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叔孙豹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是为人生的三大最高标准，也可以说是人成功的“三部曲”，其中又以“立言”传之后世，百代敬仰为最。文革中崛起的江青也打起了“立言”树碑立传的主意，先是攒出《江青文选》未能出版，接着仿效斯诺《西行漫记》在美国出版了《红色女皇》，畅销海外，不断被重印。有的国家的一些重要报刊，还将此书的内容按期转载。本文选自2003年第2期《党史文苑》，原题为《江青为自己树碑立传始末》，作者陈立旭。
1949年前后，毛泽东与江青谈话
江青是个有野心的人。对此，毛泽东看得很清楚。毛泽东生前就多次指出江青有野心。“文革”之前，由于党内政治生活基本正常，加上各方面条件所限，江青难以登上政治舞台。江青把这段经历喻为“锁在烟雾中”。在“文革”特定历史条件下，江青的野心才充分暴露出来，而在“文革”中千方百计为自己树碑立传，则是其野心暴露的一个重要方面。
1967年，江青在党内地位飞升，权倾一时
1967年初，是一个重大历史转折时期。此前，中央内部在对待“文革”问题上，明显分成三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反对。这自不必说。一种意见是主张在“四清”原则基础上，再扩大一点范围，只整少数真有问题的干部，而运动的时间也应当像毛泽东所说的：一年开张，二年见效，三年收场。一种意见是主张把“文革”搞成大规模群众运动，触及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至于时间，那只能以“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为限。在这里，权且把这种意见称为“大搞‘文化大革命’”的意见。
1967年初，中国发生了两件事。一件事是：1月陶铸被打倒。这直接造成了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中央书记处陷入瘫痪状态，不能正常工作，“中央文革”实际上取代了中央书记处的地位。另一个结果是在中央内部，一批对“文化大革命”持慎重态度的干部，也就是与陶铸观点相同的干部，随之“靠边站”。另一件事是：所谓“二月逆流”受到批判。由此，中央政治局内部一批反对“文革”的人，实际上被剥夺了权力。中央政治局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了。“中央文革”继取代中央书记处的职权后，又进一步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职权。这两件事非同小可。它表明了这样三个相关政治事实：1、在中央内部，主张大搞“文化大革命”的势力占了上风；2、“中央文革”的权力大增，中央下达文件，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名义，共同署名。当时的情况是，国务院管政务，且已经很难开展工作；中央军委管军队；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已经瘫痪，“中央文革”实际上成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成了中共中央的代表，成了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3、江青的权力大增。她虽名列“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但组长陈伯达不管事，真正掌握“中央文革”权力的，是江青，而“中央文革”的成员，也大多是江青的亲信。
从此，江青在中共党内的地位飞跃式上升，成为当时中国政坛炙手可热、权倾一时的人物。从1967年以后，社会上形成了一个不成文但却是切切实实的规矩：谁要是反对江青，谁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党，就是“现行反革命”。
《江青文选》草草出笼却未能正式出版
自1968年1月起，“中央文革”在党内的特殊地位及其掌控的权力，更加令人刮目相看了。
当年1月，“中央文革”首次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名批准河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这标志着“中央文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组织大权，并能左右省级领导班子和省级大员的进退。
在全国各地的造反组织和“红卫兵”组织中，也颇有一些具备敏锐“政治头脑”的人物，他们察觉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到处发表讲话，呼风唤雨，她要打倒谁，就打倒谁。现在，以她为实际头目的“中央文革”又掌握了任免地方大员的权力，实际上就是左右了全国的政局。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他们见风使舵，纷纷向江青讨好。先是给江青戴上了“文化革命旗手”的桂冠，接着把江青在“文革”初期的讲话，编印进《中央首长讲话集》中，进而以“学习文件”的名义，大量印发江青的讲话，最终就是要出版《江青文选》。
各地造反派头目和“红卫兵”组织头目出版《江青文选》的行动，客观上分为两步走：
先由人民出版社的造反派率先出版《江青同志讲话选编》。出版这本书，人民出版社的造反派是看好了时机的。他们看到：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已经闭幕，刘少奇被打倒似乎已成定局，“文革路线”已经确立。各地造反派组织均受到中央的支持，“中央文革”已经掌握了中央的权力，“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的地位急剧上升，不抢先捧江青的“佛脚”更待何时？于是，他们以最快的速度酝酿、编辑、印刷、发行了《江青同志讲话选编》。这本书中收入了江青的八篇讲话。八篇讲话中，除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江青同志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之外，还包括江青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江青接见安徽、河南、湖北来京代表和参加学习班的代表（实际上是造反派的头目和骨干）时的讲话。《江青同志讲话选编》的出版，给全国各地造反派一个明确的信号。之后，各地造反派掀起了一个所谓学习江青讲话的“高潮”。在此“高潮”中，有些大的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又开始着手出版《江青文选》。他们尽其所能地收集江青讲话，然后冠以《江青文选》的书名，在全国的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中发行。当时，全国几个大的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印发的《江青文选》所收入的江青讲话，种类不同，排列次序不同，而且不同版本中，有些话语，在文字上互有出入，但整篇讲话的基本内容则大体相同。几个大的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率先印发《江青文选》，出于一个基本的政治目的：就是为自己的造反行动甚至打、砸、抢的行动找到理论根据和权威支持。同时，也以下促上，用各地造反派组织印发《江青文选》的行动，向中央施压，要求中央正式出版《江青文选》。他们深知，只要江青在党内的地位更稳固，他们的靠山也就更硬。另外，对江青而言，尽快出版《江青文选》，一方面可以使自己在党内的地位更高、更牢固，另一方面也可借此获得全国各地造反派组织的拥戴而打牢自己的政治基础，进而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但是，《江青文选》最终只限于在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中流传，并没有由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这其中原因，据笔者分析，主要有如下三个。第一，1969年4月，中共中央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政治局之后，“中央文革”不再与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下达文件了。中央的实际工作由中央政治局负责，江青本人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层，并且名列第六。尽管“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当中，但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毕竟向有秩序地工作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毛泽东要结束“文化大革命”初期混乱政治局面的意图，也十分明显。第二，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除了出版过《毛泽东选集》之外，其他任何领导人的选集或者文集，都没有出版过。江青如若抢在其他领导人之先出版《江青文选》，无论怎么说，也是太扎眼了。颇有政治头脑的江青，亦知道不宜过于暴露自己的政治野心。第三，“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之间就存在很大矛盾。中共“九大”之前，各地的造反派头目在权力分配中矛盾激化，他们之间的纠纷加剧，武斗事件不断，甚至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事件。每个造反派组织在攻击对方时，除了用毛主席语录、林彪指示作武器外，还以江青讲话作武器。江青的话，实际上成了引发造反派组织冲突的导火索之一。而毛泽东则认为，在无产阶级组织内部是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他主张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九大”之前，大联合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九大”以后，毛泽东更加坚持这一方针。在此情况下，出版《江青文选》，显然不合时宜。
中共“九大”之后，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的这些特定因素，使《江青文选》终于没有正式出版。但是，各大造反派组织此前印发全国的各种版本的《江青文选》，仍在全国各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中流传，流毒蔓延全国。
《红都女皇》的出笼
尽管《江青文选》未能顺利正式出版，但江青为自己立传的心思，始终没有泯灭。林彪集团垮台后，江青集团的政治实力进一步增强。于是，江青政治野心也大为膨胀。她想要继毛泽东之后，成为党内的头号人物，着着实实地露一回“峥嵘”。
江青要立传，当时在党内有人支持。如康生就支持。但也有极大的限制因素。如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大批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领导人，就坚决反对。而且毛泽东一向认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一贯反对给共产党领导人立传。在这种情况下，江青想要在国内顺利出版她的个人传记，是很难的。但是，江青要给自己立传的欲望实在是太强烈了。她想起了当年斯诺在延安采访党中央领导人，后来写成《西行漫记》之事。她决定仿照此法，找一个外国人来给自己写传，在国外出版。这样，中国政府干涉不了外国人在外国的新闻出版自由，她为自己立传的目的，也能达到，顺便还可提高自己在国外的知名度。
江青打定主意后，先找到了英籍女作家韩素音。韩素音是在中国出生的中国人与比利时人的混血儿，长期在中国生活，汉文好，英文也好。后来她加入了英国籍，用英文撰写文学作品，在西方有一定影响。为自己立传之事，江青不好自己直接同韩素音说，便请张春桥转弯抹角地告诉韩素音。1971年春天，江青请韩素音等人吃饭，张春桥作陪。席间，张春桥对韩素音谈起了江青，暗示韩素音为江青写传。韩素音了解中国，知道中国老百姓对江青没有好印象，也不愿介入中国政治生活，故推说自己很忙，一下子恐怕顾不上。这样，江青只好另找别人。正好1972年7月美国妇女代表团访问中国，代表团中有一个叫维特克的美国纽约宾翰顿大学的副教授，对中国近代史颇有研究，也学过中文，翻译过《红旗飘飘》中的一些文章。此人随团到中国后，向中方提出，要求采访中国的妇女领袖。中方安排她访问了邓颖超、康克清之后，她又要求访问江青。外事部门将此事向周恩来作了汇报，也通报给了江青。江青得知后，感到这是让外国人给自己立传的好时机，当然急于会见维特克。周恩来不好不让江青会见维特克，便在外事部门的请示报告上批示道：如你（江青）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江青是不甘受此束缚的，她不但要见维特克，进行长谈，还要请姚文元一起会见。她要把维特克当作她的斯诺，请她为自己写传。
1972年8月的一个下午，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了维特克。谈话中，江青的三句话十分明白地表达了她请维特克为自己写传的意思。一句话是：斯诺写了一本《西行漫记》世界闻名，我希望你走斯诺的道路；一句话是：我说的都可以发表；一句话是：我政治、经济、文化都可以跟你谈。维特克何等聪明，一听就明白了。维特克生活在美国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中，当然十分清楚：在美国如果哪个人获得了珍稀资料或者世界著名人物的真实的生平材料，就是抓住了黄金。把这些东西在国内或是在西方一些国家发表，就会财源滚滚，一跃而成为富豪。维特克也清楚，江青虽不是什么世界名人，但却是毛泽东的妻子，毛泽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中国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且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有重大影响，在第三世界各国中有很高的威望。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解冻后，毛泽东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也是个英雄人物。采访江青，虽不等于采访毛泽东，但却另有其特色。如果通过采访江青，能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鲜为人知的一些内幕，则更是如获至宝，不仅自己在美国的学术地位可以大大增强，亦可使自己成为大富婆。在这个问题上，江青与维特克两人可谓一拍即合。
江青会见维特克，第一次就谈了8个小时。江青谈的当然不是什么中国的妇女运动，也不是什么文艺问题，而是自己的身世。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通过外事部门的工作人员向江青传话说：不要多谈，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问题。江青听后，根本不予理睬。不久，江青前往广州休养。她带上维特克，在广州度过了一个星期。江青在广州与维特克共会见七次，谈话约有60个小时。谈话中有翻译，有速记员，还有录音。谈话后，江青还把录音带复制了一份，送给维特克，供她回国后整理。江青同维特克的谈话内容，除了其个人身世、个人在文艺方面的“贡献”外，还涉及毛泽东，涉及中共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机密。江青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根本不管这些。
事后，江青把整理稿送给周恩来，周恩来将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十分生气，他的意见很干脆：记录没有必要送给维特克女士，围绕此事的一切工作马上停止，所有记录、录音、资料要逐件清理、封存，绝不能把这些材料外传，已经流入社会的要想法追回。周恩来召集参加会见的工作人员开了一个会，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意见。
毛泽东的意见，及时制止了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内容在国内的流传，但却阻止不了在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流传。维特克回国后，立即根据她与江青的谈话记录，进行整理和写作。西方人写作效率高，不久即写成书稿，交付出版。一开始，维特克将书名定为《江青同志》，后来，此书在世界其他国家以不同文字再版时，被改名为《红都女皇》。可见，西方人也看出了江青有野心，看出了她在中国的地位。《红都女皇》出版后，在西方很畅销，不断被重印，还被译成多种文字在美国之外的一些国家出版。有的国家的一些重要报刊，还将此书的内容按期转载。江青为自己立传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江青虽然为自己立了传，但历史规律是无情的，她最终还是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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