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曾长期存在着一个带有浓厚的文化学术色彩的官署----翰林院，这里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学富五车、身怀绝技的人士，他们不仅协助帝王治理国政，某种程度上还肩负“国家智囊”的角色。正是这个原因，尽管其地位在不同朝代有所波动，但依然在浩瀚的历史中延续至今。新中国后，秉承了国家“智囊团”、“思想库”一职的，就是当下所熟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
社科院成立以来，一直被外界视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它肩负着创造开展理论探索和政策研究，以及提高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和理论创新的使命，堪称中国官方的首席智库。但近些年来，社科院的“智囊们”频频发出落后于历史的声音，甚至有时全然不顾自己的社会职责，强行推出一些有悖现实的社会发展理论，这让外界对其作为“国家智囊”的能力和职责皆产生了质疑。
一“左”障目 首席智库惹来争议
前不久，社科院院长王伟光撰写原标题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的评论文章，再次为社科院招来舆论板砖。文章称，今天的中国作为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
该文一出便引发四方转载，尤其是那句“国内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被国内各大网站作为头条标题广为流传。一时间，人们仿佛又回到了改革前的那个“阶级斗争”年代，与当下强调和谐发展的时代形成了强烈反差。很难想象，这种落后守旧、难以与时俱进，宣扬阶级斗争的文章，是出自中国国家学术最高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之手。然而让人伤心的是，这并非一次偶然。早在去年，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这位王伟光院长以及所领导下的社科院，就曾发出诸多不为时代所接受的声音。
毛泽东诞辰日前期，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率先撰文，公开否认“大跃进”期间饿死人，否认“反右”和“文革”期间当局和红卫兵造反组织等残酷对待知识分子、草菅人命、践踏人权的悲惨气象。然后是，社科院另一副院长李捷发表了《驳<晚年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丑化》一文，为毛泽东鸣冤叫屈，认为这样对历史错误的“反思”毫无价值和意义。随后，社科院院长王伟光的访谈文章又再次认为：“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奠基者、探索者和先行者”----该论断意味着曾发动了反右、大跃进、文革的毛泽东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缔造者，被中共誉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只是个“打酱油”的继承者角色。经过一系列的粉饰文章后，中国社科院院报又刊文《毛泽东不是独裁者》，从六个方面系统论证，试图得出毛泽东不搞独裁，不贪恋权力，不搞个人崇拜的结论。再次表示毛泽东是中国民主制度的缔造者和维护者，毛泽东的一生都在践行保护民主制度。这些说法和人们对毛泽东的直观印象，以及中共在文革结束后出台的“两个决议”中批评毛泽东后期凌驾于党和组织之上，犯下严重历史错误的正式历史结论相去甚远。
而其中最奇葩的一篇当属李慎明副院长《对毛泽东几个误解的澄清》一文，该文义正辞严地批判了当下社会上有些个人、有些媒体、有些组织误解毛泽东，歪曲史实的现象。尤其荒诞的是，文中竟认为毛泽东虽然在取得辉煌成就时让人民忍饥挨饿，但还是要感谢毛主席让我们吃草籽和榆树皮。令人啼笑皆非。
从这套有组织、有纪律的“系列毛文”到今天“国内阶级斗争不能熄灭”的言论可以看出，社科院被一些立场极左的“毛左”分子所领导，俨然成了一面“左”的旗帜。而身为中共政治结构体系和意思形态领域具有重要地位的官僚学术机构，社科院原本应是解放思想的尖兵与先进理论的探索者和引领者，但如今，种种左派言论占据社科院，让外界对其作为“国家智囊”产生了怀疑。
迷失在故纸堆 社科院何去何从
这些一味沉溺于故纸堆里的国家智囊们，不仅自己一“左”障目，也让对中国发展起着“领路人”的社科院陷入到舆论质疑的泥潭。可以想象，作为官方首席智库，没有与时俱进的思想，社科院会沦落到何地？
从历史角度来看，社科院并非一个思想僵化的地方。1955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所、哲学所、历史所等13个研究机构相继成立，这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建院初期，社科院可谓群贤毕至，范文澜、金岳霖、郑振铎、冯至、于光远、孙冶方、夏鼐、何其芳、顾颉刚、俞平伯、钱钟书等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云集学部。然而11年以后，由于毛泽东政治上的强势，引发思想界独尊“毛术”，也将社科院这座气象万千的新中国哲学的“百花园”变成了理论上的保守派。虽然1977年，浩劫初消，举国上下反思过去，寻觅未来之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领导，批准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第一任院长胡乔木的领导下，全院遵照邓小平关于“中国不仅要建设经济大国，也要建设文化大国”的指示，奋力恢复了被摧残和破坏的研究机构，而且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积极创建新的研究机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遗憾的是，由于文革十年的浩劫和毛左主义的疯狂，一些左派学者的保守思想已经深入骨髓，尽管到了信息发达的现代化社会，也依旧坚持毛时代的那一套，不是做一些粉饰历史的文章，就是大谈不接地气的理论，这次的“阶级斗争”更是奇葩之际，让已经逐渐步入现代化的中国人无法接受。
其实，作为国立科研部门与政治一直都有不可忽视的联系。这些学者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在理论层面维护中共官方，如果碰到蛮横无理的统治者，甚至还要为政府的不正常行为去做理论辩护，久而久之，社科院也就陷入一种学术傀儡的角色。但是，这种只听话，不会独立思考的社科院还能承担起首席智库的职责吗？因此，作为智囊团们必须要看清楚自己和政府的关系与自己的社会角色，才不会因为政治迷失自己，这样才能做出真正推动国家进步，与时俱进的理论，走到世界思想界的前沿去。但反观王伟光引导的社科院，一味地表面“效忠”政府，沉迷这些僵化、落后的故纸堆里的论调，也顶多给政府扣上“愚民”之帽。
走出泥潭 从反思王伟光开始
严格意义上来说，社科院作为党的智库，王伟光们作为党的智囊，一方面应该向中共建言献策，推动中共理论创新，推动中共转变和第五个现代化实现；另一方面也应该向社会民众解释、传递中共领导层的执政理念，统合民众为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目标努力。很明显这两个方面，社科院和王伟光显然都没有做好。
回到开篇弘扬“阶级斗争”的文章----满纸马列、八股味浓，搞的是非混淆不清，撕裂民众，即可能推动中共政治向极左逆转，又可能让人们对习近平的执政理念产生怀疑，无论从哪个层面看，都是不必要的，甚至是危险的。事实上，中国在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之时，已经遭到残酷的现实教训。上个世纪阶级斗争压倒一切时，把四面八方看作“敌人”；把不同见解、不同诉求、不听话的统统归结为“敌对势力颠覆”；不仅导演了无数难以挽回的灾难事件，也给中国的发展带来沉重的灾难。更重要的是，何为阶级斗争？“敌对势力”？这是一个非常难以界定的概念。放在中国的现实下，只要谁掌握权力，谁就可以界定另一方是否“敌对势力”，而这恰恰容易形成冤假错案，造成社会对立。在这种现实下，身为国家智囊的王伟光们难道不应该出来，及时纠正理论错误，避免社会悲剧吗？但如今却公然宣扬这种理论，更是让人心惊胆寒。上个世纪的王伟光们由于自身难保，要么选择沉默，要么屈服于强权。但幸运的是，源于这些历史教训，当今学界对“阶级斗争理论”等社会主义理论也有更具理性认识。尤其改革开放后，中国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新秩序逐渐形成，也被外接视为是秉承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国，在成长中不断地完善着这套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而这种实事求是的理论，不仅将国家从混乱带向良好发展的转变，也体现了社科院作为“国家智库”的真正价值。
今天的王伟光们也该醒醒了，当今世界正处于变革之中，中国的崛起更是毋庸置疑。这个时候更应该看清楚局势，结合社会实践提出新思想新观点，不能一味地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狭隘的敌我思维去看事情。只有这样才能焕发思想活力，树立民族尊严，才能为中央在决策和理论建设上起到智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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