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冠以国字号名头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简称上海自贸区），自成立之日就承载着“全面深化改革”窗口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新政期待开创中共执政的新高峰，进一步推动市场化，同时撬动固有利益利团的利益，挑战和阻力不可谓不大。中共对上海自贸区的期待非常清晰，就是通过探索和尝试建立一套符合市场经济规模的“从事前审批转向事后监管”法治化的政府经济管理模式，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进而推广至全国，这也一如30年前邓小平提出“特区”构想的初衷。
李克强（左）上海讲话显然不能简单就认为是对上海自贸区的赞许
在上海自贸区成立一周年的时间节点上，中国总理李克强首次前往考察，并发表了被认为是肯定和期许的“自贸区有大未来，上海有大未来”的讲话，但纵观一年来李克强对上海自贸区的表态，显然不能将他的讲话简单的认为是赞许。中共自称要用2至3年时间建成具国际水准的贸易自由区，然而1/3时间已经过去，上海自贸区的成绩显然还不够亮眼，不少学者批评成果不如预期。当然，也需要给上海自贸区这项国家战略一些耐心。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影响自贸区发展的重重障碍。而戴海波后谁执掌上海自贸区也值得关注。
李克强上海讲话的潜台词
北京时间9月18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赴上海自贸区考察调研。据悉，李克强18日参观了数间企业，19日则到物流中心考察。他在视察期间先后说，“自贸区有大未来，上海有大未来！”“祝愿上海自贸区繁荣发达！”这也普遍被解读为是对上海自贸区的肯定和期许。果真是这样吗？这显然需要从上海自贸区成立以来李克强的表态来全面来看待。
众所周知，被海外媒体称为“李克强孩子”的上海自贸区于2013年9月29日正式挂牌，然而，作为“父亲”的李克强却未赴上海见证“孩子”的诞生。外界分析，李克强或想以上海自贸区倒逼经济改革，但遭遇利益集团的阻击，李克强对此深切不满因而未在挂牌当日亲临。李克强近期曾对上海自贸区说：“上海自贸区是改革高地，不是政策洼地。”而2014年北戴河会议期间，更是传出了李克强对上海自贸区遇阻拍桌子。普遍认为，由于利益集团的阻扰，自贸区效果大打折扣，令习近平、李克强相当不满。而此番李克强“自贸区有大未来，上海有大未来”的讲话，显然不能简单就认为是对上海自贸区的赞许。观察李克强的执政风格不难发现，他在努力促进改革的同时，一直坚持多做事少说话。无论面对金融风险，还是应对经济增长放缓，他都不急于采取行动，而是能够保持沉默和不断的容忍，形成务实内敛的工作作风。所以，李克强对于上海自贸区的表态，其背后的潜台词显然是上海自贸区做得还不够好，可以做得更好，上海也可以做得更好。
在这一点上，上海的执政者自然心知肚明。据香港《明报》报道，李克强前日视察过的一间外资公司员工透露，上海当局对李克强此行十分紧张。他们在9月12日已接到有关方面通知，被列为李克强参观的候选企业，翌日就有中共国务院和上海市政府相关官员来考察；9月15日，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更亲自来公司“踩点”。而上海市长杨雄更是在李克强赴上海考察的前两日，罕见缺席了上海市委常委学习会来安排李克强考察事宜。
而就在此前不久，上海自贸区事实上的主管、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和党组书记戴海波被免职，则被认为是中央对于一年来上海自贸区发展现状不满的另一现实例证。虽然上海官方释放的是正常人事调整信号，但其中缘由还是一眼就能看出。除了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戴海波还是上海市政府的副秘书长，同时还领导上海口岸工作领导小组。莫尼塔(CEBM Gruop)首席经济学家苏畅表示：“我们认为，个别官员的免职不会改变自贸区总体的发展和开放。我们可以确信的是，中国政府对自贸区的现状不太满意。”
上海自贸区，被称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突破口”，作为一个“特区”，从性质上说就是30多年前的深圳。中共对上海自贸区的期待非常清晰，就是通过探索和尝试建立一套符合市场经济规模的“从事前审批转向事后监管”法治化的政府经济管理模式，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进而推广至全国，这也一如30年前邓小平提出“特区”构想的初衷。中共自称要用2至3年时间建成具国际水准的贸易自由区，然而，1/3时间已经过去，上海自贸区交出的成绩单显然还不够亮眼。在上个月，高盛(Goldman Sachs)分析师伊诺•拉姆(Hino Lam)表示：“我们相信，上海自贸区改革政策发挥优势所需的时间要比预期长。因为，2014年迄今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些政策的积极影响。”当然，也需要给上海自贸区这项国家战略一些耐心。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影响自贸区发展的重重障碍。上海自贸区的三重障碍
1979年“深圳特区”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而今30年已过，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与攻坚期，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近自成立之日起就承载着全面深化改革窗口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新政期待开创中共执政的新高峰，进一步推动市场化，同时撬动固有利益利团的利益，挑战阻力强大，作为“先行先试”的一块“飞地”，上海自由贸易区并不自由。其中最大阻力和挑战就是来自“利益集团”的掣肘。早在去年上海自贸区成立前，就有媒体报道，自贸区遭中共某些权贵等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上海自贸区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波曾坦承，推行自贸区建设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金融监管部门包括证监会与银监会在内的强烈反对。中共部委就新政策有不同意见并不少见，但监管机构联合起来反对总理的事情却很罕见。显示这已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上升到政治层面的角力。
从上海自贸区最终在李克强“力排众议”下成立来看，在与“利益集团”和党内“保守派”的几轮博弈中，李克强代表的“改革派”占了上风，李克强的目的似乎达到。然而，“利益集团”显然不会就此举手投降。陈波说“由于几十年来中央政府缺乏对‘利益集团’的有力管制，他们的力量已经渗入到各个重要领域。而来自他们的阻力和干涉会伴随中国改革的每一步”。曾任职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的邓聿文曾对中国的利益集团进行了归类，大致分为权贵资本利益集团（强力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地方政府及其相关官员、国有垄断企业及其高管）、金融资本利益集团（跨国资本及其国内代理人、民营金融资本家）、实业资本利益集团（从事实业的民营企业家）和知识资本利益集团（依附于上述各类利益集团之上的部分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等）。若以此为标准的话，那么上海自贸区发展的主要阻碍显然就是权贵资本利益集团和金融资本利益集团。
其次，阻碍上海自贸区发展的另一阻力来自政策制度的限制。在中国这样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实行“压力型”体制的国家，如果没有中央充分授权，想要突破原有体制的重大改革举措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便现在习近平的权威日盛，亦并非习近平一句话就能凑效，更何况是一直秉持“少说多做”风格的李克强。以深圳特区为例，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是中国创办经济特区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支持者。他不仅直接推动了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发表了许多力挺深圳经济特区的重要指示，并在1984年和1992年两次视察深圳。目前来看，习近平和李克强“激励”显然还不够。尤为关键的是，1980年广东省人大在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后，1992年7月被授予立法权被认为是深圳特区的“三大优势”之首。根据相关授权决定和立法法的规定，经济特区授权立法与一般地方性立法相比，具有其特殊性：一是在遵循宪法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可以对已有相关立法的具体规定作出变通；二是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经济特区具有优先适用效力。而截至目前，上海自贸区尚未获得立法授权，这意味着上海自贸区在发展中与现行法律冲突时将受到更多的掣肘。
此外，另一个可以左右上海自贸区发展的关键就是用人。毛泽东曾告诫全党，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用人上，习近平也曾言“事业兴衰，唯在用人；用人之要，重在导向”。上海自贸区的管理框架的设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这块改革“试验田”推行的速度。2013年9月30日，上海自贸区挂牌第二天，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戴海波走马上任管委会第一任常务副主任，协助领导管委会全面工作，负责管委会日常工作。由于领导管委会全面工作的是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艾宝俊，戴海波成为了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实质的管理者”。
如今，随着上海自贸区实际负责人戴海波被免职，有消息透露，中央有很大可能会空降一名“干吏”来全面执政上海自贸区。当年深圳特区就有这样的先例，1985年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李灏调任深圳市长，1986年5月至1993年李灏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6年之久，手持尚方宝剑的李灏主政深圳期间主导实施了一系列财税体制、国企股份制改造、证券市场以及政府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当然，上海自贸区的人事安排与当年深圳特区有很大差别，但殷鉴不远，上海自贸区接下来的人事安排还是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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