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锋陷阵，勇冠众军”，中国古代行军中，每遇险境强敌，总有先遣部队扮演前进道路上的开拓者和创新者，为后行的大部队创造行军作战的条件。自古改革无坦途，胜则转折，败则不堪，改革家需要的勇气并不比沙场上的猛士少。在中国现今这一场不得不改、却又前路维艰的改革征程中，如何通过改革，“全面提升中共的治理能力”，继而维护中共执政稳定的，是中共高层需要面对的难题。
弹性治理四小组
上个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毫不“畏难”的推动了改革，却没有能力掌控改革后的复杂局势，以至于苏联迅速走向崩溃。作为一个历史悠久、规模超大、构成复杂的政治共同体，中共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积极的改革目标和转型，不仅需要高层有推动改革前行的勇气，更需要对改革可能造成的危难局势预先评估的能力，以及有能够迅速积聚各种资源的强大组织性力量，来应对和化解改革可能造成的困局。
研究者普遍认为，后现代社会是人类的风险社会，这就意味着政府将面临不确定的公共行政环境。而应对不确定的有效手段就是弹性治理。专家指出，弹性化政府的存在是以任务为导向的，其特点是小型化、灵活化、服务化、团队化。这种临时性组织，美国著名组织发展理论专家沃伦·本尼斯称作“特组织”，美国现代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称作“任务小组结构”，世界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称作“专题工作班子”，而在中国，它被称为“领导小组”。
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会遇到很多无法预料的风险，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当常设机构的“驽钝”，遇到了改革的现实时，就显得捉襟见肘、力不能逮，这就需要改革获得更多的组织保障，在传统组织机构的基础上，建立更加有效、有力的领导小组。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十八大后中共中央新成立的四个领导小队（国安委、网安组、深改组、军改组），分别扮演着改革之利器和盾牌的角色，明显是高层为改革开路并保驾护航的战略选择，如今他们也正在进行着他们的“逢山开道，遇水架桥”。
前进的利器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曾表示，中国社会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我们要在不断发展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改革在很多层面都涉及“二次分配”，但又不限于“二次分配”。中国面临的情况是，做蛋糕难，分蛋糕更难。做蛋糕往往是个人的事，但分蛋糕涉及社会关系，必然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打破这些利益格局必须要有强势的拳头。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成立深改组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保证政令畅通，把改革方案一一落实，依靠中央权威度过改革最艰难的深水区，推动改革不断前行。2014年1月22日，身为组长的习近平主持召开深改组第一次会议。这个全面掌舵未来中国改革大业的组成阵容显示了空前的超高规格：不仅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张高丽作为副组长参加了此次会议。它还涵盖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以及两高等各大系统共23位高级官员。
深改组成立以来，中国的改革步伐不断加快。“单独二孩”、废除劳教、户籍改革、公车改革、央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教育改革等新举措不断出台，一些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开始解冻，这样那样的“硬骨头”被不动声色地啃掉。中共高层用行动证明，什么是“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但是深水静流，这其中涉及的改革阻力之大，形成改革共识之难，外界关注和议论的最多，此处无需赘述。习近平一步步把自己“绑架”到改革之中，让自己将来的政治生命与历史上的政治评价都将与改革的成败直接挂钩。
面对诸多国内外挑战，习近平迫切需要解放军“脱胎换骨”的变革和强大，以保障其政治抱负的顺利实现。2012年12月，刚刚上台的习近平在“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甲板上宣称，对军队来说，中国梦就是强军梦。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正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强有力的军事领导人，并努力实现中国到本世纪中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军事强国。
扳倒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被认为是习近平就任以来取得的最大成功。但打击军中腐败只是习近平军队改革努力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习近平正努力将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过度政治化、人员臃肿的军队，转变为一支能够深入西太平洋投射武力、并在互联网乃至外太空攻防的专业战斗力量。三中全会上，习近平以异乎寻常的高调承诺军事改革，包括减少非作战部门和人员，将预算资金从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陆军转向其它军兵种，并逐渐实施联合作战指挥体制。
不同于其他改革，军队改革在外界看来颇为神秘。除了官方公布的在徐才厚被公布双规的同一天（3月15日）军改组召开第一次小组会议，有关军改组的公开消息并不多。期间，有来自军方的消息称，“军队各个领域深化改革现今都已进入操作阶段。”“对建制体制、指挥机制等方面改革都提出了新要求。”今年八一前夕，习近平到福建慰问部队官兵，提出要扎实推进部队建设、改革和军事斗争准备，这被外界称为习近平发出军队改革动员令。安全稳定器
1996台海航母危机、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三次实力较量，三次无奈退守。尤其是后两次事件中，中国记者和军人更用生命的代价，来标注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强大威胁的现实。从那时起，中国需要成立一个“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的安全体制平台成为各界讨论的热点。
习近平说，“只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 当前公认的事实是，中国面临传统（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等）与非传统（经济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等）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国内与国际安全挑战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而且近年来的国家危机事件大多事发突然且有综合性质，比如东海、南海的撞船、岛礁摩擦等事件均属突发；而新疆、西藏的恐怖袭击事件背后则有复杂的宗教、民族、国际等背景。
而此前中国政府设立的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部等数量众多的安全部门，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一定程度上存在“各自为战”的问题，情报交流有可能也不一致，缺乏有效沟通，影响安全部门的效率。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应运而生。这个由习近平任主席，李克强、张德江任副主席，包含党政军的所有高层，规格高于一般中央领导小组的组织，不仅要面对外部势力对中国主权挑战风险加大、中国海外政治经济利益可能受损的风险；更是要面对境内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执政难度或将加大，网络文化等公民社会建设的不确定性也将提高的局面。
网络和国家安全，乍听之下似乎并无关系。但是2013年“斯诺登事件”将美国骇人的窃听计划公告于光天化日之下后，网络安全遂成为全球瞩目的安全话题。与此同时，围绕网络安全，各国暗战不断，中美之间更为此互相指责长达多年。但中国官方在具体动作中被认为长期处于实质上的缺位状态，导致国家安全漏洞和公民个人信息暴露。仅2013年11月，境外木马或僵尸程序控制中国境内服务器就接近90万个主机IP。
尽管中国政府拥有庞大的网络安全控制体系，比如中宣部、网信办、工信部等，但“九龙治水”，各自为战，不但未能成事反倒互相掣肘，将包括网络信息和网络设备在内的网络安全主权拱手让人。唯一一个更高层级的职能协调小组，即2001年经过重组并由总理领衔的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在温家宝内阁时期竟多年未开会，形成事实上的空转。
近年来，互联网内容芜杂、谣言泛滥，更为严重的是暴恐信息借此传播，成为中共极为头痛的“法外之地”。在已曝光的涉疆暴恐袭击事件案中，不仅暴恐分子利用即时工具传播信息组织人员，而且各种传言也多通过此途径形成恐慌效应。2014年2月27日，由习近平任组长，李克强、刘云山任副组长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简称网安小组）宣告成立。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中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国家战略迈出的重要一步，标志着拥有6亿网民的网络大国加速向网络强国挺进。在成立会议上，习近平更明确其地位----“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
创建一个安全的互联网环境，“攘外”的重要性已经无需多言，但是“安内”更不能忽视。如果说“攘外”在国家安全层面势在必行，则“安内”对创建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义则更为深远。信息现代化是社会管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在互联网时代，社会消费、居民信息、行政管理等能否做到高效，都将依托于互联网推进，能否成功，与是否有一个安全的互联网环境是分不开的。可以试想一下，中国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的不动产登记、互联网金融以及正在高速发展的B2C等，如果没有完善的网络监管，社会的理解与支持将沦为空谈，进一步发展必然困难重重。
网安小组自今年2月份成立后便动作频频， 4月的“净网2014”关闭并整改了多家涉嫌发布淫秽色情内容的网络文学网，5月份与美国进行信息安全方面的舌战后宣布推出网络安全（重要技术产品和服务进行）审查制度，7月份查处网络谣言传播者和涉嫌造谣网站，8月公布整肃即时通信工具新规……8月26日国办（2014）33号通知显示：中国国务院授权网安小组办公室负责全国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工作，并负责监督管理执法。由此，网安小组的地位更加突出。
这四个新领导小组的成立，或许意味着中国现有部门之间的竞争和对峙将得以解决，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政策得以贯彻。不过，协调，不是口头能完成的，必然要统筹人力、资源、机构。而机构统筹无异于割别人身上的肉。不动机构、不动人，就是“一壶难喝的酒”。如何能够形成具体可见的机制，达成言传心会的默契，能否以“亮剑”的态度展现改革的勇气和决心，不再重蹈“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的覆辙，仍然考验着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的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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