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此时，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成立之初即被视中国经济的“新试验田”和“下一个深圳”。十八大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离京出访的首站选在深圳，向外界展示出承袭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愿望。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重要一步。深圳的开放，成功带动了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增长。上海自贸区则是现阶段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现在，人们更寄望上海自贸区的改革和实验能将中国经济推升至一个新的高度。
自贸区意义比肩深圳特区
1979年，南海之滨迎来开放先机，一年后，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为中国改革开放打开了第一扇门。深圳30多年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经济的意义有目共睹。时光荏苒，斗转星移，30年时间已经过去，深圳改革开放所释放的红利正逐渐消散，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开始凸显。尤其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传统的出口导向模式更是难以为继；价格、财税、金融、分配制度以及产权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问题急需破题；国内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问题日益突出，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更令中共执政者头疼不已。
在这些困难面前，“发展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这在中共高层中早已成为共识。30年前的深圳开放如此，面对积贫积弱的中国，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深圳指示：“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依靠政策的倾斜和优惠，深圳不仅成为全国经济发展靠前的城市，更带动了珠三角经济的发展，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引领着全国发展的脚步。实践证实，深圳的改革开放不仅解决了当年的难题，更让中国经济受益了30年。如今，中共需要开辟一块新的试验田来撑起“发展”的重任。上海作为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成为了设立自贸区的不二选择。
利率市场化先行先试，取消服务业准入限制，外商第一次获准入国民待遇……一系列新政策的背后，是中国进入“改革深水区”的现实需要。中共试图利用上海自贸区来推进国内的管理体制改革，如何更好的吸引人们创业，政府如何更好的为企业服务，进一步压缩负面清单，给予外资国民待遇等等，中央要求上海自贸区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来，尽快的推向全国，带动全国的改革开放走向深入。另外，国际问题研究专家认为，上海自贸区的设立犹如“第二次入世”。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个“节点”。此前中国的改革开放路径主要反映了面向太平洋的战略导向，在朝向印度洋和欧亚大陆的趋向上，仍凸显了经济的不平衡性。中国的开放格局，应是大洋大域的全面均衡开放。而多哈谈判进入休眠期的直接结果之一，是让世界主要经济体打破“君子协定”，开始了区域间的自贸区谈判，“全球已进入巨型自贸区时代”。如果中国不主动融入或参加由美国主导这三大经济合作框架，那么中国就有可能再次被排除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大门之外。中国的经济发展将面临新的挑战。
不可否认的是，上海自贸区的身份和地位沿革了深圳在前一轮改革开放中的地位，人们对上海自贸区的期待也正如当年的深圳。过去三十几年，深圳市的经济发展速度高达25%以上。并且孕育了腾讯、华为、中兴等一大批走在全国乃至全球前列的高科技公司。深圳不仅带动了珠三角区域的发展，更带动了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和长三角的核心城市，对于上海自贸区的影响和渗透的范围，人们期待的是“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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