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导演，赵薇、黄渤、郝蕾等主演的《亲爱的》自上映后就得到很多好评，许多人将其定义为“亲情催泪大片”，并和《岁月神偷》《唐山大地震》等片的催泪程度相对比，但《亲爱的》首先是一部社会事件改编的现实题材影片。
赵薇爬上几层高的福利院，就是为了见“女儿”一面
黄渤演技依旧出色，发挥稳定
社会事件题材电影就有着其特殊的社会意义，社会事件大多涉及到一些国家、社会上的黑暗面，并没有单纯的灾难亲情片那么“纯良”，此次广电总局能够“开恩”放行打拐题材电影上映也算是做了一件善事。文艺作品可以改变现实吗？电影能够改变社会吗？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不一样的答案，但就像每个人都可以为社会的进步出一份力一样，电影人被社会事件打动，并将之拍摄成有看点，能吸引人的电影，也是用了他们自己的力量让大家更加关注我们的社会。近年来，韩国电影取材于社会事件的特别多，《熔炉》《素媛》《辩护人》等影片都是根据真实社会事件改编：《熔炉》以2005年发生于韩国光州一所聋哑障碍人学校中性暴力事件为蓝本；《素媛》也是根据未成年少女遭中年男子性侵并致其终身残疾事件改编；《辩护人》则是聚焦“釜林事件”（1981年9月，韩国全斗焕独裁政府以传阅有害书籍、组织非法集会和涉嫌违反《国家保安法》等理由，非法逮捕并监禁参加读书会的教师、职员、学生共22人并通过刑讯逼供让他们承认不存在的犯罪事实的事件）。这些电影上映后反响巨大，并且《熔炉》还催生出了“熔炉法”：2011年10月28日，韩国国会通过了《性侵害防治修正案》（又名《熔炉法》），《熔炉法》大幅提高了对性侵幼童、残障人士等性暴力犯罪行为的惩罚力度，加强了对青少年和残障者的保护。“釜林事件”的5名受害人也在今年2月的复审中洗刷了冤屈。韩国媒体称，受害人们能够在多年后洗清冤屈也有一部分要归功于《辩护人》，正是《辩护人》的热映让韩国更多的人了解并关注“釜林事件”，最终让受害人们平反昭雪。
小小的一部电影，却推动了一系列法律的修订，可算是个奇迹。奇迹背后，是民众对法律武器惩恶扬善功能的期许和信任。再来看看陈可辛的这部《亲爱的》，它改编自“彭高峰三年寻子”事件，彭高峰的儿子乐乐2008年3岁时在深圳被人偷走，自此彭高峰开始了寻子之路，变卖家产，悬赏10万，参加被拐儿童父母团体，当然还有----一次次地上访并与警察斗智斗勇。电影基本延续了这一路线，只不过显然不会有“上访”环节，人贩子偷走乐乐后并没有卖掉，而是自己养了起来，电影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聚焦于黄渤找孩子，后半部分更多的是聚焦孩子被找到后，赵薇是饰演的农村人贩子妻子，也就是孩子的养母涉及到的一些人情伦理和法理。陈可辛说让赵薇来演这个“反面角色”就是希望利用赵薇的好观众缘，让观众无法“恨”这个角色，赵薇对孩子的真情，让观众相信她是真心爱孩子的，也是个好母亲，但是赵薇的表演还是有些说不出来的别扭感，虽然外表很像村妇，不过还是不能让人忘记她是赵薇。
《亲爱的》对于寻子团体的描绘也是十分用心的，他们每个人都痛彻心扉，黄渤郝蕾这对离婚夫妇更是由于儿子的被拐生活发生了巨变。只不过和真实故事中彭高峰在寻子日记中多次埋怨警察和相关部门相比，电影中的警察和有关部门都算得上是“好人”，陈可辛只是轻轻点了一下制度的不人性化，并没有尖锐的批评。拐卖儿童涉及到的重男轻女的恶习、地方保护主义、拿钱就能给来历不明的小孩上户口的黑暗、某些地方警察一味追求破案率而不给疑难杂案立案的官僚作风……这些电影统统没有涉及。这也很正常，一是由于审查，二是陈可辛本身的风格就是这样中庸，他会既讨好观众，又表达出自己的观点，绝对不会触碰雷区。
毫无疑问，《亲爱的》已经引发了话题效应，关注被拐儿童的人会大大增多，彭高峰成为微博寻子第一人后，贩卖儿童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这里面多多少少有相关部门迫于舆论压力的原因。相信《亲爱的》引发的好口碑和话题感能够使国家更重视这方面的问题，而2015年还有一部刘德华版的《失孤》也是源于彭高峰寻子事件。
曾有人如此对比韩国电影和中国电影：他们有改变国家的电影，我们有改变电影的国家。这句话听起来颇为讽刺，但从今往后，我们是不是也能有一些改变社会的电影呢？即使它们有所回避，即使它们有些商业，即使它们过于煽情，但是这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都能给人带来希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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