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在《红旗文稿》上发表的评论文章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该文宣称今天的时代“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已经在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上高速奔驰了三十多年，而今天，中共重要的宣传阵地却突然宣传起“永不熄灭的阶级斗争”来，不得不令人诧异。
更令人诧异的是社科院院长与习近平的思想背道而驰。9月24日，习近平高调纪念了孔子诞辰2565周年，并发表讲话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了解文革的人都知道，当年批林批孔，孔子被毛泽东钦定为“剥削阶级代表，反动阶级吹鼓手”，是阶级斗争的主要打倒对象。几十年过去了，社科院院长脑中“阶级斗争”仍顽固不化，王伟光的文章无疑是批林批孔思维的延续。但从习近平的讲话中可以看到，现在的中共领导人并没有将马列与传统对立，而是希望借助孔子及其儒家思想洗去“阶级斗争”色彩，让中共带着马克思主义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回归到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序列中，成为根基更加牢固的执政党。
回顾习近平上台以来对儒学与传统的推崇，可谓一以贯之。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到曲阜孔府考察，并称要仔细研读《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首次如此郑重的展露出对儒家传统的重视。2014年5月4日，习近平亲往北大看望负责编撰《儒藏》这部中国最齐备的儒家思想文化总汇的国学大师汤一介，与之促膝长谈。但欲重尊儒术，必先改变“儒家文化”被视作封建帝王驭民之术的旧印象。阶级斗争一向将中庸仁和看作是最大的思想障碍，在斗争思维主导中国社会数十年后，许多人已难以正视儒家思想中仁爱、包容的核心。因此，此次习近平在纪念孔子的讲话中，特意将马列思想与传统文化并列而不是对立，正是为了淡化从前强加给“儒家”的阶级色彩，使人能客观的再次审视儒家传统的精髓。
由中共历史上可见，“阶级斗争”从未脱离过中共的话语体系，尤其是执政之后，不论是反右还是文革，“斗争”长期左右着中国社会。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之后，作为中共智囊的社科院仍摆脱不了僵化的斗争思维，而官媒更是习惯将“笔杆子”当“枪杆子”，时常将一些无政治恶意的正常建议描述成“别有用心”、“境外敌对势力”，例如当年处理网络爆料北京PM2.5爆表事件。要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这种落后的宣传以及官民沟通模式必须改进，而儒家思想正是“阶级斗争”的解毒良药。首先，文革时期中共“打倒孔家店”，将自身全面与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剥离。这种剥离在今天看来是对中共执政合法传承性的损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少了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继承，则难言中国特色。因此，重回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序列是中共成为一个执政党，要真正落地生根所必须完成的功课。而孔子“述古而非复古”、“整旧典而开新风”的哲学思想，正适合中共用以粘合“新文化运动”和“文革”所带来的传承断层。
一方面，孔子有浓烈的复古情怀。这种复古情怀不仅表现在孔子对于周礼的维护，更体现在他的审美取向。孔子教育他的儿子孔鲤时表达了他对《诗》的推崇----不学《诗》就不会懂得如何说话，而在向师旷学琴时又表现了他对古贤人周文王的向往----弹《文王操》而三月不知肉味。
另一方面，孔子又是色彩鲜明的革新者，孔子以前中国不论是政治还是道德都以敬天为中心，而孔子则开启了以人为中心的思想时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的道是君子之道，是人之道。
因此，将述古与革新融为一体的孔子哲学，正是将由“舶来思想”造成的历史文化断层粘连起来，又不阻碍中国日新月异的最佳粘合剂。
其次，孔子“举仁智而统礼乐”、“重德教而轻刑罚”等思想与现在中国发展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相通之处，而儒家强调变革、反对墨守成规的哲学也正适应当下中国改革的主基调。
毫无疑问，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部分，但更要注意的是，它并非唯一的核心。从习近平的反腐中可以看到，在大批重量级贪官落马之前，“整四风”是反腐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而腐败所伴随的拜金主义与道德滑坡，也并非是能单纯靠法律解决的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法仅是日常行为规范，而礼则是道德行为准则，只有礼法并举，且礼在法之先，才能全面稳定社会秩序。
儒家十分强调变革的重要，《系辞》提出“日新之谓盛德”，“日新”即新而又新，在政治上强调不断革新是“盛德”，正是今日提倡的“与时俱进”。而《汉书》中提出的“实事求是”也正是改革开放的思想核心。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特色之处，正是体现在这些对传统儒家思想精华的传承。而这些传统思想正是在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才被正视的。
最后，儒家“中庸仁和”提倡“温良恭俭让”的思维是化解阶级斗争残留戾气的良方。
其一，儒家主张“和而不同”，即不同思想观念和利益需要之间协调共存。与之相反，在“阶级斗争”的二元对立思维中，一切社会活动都成了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戏。经济腾飞后的中国，人们的社会生活日趋多样化，思想的独立、多元也日益明显，毫无疑问，“和而不同”的包容思维比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更适合今天的中国。其二，在“阶级斗争”主导的文化大革命中，不但亲子反目成仇、夫妻相互揭发，家庭伦理被摧毁，而且整个中国也被陷于无政府状态，造成社会极大动荡。相反，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讲求“克己复礼”，即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遵守社会秩序与礼仪，以谦恭、友爱的态度对待他人。强调“爱人”与“孝悌”的“仁”，不仅有利于维护家庭伦理道德，也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与此同时，儒家在主张“仁让”的同时，更主张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入世精神。《论语·泰伯章》中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也就是说，士人必须有远大的指向、刚强的意志，因为他责任重大而路途遥远----以仁道为重，至死不渝为远。在“仁让”的同时，抱以终生进取的精神，乃是中华民族在过去两千年兴盛强大的根本，也是未来实现复兴的根基。
由此可见，王伟光院长对“阶级斗争”的抱残守缺，不啻于批林批孔的思维延续，是对习近平治国理念的严重误读，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思维障碍。而儒家思想不仅是解毒“阶级斗争”的良药，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正特色所在，也是实现“中国梦”的思想根基，或将成为中国推向世界的新“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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