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投是当今世界被频繁使用的一种民主形式，古老的直接民主重新焕发出活力，但一个主权国家主动让它的一部分人民来自由决定是否组建一个新的国家，还是史上第一次。这是英国的又一次“光荣革命”，它对未来世界的意义和影响现在很难进行评估。善于以和平化解内斗、为世界政治文明贡献了自由和宪政的国家再次开创了国内和平的范例，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的绝对有效性。英国经验对那些喜欢内斗的中国人和苦于内斗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斗争是极权主义的维他命
英国绅士历来享有盛誉。绅士风度不是彬彬有礼，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教养，中庸克制、行止有度、善于倾听、尊重对手。英国的议会辩论不用说是辩论和说理的典范，是一道优美的政治风景，是政治家和议员显示风范和理智的最佳场所。他们能够倾听他人说话，不走极端。他们都谙熟一句格言：游戏要两个人玩。在日常交往中，人们也总是互谅多于对抗。这次公投是一件事关国运兴衰、国家存亡的特大事件，英国人包括苏格兰人也表现了一贯的理智与心平气和。双方都等待着公投的到来。支持者没有游行，反对方也没有游行，没有各党派各团体各群团组织的喧嚷不休的反对声明，甚至没有政府发言人对“分裂主义势力”脸色发青的凛然警告。不费一兵一卒而天下已定。
民主如此优雅，从容，泰山崩于前而秩序井然，只有民主国家的人民才能做到，因为民主规则透明，适用于每一个人，每一个党派和利益派别，更重要的是，规则是所有人都接受的，因此一切都能够按部就班，就像排队上公交车一样，用不着争抢座位，人人都知道有自己的位置。危难中从容有序的人民更能体现大国之民的理智、理性和文明。9月19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公投结果出来后的演讲马上成了经典之作，表现了大国应有的气度，他说：苏格兰人民做出了选择，他们选择继续一起组成我们的国家。我想对支持团结的人民表示感谢，我也要对支持独立的人们表示敬意。我要对投票支持独立的人们说，我们听到了你们的声音。我们将有一个更公平的体系----不但苏格兰人民更公平，重要的是对英格兰，或威尔士，北爱尔兰人民也同样公平。让我们首先记住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次争论。我们现在有一个机会，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改变英国的管理方式，我们为了更好而改变。
全世界的人都听到了苏格兰要求独立的声音，也都听到了卡梅伦的声音----不是胜利者洋洋自得夸耀取得胜利的声音，更不是颂扬自我伟大的声音，而是一个刚刚经历了国家存亡考验的侥幸获胜者在终于可以长吁一口气之后对过去长期以来有欠公平的政策反省，庆幸获得了非常宝贵的、亡羊补牢的机会而承诺立即改革，以便把国家的团结和统一置于更加坚固的基础之上。这是所有人的胜利，没有需要报复和惩处的势力，危机已经过去，国家安然无恙，内部团结如初，如何改革恢复苏格兰人对英国的信心，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就是今后英国政府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英国以和平、理性、优雅的民主方式解决了当今世界上被视为最棘手的民族分离主义问题----曾经在顷刻间瓦解了庞大的苏联帝国的那种力量。在解决相同问题上，英国方式与苏联粗鄙的极权主义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结果也截然相反。极权主义的粗鄙性质不只是在表现在向人民使用武力上，更表现在信奉金钱万能上，一切都用经济上的优惠去解决不属于经济的问题，去代替人民对自由和自主的诉求。苏联政府二战后曾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进行了不少的政治投资，部署了许多优惠项目，以笼络这些在大战期间被苏联吞并的国家的人民，让他们安心待在苏联社会主义的大家庭里。由于这些投资，那里的人民生活水平一直都高于苏联的其他地区。然而，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共极权主义政策一旦松懈，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加盟国率先闹起了独立，成为推动苏联全盘崩解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本来想结束这段以暴力做基础的婚姻，转而依靠联盟的自身魅力来吸引各加盟共和国，消除内部分离主义倾向，和平共处，维系联盟稳定。他放弃了斗争的思维。斗争是极权主义的维他命。但是苏联过去有太多的斑斑劣迹，人们不相信它能浪子回头。对于一个完全依靠军队来维持国内稳定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统治集团，放弃武力斗争就完全不知所措，结果不但国家内部分崩离析，它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就此完蛋。
俄国人有着很强的大国意识，俄国通过与其他大国不断对抗表明大国身份，苏联与西方世界势均力敌的对抗给了俄国人的大国成就感。自苏联的社会主义帝国瓦解之后，俄国就又回到了它传统的角色：它不是一种抗衡的力量，只是一种搅局的力量。远一点的，1918年欧洲大战正酣的时候，刚成立的苏维埃俄国向交战方德国割让大片领土、同其签订和平条约而退出战争，关键时刻背叛了英、法盟国，是搅局者;近的，它在叙利亚内战中支持独裁的阿萨德政权，也是搅局者。搅局也是一种对抗，但不是势均力敌的对抗，而是隐忍的对抗，是对自身弱势的掩饰，因此苏联的解体至今仍不能令俄国领导人释怀，总统普京致力于恢复俄国能够抗衡西方大国的力量。从相对实力上说，它已无法和昔日的苏联相比。西方的势力范围不断逼近自己的边界。它没有盟友。苏联时代的盟友现在都对其继承者避之唯恐不及，俄国现在靠丰富的油气资源取得与欧洲国家对话的资本。
二、苦逼人的“理性”
独立公投和英国的国家命运在中国尤其引人关注，因为中国也有自己的苏格兰问题，而且不止一个苏格兰问题。它们已长期存在，且十分恼人，目前它正陷入一场从“反独”升级为反“暴恐”的苦战。英国经验它不但无法借鉴和利用，而且会引起它更大更多的麻烦。一些国人更乐意看到英国在公投后的分裂，一旦苏格兰独立，喇叭和喉舌便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地抛出民主乱国的观点。对待边疆的反叛，按照中国传统的驾驭之术，不外剿、抚两端，可是无论剿抚，即使在最好的时候也只能收一时之效。扶之不能，剿灭之;剿灭不了，只能重启安抚之策。
英国支持独立和反对独立双方保持令人惊叹的理智，是自由对这个国家的慷慨馈赠。英国波澜不惊地渡过了国家分裂的危机，保持了团结，任何一方都没有受到伤害，是自由对它最慷慨的馈赠。英国人民享有数百年的自由了，享有自由的时间比任何国家的人民都要久远。只有习惯了自由的人民才知道如何运用自由。凡自由的国家，没有阶级斗争，也没有人能用仇恨煽动战争，人们性格更温和，更不易动怒，当他们遇到难题和不公的时候，他们对法律和政府有信心，不会怨天尤人，不需怨天尤人。
在一个人民没有自由的国家，情况大为不同。一方是权势和财富的嚣张，一方是无权穷困者的孤苦无告，社会中的大多数逆来顺受，其中也有人如杨佳、夏俊峰者，在绝望中不计后果愤然一搏。对普通人而言，法律是沉默的，司法不值得信任，他人不值得信任。人与人之间充满着紧张，值得信任的只有家人、熟人和关系，他们最烦恼的事是找不上关系，凡打官司、上访、就医、子女读书就业，都想办法找关系找门路找官府的人，悲哀的是，他们又恰恰是最没有关系最没有门路的人。
这是一个极其苦逼、人人都愤愤难平的社会。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公平对待。无权的人在有权的人面前觉得不公平，权力小的人在权力大的人面前觉得不公平，小贪官在大贪官面前觉得不公平，被抓的贪官与没有被抓的贪官比较觉得不公平。无论是有权有势，还是无权无势，他们都不能通过结社的集体生活来学习平等相处。这里虽然也有集体，而且还特别提倡集体主义，但就是没有集体生活。所谓集体其实是一种压迫性体制，是强制人们服从的体制。这是虚假的集体和虚假的集体主义。迁怒于人，委过于人，以势压人，喜欢表现自己的强势和强硬，在这样的国家中十分普遍。
理智和理性是我们这个社会最为缺乏的东西，这样的社会，仇恨和内斗很容易被煽动起来。30多年前，这里发生了一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激烈内斗和内乱，失去理智的人们在学校内部、在单位内部、在家庭内部开展阶级斗争。
理智是人们依据常识作出判断的能力，理性则是人们认识真理，乃至追求真理的能力。理智要在生活中养成，理性需要自由滋养。没有自由的地方，有权欲张天，有物欲横流，却难有理性。当知识人谈论理性的时候，比如对强大专制力量的反抗被认为是民粹主义的非理性行为，他们把理性误解为知足常乐和逆来顺受的传统生活哲学，或者把理性等同于简单的妥协、退让，知其不可而不为。这是苦逼人的理性，而不是正常人的理性。人们常说的启蒙，就是对苦逼人的启蒙，苦逼的生活不但损害了他们的认识能力，也可以扭曲他们对世界的看法。
三、抵制无产阶级专政的自由堡垒
英国成就了自由，自由也成就了英国。它是现代科技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发源地，在17世纪之后的300年间，它产生了一批伟大的科学家和伟大的发明，科学技术的领先使这个小岛国成为第一个世界工厂，称雄世界，大英帝国拥有占世界四分之一的土地和人口，是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对英国尤其重要的事实是，英语变成一种世界语言。大西洋彼岸，复制了它的法律和制度，是英国文化的一部分或者延伸。它警惕地注视着与自己一水之隔、纷争不已的欧洲大陆，防止任何一个国家称霸欧洲，法国最强大它反对法国，德国最强大它反对德国，英国皇家军队始终保持着那里的均势。世界处于“英国统治下的和平”。
它与英吉利海峡对面的国家同称为欧洲国家，它们却非常不同，就像英吉利海峡为英国构筑了一道天然屏障，使之免受大陆国家的侵入，英国的自由社会也构成了一道对欧洲的防疫屏障而免于革命和共产主义的蹂躏。当对面国家的人民处在国王、皇帝、沙皇专横权力的控制下时，英国人民只受法律的统治，他们的国王也同样在法律的统治之下。当法国在人民主权的名义下不断被革命之火点燃和燃烧时，英国社会始终保护着和与稳定。当俄国和苏联人民被拖入共产主义实验的深渊时，英国人民的自由丝毫无损。
民主和极权主义竟是同一个源头。先请看下面这段描述：
“他们自以为是公认的公意的执行者，他们和清教徒一样确信完美无缺的公正，但是他们的这种意识是如此的急不可耐，以至于力图强迫贯彻自己的命令，直至发展成为专制主义。这样鼓吹人民主权的信条可悲地导致了一部分人的专政和对另一部分人的权利的剥夺。他们力图以强力的政府取代法律的政府，力图用暴力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人，他们打着人民主权的旗帜强行建立自己的独裁。”
这是写俄国的列宁主义政党吗?所描述的情况的确和布尔什维克完全相同，但它却是188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论述雅各宾派的征服。法国的民主把欧洲民主彻底引向了民主的反面，而悲剧的是，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初，与极权主义共生的法国民主革命影响着欧洲大陆的政治走向。不过它也却从来没有在法国扎根结果，1791年之后的80年中法国换了13部宪法，既没有形成稳定的民主政府，也没有出现稳定的独裁统治。就在欧洲被法国大革命带入革命的时代，一个影响欧洲、继而将影响世界的人物上台了，他就是马克思。拜马克思主义所赐，罗伯斯庇尔的极权主义孤魂最终在俄国找到了现实的土壤，由此扎根下来，列宁也被人称为俄国的罗伯斯庇尔，马克思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理论设想，在俄国产生了世界第一个成功样板。
英国以它自己的方式向着民主的方向迈进。它通过扩大选民范围来扩大民主，1832年改革和1867年改革使越来越多的英国人获得了选举资格，显示了自由政府对民主的包容。英国工人阶级为民主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工人运动在工业最为发达的英国首先发展起来，19世纪30-50年代的宪章运动，是一场工人阶级的民主运动，不但工人提出的政治纲领是政治民主，即要求实现普选，而且工人的组织----代表大会和工人协会也是按照民主方式运作的。
马克思出生德国，在法国生活过，在英国长期定居直到去世。由于他激进的反政府观点，他先后被自己的国家和法国等国政府驱逐出境，居无定所，最后只有自由的英国给了他安定的写作空间和参与工人运动的机会，英国也成了他度过后半生的永久居住地。他能用德、法、英三种文字写作。上述国家对他的思想都产生了明显而又复杂的影响。德国的哲学为他提供了思想武器，法国的革命和雅各宾派民主是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源头，英国的工人运动以及它与欧洲工人运动的联合，给他提供了活动参与的舞台，更使他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巨大希望。
马克思在英国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他在英国参加和领导国际工人协会，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社会活动。尽管如此，他和英国工人运动同床异梦。英国工人运动受英国议会传统的影响，始终只是把目标放在争取普选权、改善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实现民主参与上，而不是马克思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目标。在马克思那里，工人阶级将日益贫困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而英国工人阶级追求的恰恰就是调和这种被马克思称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坚拒无产阶级民主。
无产阶级民主首先要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这一过渡阶段，然后实现共产主义，因此无产阶级民主是绝对排他性的，其形式必定是法国雅各宾式的人民民主，即为了实现人民的最高意志必须消灭一切反动派。马克思终其一生，都把全部注意力放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上，美国代议制民主的成功实践始终没有进入他关注的范围。1835年，一位法国贵族出版了《美国的民主》一书，发现了民主与自由和谐一致的制度奥秘，即代议制民主和公民的自由结社可以使民主避免混乱和暴政。此人就是现在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作者托克维尔。马克思去世后，他的无产阶级民主思想在自己的故乡获得了一批信徒，他们成立了德国社会党，德国于是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向俄国传播的中转站。在几十年之后，希特勒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不仅给欧洲带来了极其巨大的灾难，也给德国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俄国的流亡革命者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参加了德国社会党的论战，即坚持阶级斗争的革命派和放弃阶级斗争的改良派的论战，列宁全盘接受了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并由无产阶级先锋队进行领导的阶级斗争观，特别突出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是给无产阶级民主赋予了更加明确的形式，就是民主集中制，完成了从无产阶级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到个人和寡头独裁的极权主义转型。
在整个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英国充当了欧洲自由的堡垒，从英国政府到英国工人阶级，都在捍卫英国自由和英国道路----所有人的自由和所有人的民主。英国工人阶级利用本国的自由制度组织结社，加强联合，到1860年，英国有25000多个社团，约300万会员。结社活动的蓬勃发展是英国工人运动的一大特色，自由结社构成了民主的重要基石。1924年，英国工党在选举中获胜并组建政府，以和平方式获得了政权，它上台之后仍然尊重议会形式和其他合法政党，被称为“实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社会和睦”。
英国和俄国，这两个地处欧洲两极的国家到20世纪的前20中形成了制度的两极。民主与自由曾一度是欧洲的一对冤家，英国坚决拒绝阶级斗争，填平阶级鸿沟，力争阶级和谐，以其自由制度接纳了民主，最后，民主拯救了英国；在俄国以及苏联，阶级斗争先是消灭了自由，继之又消灭了民主，最后，苏联帝国毁于自己的极权。
四、反民主的理论穷途
中国的大国意识绝不在俄国之下，但两者的表现方式十分不同。俄国像一介喜欢袒胸露臂的武夫，不时给西方国家搞点小麻烦，表明自己有“硬实力”，中国则走依靠宣传展示“软实力”的路子，如在世界各地开办孔子学院。更为张扬的宣传形式是，在号称“美国心脏”的纽约时报广场上，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了树立一块200多平米的“中国大屏”，它不停地滚动播放着中国各地方政府的形象宣传片，好像中国是一支牙膏或者一件什么物品，只要将某个产品反反复复地广而告之，给消费者留下印象，销量就会随之大增。
纵观被世界公认的那些具有软实力、受人尊重的大国，不难看出它们有一些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就是人们衡量大国的真实尺度：第一，科技领先。第二，与此相联系的是，有一批在国际上有学术影响的大学。第三，人均收入水平高，贫富差距(有基尼系数衡量)相对较小。第四，同上述三点相联系的是，民众的文明程度较高。第五，政府清廉，腐败较少。一个腐败非常严重的政府和国家，不可能具有良好的国际声誉。第六，国家内部没有阵营分明的阶级对立，对国民有较强的凝聚力。如果各位读者对上面各点没有太大分歧的话，那么现在就可以作出最核心的结论，所有具有这些特点的国家都是自由和法治国家，或者说，都是民主国家。领土面积、人口数量、GDP，都不是大国标准。
中国是另一类型的大国。它是制造大国，但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大国，但又是人均收入低、社会福利低和贫困人口比例很大的大国。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也是当今中国一个突出社会问题，它既导致社会对立和紧张，也导致国家活力的进一步衰竭。贫富悬殊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权力对社会的不断扩张。朝鲜是当今世界权力管制最严厉的国家，也是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它的权势阶层过着灯红酒绿的奢华生活，广大平民却食不果腹。前不久联合国机构在朝鲜的一次调查发现，在调查之前的两个星期里，有40%的人没有摄入过任何形式的蛋白质。
权力向内扩张，而不是向外扩张，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当国家权力向外扩张时，会在外部遇到阻力，外部的阻力就是敌对势力;当它向内扩张时，会遇到内部阻力，内部阻力就是敌对势力，这也是中国内斗不止的根源。在权力足够强大时，敌对势力的存在对维护权力的内部稳定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对敌斗争的胜利会使主动斗争的一方体会到自我强大的快慰;在权力处于下降通道、不够强大时，敌对势力的存在则是引起颠覆性变化的主要变数，阶级斗争的局势骤然紧张，他们也不会再有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欢快感受。
只有民主才能创造社会和谐。民主否定阶级对立，一人一票的平等权利是最重要的民主原则。英国平稳解决国内分裂主义难题，其中最为重要的经验是，一个没有敌对势力的国家比敌对势力众多的国家在各个方面都安全很多，对所有人都安全很多。英国在面对300年来所未曾遇到的艰难局面时，没有去制造敌对势力，而是始终如一地捍卫公民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在我看来，要说苏格兰独立公投对中国有什么意义的话，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这都是第一条需要汲取的经验。
民主在中国在不仅受到来自权势的反对，也受到精英主义者的反对，尽管他们反对的出发点不同，但他们几乎都持相同的反对理由，即一人一票的民主将使中国万劫不复。持精英主义立场的人可以从西方人的著作那里找出反对乌合之众的群众和关于“多数人的暴政”概念作为反民主的理论依据，而中国的文革之乱和红卫兵的残暴又是其反对民主的强大事实依据，尽管文革是完全专制主义的癫狂形态，与民主没有丝毫联系。苏格兰独立公投对所谓“多数人暴政”论和“群众性非理性”等精英主义观点是一次有力的否定，多数人的自由选择是最可靠的理性选择。
苏联人民在20世纪末抛弃了列宁主义，对全世界的反民主力量都是一次彻底的去势。反民主的理论也进入了穷途末路。比起精英主义的反民主理论，列宁主义强大得多，后者不仅有马克思强大的理论体系作支撑，而且有民主集中制这样极富策略性的思想。阶级斗争理论和民主集中制理论构成了列宁主义的核心。马克思以其天才的理论思维和耗费一生建筑起来的阶级斗争理论，其体系之庞大，思想之丰富，罕有匹敌。更为重要的是，它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无产阶级(占多数的穷人)反对资产阶级(人数不多的富人)的斗争，具有天然的道德优越性，这就使马克思的理论有着极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民主集中制迷惑人的地方在于，它既以民主挂帅，又将精英主义的合理性一面结合其中，在决策时，精英的集中对普通大众的意见往往是一种必要的矫正。特别是对于夺取政权来说，军事行动使集中领导非常重要。就这样，在民主集中制的过程中，权力在民主的名义下不动声色地就集中到少数人乃至一个人之手。列宁的理论才能固然不能与马克思相提并论，但他有另一种极高的天赋，即制定行动策略的能力。民主集中制把绝对集权非常隐蔽、非常巧妙地包裹在民主的外衣里。
民主集中制必须以阶级斗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要战胜资产阶级，只有通过它的政党来领导，如若没有“集中”就无法实现这种领导。但是，即使再强大的理论与现实的发展和变化相比，都只能算是生活中一朵小小的浪花。别的不说，对于已经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阶级斗争理论很快就失去现实价值。当年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掌握巨额财富的一族，随着腐败的大爆发和大暴露，“先锋”和“代表”之说就会自动失效。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同资产阶级对立的无产阶级也不再有存在的意义，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于是也不存在了。毛泽东正是深刻地洞察到这一点，为了能继续实行民主集中制，必须找到资产阶级的替代物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下去，这个替代物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中国真正得到马列主义精髓和真传的人是毛泽东。他把握马克思主义不是靠阅读大量的马列原著，不是像中共早期的莫斯科国际派那样啃马列书本，而是凭着自己很少有人能比的敏锐直觉，常常一语中的，令人叫绝地概括出马列理论的核心精华。但是，马列主义把他引入了歧途，在他治理中国的近30年里，大搞权力集中和阶级斗争，使国家遭受了惨重的失败。
今天的中国，如果单从表面上看要比毛泽东时代好得多，如物质丰富得多，人民生活有了改善，政府收入高出不知道有多少，军力也增强了，但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得多，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和影响。领导这个大国既是一种荣耀，但可能更有如临深渊的风险，不受利益集团的蛊惑，看清方向，谨慎操作，对国家的未来是决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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