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5日，抗战中的八路军首长、人称“朱彭左”之一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反“扫荡”战斗中，于山西辽县(后易名为左权县)麻田与日军激战突围时不幸遭炮击，壮烈殉国。左权是八年抗战中牺牲的中共最高级别的将领，然而，仔细推敲左权的烈死，似乎有些蹊跷。作家李昌玉2006发表文章《左权的“烈死”与毛泽东的不题字----奉献给“延安整风”的第一份祭品》指出，左权的牺牲隐藏着一个至今中共不愿承认的秘密。
1942年10月10日，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和边区政府等对左权将军及抗日烈士举行公葬典礼后合影
（一）左权死后毛泽东不题字
为了纪念二战与中国抗战胜利60周年，中国大陆开始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其序幕就是“七一”晚会，歌颂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战的丰功伟绩，接着就是播放一部20集的电视剧《抗日名将左权》。这大概这算是一部重头戏。
左权是中共在抗战中牺牲的级别最高的将领，时年37岁，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与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率八路军总部东征山西，合称“朱彭左”。因此重点宣传左权，对于中共来说，无疑是登上了抗战“中流砥柱”论的制高点。
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山西前线牺牲，第二天，26日，国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在缅甸战场牺牲。戴安澜是少将，八路军没有军衔，因此左权没有军衔等级，比照国军可能授予中将军衔，因此级别应当高于戴安澜。毛泽东对于戴安澜的牺牲，写了一首七律哀挽：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这首挽诗巧用故实，赞誉有加，显露了毛泽东的文才武略，也显示了作为中共领袖落落大方的气质风度。但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毛泽东对于早一天牺牲的左权，竟然无一字一词哀挽。
应当指出，毛泽东哀挽国民党的将领与其说是有缘有故的爱，不如说是“统战”谋略，借以达到收买人心的目的，但是，自己的副参谋长牺牲，不题一字一词，厚彼而薄此，也太不近情理。这样做就不会引起八路军新四军广大干部战士的猜疑与怨怼吗？再说，毛泽东就不想借哀悼左权来加强八路军新四军的凝聚力战斗力吗？毛泽东深深知道，纪念死者是团结生者最有效的一种手段，例如，纪念张思德，纪念刘胡兰，纪念雷锋，毛泽东的文章、题词，成了一种长效不衰的强心剂，分别成了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共精神的标志、象征、符号，而偏偏是他的副参谋长牺牲在战场上，却不题字题词，岂不怪哉？
我们可以找出一百条理由，证明毛泽东应该为左权的牺牲题字，却找不出一个理由不题字。
窃以为：毛泽东没有为左权题字题词，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左权的牺牲隐藏着一个至今中共不愿承认的秘密。
这就是本文希望破解的左权牺牲的秘密，并由此造成的毛泽东不题字的秘密。
（二）左权是“烈死”的
左权的牺牲却是一桩疑云浓重的疑案，受到历史学家的质疑，称之为“烈死”。烈者，壮烈也。
为什么称之为“烈死”呢？论者云：“仔细推敲左权的烈死，似乎有些蹊跷。他的战友回忆：左权是在部队突围中牺牲的，他在敌人炮火的猛烈轰击下一再叮嘱战友卧倒，自己却依然继续前进，旁边也没有一个卫兵，结果被日军的炮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事后，彭德怀也不解地发问：当时日军向麻田十字岭我方发射了3枚炮弹，作为训练有素的高级指挥官，左权应该完全能辨别出炮弹飞行的角度和声音，但是他没有躲避。这是为什么？”（1）
左权的内弟刘志麟给他的姐姐、左权的夫人刘志兰的信中，详细记载了左权牺牲的经过：“五月十二日，敌人对太行山区开始了扫荡。二十三日我军部队开始转移，整个四五千人一天走了不到二十里。第三日（五月二十五日）晨在休息时，又被（敌机）发现目标，一直炸了四次。到中午时，各路敌人在飞机掩护下，已经接近我军。我军当时不顾一切分头突围，（敌军）五架飞机轮番在大路上轰炸。当时情形是非常乱，一切都是失掉了联络，分散为无数小股。这时叔仁（左权字‘叔仁’）仍是非常沉着镇静，带着一些非武装的干部突围，一路上力竭声嘶的喊着‘快些走’。当通过第三道敌人火力封锁口时（也是最后的），敌人火炮轰击得很厉害。他叫别人都卧倒，准备炮弹稍停再突击。但是他一个人仍继续前进（一个卫士也没有），刚走了两步，不幸被敌人炮弹击中头部，当时一言未发牺牲。尸首一直到三四天才有人埋（因为附近有敌人）。埋后又被敌人挖出，照了像发表在伪报纸上。牺牲时他所带的人，都因他的嘱咐，毫无损失。”（2）看来，左权的死，虽然颇为壮烈，但是起码是含有可以躲避而故意不躲避的意思，因此论者杜撰了一个词，名之曰“烈死”。
说穿了，左权的死是主观故意，可以怀疑推测为----自杀。
（三）左权要求洗雪“不白之冤”
按照战斗条令规范，战后做总结是常规。一个高级指挥员的牺牲，战后当然要追究原因乃至责任。左权死得如此蹊跷，就更加要追究原因与责任。
一向生性狐疑的毛泽东，理所当然地要求彭德怀详细报告左权牺牲的经过。对于左权的“烈死”，后人确实有理由质疑他的动机。
首先是，半年之前，左权从山西前线，给中共中央，即毛泽东呈递了一封《申诉书》，对于10年前他受到的不白之冤，“向党提出要求，请将我的问题作结论，洗涤这一不白之冤，取消对我留党察看的处分。”
从理论上说，这样的要求丝毫没有违背中共的组织程序与规则。这是共产党员应当享有的权利。
事情要往前追溯10年。1932 年 1月左权任第五军团第十五军政委、军长，率部参加漳州战役。 6月， 受诬陷，被降职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军事教官，并受留党察看八个月的错误处分。
从那以后，经过反围剿、长征、抗战，左权带兵冲锋陷阵，斩关夺将，战功显赫，不断得到升迁，要说考验也足以证明他对党的忠诚，洗刷对他的诬陷。
1941年11月，他组织指挥了黄崖洞保卫战，以一千人的守军，反击五倍日军的进攻，获得消灭日军一千余人的战绩。黄崖洞是由左权亲自勘察、选址，建立在深山里的一个比较先进的兵工厂，有工人700余人，为八路军生产步枪、掷弹筒、五○炮弹，年产量可以装备16个团，左权因此被称为“兵工之父”（3）。
按照中共组织工作的程序，如果受过处分，例如左权受过“留党察看8个月”的处分，那么，在满了8个月之后，经过考察，证明改正了错误，要正式宣布取消处分，恢复党籍。如果这个处分本身就是错误的，是不白之冤，本人可以申诉，要求复查，予以撤消处分，恢复清白。左权正是属于这种不白之冤。因此在黄崖洞保卫战之后，大概左权是认为足以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了，因此大胆地向中共中央呈递了《申述书》。他说：
我在1932 年曾受过党的留党察看一次，那是因为在肃反当中被反革命托派的陷害及调闽工作时遗落托陈取消派文件一件，那文件是希林锋从外面带来后（他从施简箱中拿出） 为不使反革命文件传播故而收藏。但不久我就和项英同志去江西了，该文件竟不知落到哪里去了。直到现在虽不断回忆，总没有证明回来。这是个错误，也是个疏忽，愿受应有的处分。唯被托派陷害一事，痛感为我党的生活中最大的耻辱，实不甘心。但当时中央书记处他们未发觉，虽是曾一再向党声明，亦无法为党相信，故不能不忍受党对我的处罚决定，在工作中斗争去表白自己。迄今已经10年了，不白之冤仍未洗去，我实无时不处于极端的痛苦过程之中。回溯我1925年2月在广州入党，那年冬即赴莫斯科。1930年6月回国，同年9月入苏区，直到现在已将近17年了。在这过程中，我未离党一步，一贯受党的教育与培养，在党内生活做党内工作。其中没有犯过有损于党的过失，也没有在任何斗争情况下动摇过，也没有消极，我一切为党工作，为党的路线斗争，虽由于我之能力低微，无所建树，在工作中还是有不少的弱点。但自问对党是真实的，对工作是负责的积极的----总以为真金不怕火炼，党有工作给我做，在斗争中表白这不白之冤，自有水落石出之一日来安慰自己。现在我觉得不应该再忍受下去了，故向党提出要求，请将我的问题作结论，洗涤这一不白之冤，取消对我留党察看的处分。我再以布尔什维克的真诚坦白向党声明：我没有参加过小组织活动，我与反革命托派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均无任何相同之点，无任何组织关系。我并且可以向党担保，我是一个好的中国共产党员，希中央讨论答复。（转引自《共和国元帅彭德怀卷（中）》第624页，长征出版社，2000年）（1）
查网上文章，论者云：“左权是我党我军的最高指挥员之一，手握军事大权。而他在党内的政治地位与其军事地位形成了强烈反差，由于他不向王明靠拢，直到牺牲，他都是一个背着留党察看处分的‘托派嫌疑分子’。”
这话有正确的部分，就是左权虽然处身八路军副参谋长的高位，但是这口“黑锅”一直背着。只要背着这口“黑锅”，说话做事，总是要受到限制，时时要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怀疑，直到死去也没有取消“托派嫌疑分子”的罪名。既然是“留党察看8个月”，期满之后，组织上应该主动予以取消，可是拖延至10年，不闻不问，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整人的时候，不遗余力，不择手段，置之死地而后快，事后处理的时候却漫不经心。中共处理干部的政治案件，不受任何法规党规束缚，随心所欲，随人所欲，这正是中共数十年一以贯之的特点。
没有“参加革命”的经历，或者参加了革命，却没有受到过诬陷、受到过批斗、受到过处分、受到过“加冕”，这样的人是很难感受与理解，在中共环境里受到“组织”的怀疑是多么大的痛苦。那真是像随形的阴影，叫你时刻坐卧不安，饮食难咽。你觉得自己是忠心耿耿的革命者，但所谓“组织”就是无法信任你，每次运动都要回炉“锻炼”一番。这种中共伦理，像厉鬼，像毒蛇，戕害了千千万万生性老实诚笃的革命者，左权就是其中之一。笔者不但自己感同身受过，而且远从1951年开始，亲眼见过许多实例。
但是，左权南征北战，戎马倥偬，奋战10年，却无法证明他的忠诚，洗雪他的冤屈，是因为他“不向王明靠拢”吗？否。从1932年他受处分，尤其是到写申述的此时，王明在中共党内，早已经失势，被毛泽东扔到了毛厕里，顶风臭四十里。这时谁还敢“靠拢”王明啊，就是敢靠拢也无济于事。其实，王明的反托，锋头更健。
左权一直是军人，以领兵打仗为己任。他几乎不涉及中共高层的权势内斗。江西的反AB团，反托派，肃反，都是毛泽东的拿手好戏。左权的处分，和王明并无牵连。
所谓左权“被王明路线打击”的说法不过是对毛泽东责任的讳饰。如果左权是“被王明路线打击”，那毛泽东早就要拉他一把了。
这里还要介绍一点历史背景。在苏共内斗的背景下，托派是从中共内部分裂出去的反对派。其是是非非，今天不必追究了，但当年中共对“托派”之仇恨打击压制，不共戴天，水火不容，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陈独秀即是一例，所以，左权沾着了“托嫌”的罪名，那是有口难辩，跳进黄河洗不清，即使官大功高也无济于事。
（四）毛泽东的歪理邪说
但是毛泽东还有一个歪理邪说，那就是你功劳越大越不能向党“伸手”、“翘尾巴”。
按照中共一贯的不成文的规矩，像左权这样的“申述”，虽然不违背组织程序，却有违毛泽东的权威，是向党“伸手”、“翘尾巴”的表现。这是高级干部的大忌。毛泽东对于高级干部的一言一行，特别是对于他们“伸手”、“翘尾巴”的言行十分敏感。他总是能从细微末节中发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或野心家阴谋家的新动向。任何“申述”，特别是直接对他提出的“申述”，他都会看作是翻案，是“伸手”，是“翘尾巴”，是对他的权威的挑战。毛泽东对于属下的要求，就是做“驯服工具”。干部只能相信组织、听命组织、服从组织。左权认为打了胜仗可以证明自己的忠诚与清白，毛泽东却认为你是居功自傲，向党“伸手”，“翘尾巴”，因此是最最不可容忍的行为。
写《左权的烈死与子虚乌有的“托派”嫌疑》的散木先生说：“据苏进将军回忆：左权牺牲前，毛泽东正着手准备解决左权的悬案，对左权的死，毛泽东深表遗憾。然而，就在左权牺牲后不久，又有了王实味等‘托派’的冤案。”可见苏进的传说，无法得到验证，倒是随后3年延安整风、抢救运动的残酷事实证明，毛泽东对左权的“申诉”不予回答，说明已经列入他尚未出炉的战略部署中。
左权的“申述”已经呈递上去半年有余，毛泽东对于他的一位在前方领兵打仗的重要将领的政治命运怎么会如此冷漠呢？这是因为他对左权的忠诚与驯服产生了怀疑。
在中共历史上，“整人”是家常便饭，小菜一碟。今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谁得势，谁整人；谁失势，谁挨整。毛泽东更是整人的行家里手，因此他斗败了一个又一个公开的潜在的对手，最后攫取了最高权杖。按照中共的整人哲学，可以把你整得死去活来，但是不能让你自杀。自杀是自绝于党，因此是叛党的表现，要开除党籍。这种锥心刺骨的邪恶伦理叫你死了也背上黑锅，受到羞辱。
我们按毛泽东的心理逻辑推测，他得知了左权牺牲的情况之后，联想到半年以前呈递的《申述书》，所谓“真金不怕火炼”、所谓“不白之冤”的说辞，只会激起他的反感，因此他绝对不会认为左权是“烈死”。那是什么死呢？是自杀。这大概就是毛泽东的判断。
左权为了不答复他的“申诉”而自杀，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对他的绝对权威的狂妄挑战。
是可忍，孰不可忍？！
因此，毛泽东不能给左权题字。
这就是必然的结论。周恩来可以题，朱德可以题，彭德怀可以题，他们也应该题，惟独我毛泽东不能题，一个字也不能题。
毛泽东没有题写一字一词，这是一个非常蹊跷的高级隐秘。作为八路军的副参谋长战死在抗日前线，一向攻击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毛泽东，这时该可以借题发挥，发表多少慷慨激昂的文字，但是他对于自己的这位高级指挥员牺牲，似乎文思枯竭，连应景的题字也没有写，一个字也没有写。看来这绝对不是疏忽。既然朱德、周恩来有连篇的挽文挽诗挽词，他们怎么敢于肆无忌惮地突出自己而掩盖毛泽东的锋芒呢？看来，毛泽东对于左权的牺牲，不题一字一词，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上面我说，照毛泽东的心理逻辑推测，他不会认为左权是‘烈死’，而是自杀，是对他的绝对权威的挑战。是有根据的。
（五）在隆重纪念的背后
请读《左权将军之死》一文，其中有《毛泽东决定大力宣传左权》一节，就透露了被历史隐秘的消息。文云：“关于左权的党性问题，周恩来于1942 年6 月21 日在《 新华日报》 撰文说：‘左权同志不仅是革命军人，而且是革命党员。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黄埔时代，这成为他以后二十年政治生活中的准绳。他之牺牲，证明他无愧于他所信仰者，而且足以为党之模范。’这代表了中共中央对左权的看法。毛泽东经过深思，决定大力宣传左权，这就是不为左权的所谓的托派问题专发文件平反，而是在党内军内给左权以极高的评价并给予厚葬，同时将左权作为我党抗日军人的楷模大力宣传，树立他的民族英雄形象，号召根据地军民团结起来，为英雄复仇，让华北的抗日迈上新台阶。”
由此可见，对于左权的追悼活动是由毛泽东全面策划的，其中最要害的一句话是“不为左权的所谓的托派问题专发文件平反”。不平反，就是不平反，这就是毛泽东对待他的一位功勋显赫的部下的决绝态度。平反或不平反，只能由我主宰，我恩赐，不能由你要求，更不能让你威胁。你要“自杀”，那就听便，我就更不为所动了。作为中共领导人，如此冷漠，实在令人寒心！不过我们看后来高岗的死，彭德怀的死，刘少奇的死，乃至周恩来的死，无不是殊途同归，毛泽东可有一丝一毫的怜悯之心？
如果毛泽东心里有话，他尽可以自己直说，何必要让周恩来表达他的“看法”呢？毛泽东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为自己树立形象的机会，何况1942年的这时，延安整风才刚刚露出端倪，他还远远没有树立起绝对权威，趁着追悼左权，正是为他自己涂脂抹粉增加油彩的大好时机，但是，正如两天前，就是23日，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说的，“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写挽文挽诗挽词，都是出于对死者的爱。如果，对于死者没有爱，甚至于还有恨，那怎么写得出来呢？毛泽东对于左权，这时恐怕和鲁四老爷听到祥林嫂的死讯一样，只能吐出这样两个字：可恶！
正因为始终没有给左权作结论，“左权的夫人刘志兰一直因为中央对左权的所谓托派问题没有做出文字结论而难过。1979 年8 月30 日，刘志兰给中组部写信，要求对左权同志被王明路线打击一案给予平反昭雪。”但遭到拒绝。对于历史悬案，至今仍然不理睬，是非常稀少的，实际原因就是源于认为左权是自杀的看法。但左权毕竟是在抗战的战场上牺牲的，“烈死”说乃至“自杀”说，都含有推测的意思，并非实证，所以把左权当作一个抗战英雄典型，顺势宣传左权的光辉形象，在广大群众中就完全掩盖了可能的负面影响。这样宣传的调门越高，正面影响就越大。中共“塑造”典型的才能已经到达炉火纯青的水平，所以拍摄一部左权电视剧，算不上难题。试问，有谁去推敲左权是怎么死的呢？谁会怀疑中共的宣传呢？像我这样好寻根究抵而又有一定条件进行寻根究抵的人极少。
近日有中国著名的书法家启功先生逝世，追悼会好不隆重，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等亲临悼念，胡锦涛以下的党国要员个个送了花圈，给启功的高帽子戴到可以顶破屋顶，但是惟独不会说一句这样的话：当初给您老错打了右派！
所以，所谓“给左权以极高的评价并给予厚葬”等等，虽然做得热热闹闹，但都是文过饰非的举措。
（六）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们实在不明白，左权为什么会在1941年11月写出那个《申述书》。大概他是觉得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康生为首的“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毛泽东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出现了一抹曙光，因此可能实事求是地解决他的历史问题吗？经历过1957年整风反右的我们，算是领教了毛泽东的“阳谋”说。延安整风其实是毛泽东第一次玩弄“阳谋”整人的游戏。像左权这样率直的军人，怎么能想到毛泽东那高明的权谋呢？替左权转交《申诉书》的彭德怀，也犯了误判延安政治形势的错误。他们两位都是骁勇善战的将才，但是面对毛泽东，在政治上却是一对笨蛋，所以彭德怀也最终不得好下场。
进入1942年，延安的政治形势就次第变化，逐渐明朗。毛泽东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随后又在“文艺座谈会”上作了斗争锋芒闪闪的报告。到4月中旬，毛泽东发了话。他说：“在学习和检查工作中，实行干部鉴定，对干部的思想与组织观念，实行审查工作；在审查工作中，发现反革命分子，加以扫除，以巩固组织。”（4）左权这时虽然处身山西前线，但是延安的这些信息他是天天都可以收到的。他既然写出了《申诉书》，自己又经历过三十年代初期惊心动魄的中央苏区的肃反审干运动，心中自然时时观察着毛泽东的言语，细心品位每一句话的含义，推测整风运动的走向。虽然延安这时开始了对王实味的批判，但还没有揭橥托派问题。不过，左权毕竟是一位有17年党龄的老党员，有过肃反受处分的经历，而且经受过苏联反托派的斗争，更能以惴惴不安的心情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申诉书》呈递上去超过半年，毛泽东竟然置之不理，可见凶多吉少。
现在谁也无法揣测左权在那些时候、那些天里、那一刹那间他之所思所想。不过他毕竟在22日晚写下了一封给妻子的信。这封信，说到对妻子的想念，对女儿的思念，情意颇为缠绵，牵肠挂肚，但既然是军人，又在前方打仗，所以不免说了一些暗示的话：
重复说，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地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你的学习及妨碍必要时之行动为原则。
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愿在党的整顿三风下各自努力求进步吧！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5）
不过，中心词还是“整顿三风”。我们不会忘记，1957年毛泽东也是从“整顿三风”开始了他的“阳谋”部署。难道此时左权对于日后的“整风”已经产生了不祥的预感？
左权，一位37岁战功卓着的八路军将领，是死在战场上、死在日军的炮弹下的八路军的最高将领，但是他死得蹊跷，不合情理，所以当时就引起了怀疑。自然是怀疑他是自杀的，连毛泽东也无法打消怀疑，所以对于他的死，毛泽东没有题写一字一词。
他是奉献给“延安整风”祭坛的第一份“牺牲”。
（2005/7/11—2006/1/11于山东大学附中）
（1）散木着《左权的烈死与子虚乌有的“托派”嫌疑》，载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文史精华》2003年第2期（2）《名将殉国家浩气传千古──左太北女士忆其父短暂光辉一生》大公报记者刘巧雄、李雷，实习记者张思静
（3）《左权将军传》张重天着，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4）转引自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高华说：“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最早布置审干、肃奸的资料。”
（5）《抗日英烈谱·左权》（1931—194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