存关系并非生存性依赖，而是发展性依存。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项重要的直接后果，绝对经济依存时代已经结束，任何国家在选择对外贸易以及投资对象上都拥有很大的替代性，并且虽然国与国之间仍存在影响但也并非支配性影响。以2013年中日双边贸易数字为例，当年两国双边贸易总值为3125.5亿美元，虽较之历史同期下降了5.1%，但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仍维持了7.6%的高速增长。不过，诚然中日双边经贸关系并不存在谁缺少了谁就将面临彻底崩盘的局面，有关中日经济依存与政治关系改善呈直线式影响的判断，亦似乎高估了所谓“经济依存”对于政治关系的影响，但这却也不等于二者间不存在产生良性互动的可能。实际上，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二进宫”以来，由于其在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迈出更大步伐，并试图以历史问题绑架中国，从而导致中日关系逐渐陷入历史低谷，而高层政治领域互动几近停滞已然影响到两国经济的往来，而在这之中受挫最严重的实属日本。日本外贸总额在2012年增长了1.0%，但2013年却出现了7.8%的大幅下滑。
从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原本希望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或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面，但中方却只安排了主管对外经济贸易的副总理汪洋与之会谈，以及中方并未回应协会所提出的峰会建议来看，中国在对日关系问题上显然仍坚守了自己的底线，并未因作出“期待两国经济高层对话”表态，而放弃自己的根本利益。并且，如果回顾始于2007年的“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机制，不难发现这一诞生于日本首相安倍第一次主政期间的对话机制，通常是由中方副总理以及日方外长所共同主持，在中日外长并未放弃非正式接触的前提下，即便经济对话恢复，亦无法证明双边领导人会晤也将随之而至。
若再观时隔2年于9月23日重启的“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其中的象征意味也远大于实质意义。正如分析人士所指出的那样，中日关系显然应以大局为重，虽然在这之中有关钓鱼岛主权争端及其他海洋权益所涉及原则立场问题非常重要，但这显然不等同于两国关系全部。而从事实来看，中国方面从未关闭以对话方式来沟通解决两国间问题的大门，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的重启实属预期之内，并且从某种程度来看，近来一直秉持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不存在领土主权问题的日本，此次实乃回应了中方长久以来坚持的进行对话磋商的主张。
虽然近年来中日关系一直都处于一种冰冻状态，但近期派出超大阵容的经济代表团访华，乃至恢复海洋事务高级磋商等一系列信号都表明，日本正在试探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可能。不过即便日中双方已就首脑会谈做出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努力，实现这个结果仍需要一个过程，且从目前的条件来看APEC会议期间的可能性并不大，安倍政府虽屡屡表示希望11月份达成双边首脑会谈，但仍缺乏诚意，且其目前的种种举动实际上也有为日本政府在舆论上进行造势的考量。不过，在中国紧守严防自身利益底线的前提下，安倍如今可以打出的试探牌已经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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