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65岁的生日。而在香港，数以万计的民众正在以一种特殊方式向祖国母亲“献礼”。港人在30日夜晚的风雨中展现出惊人的凝聚力，非但没有退场，行动更扩展至尖沙咀和湾仔会展中心一带。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香港市民义无反顾地走上街头？一项由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所作的民调或许可以反映出不少问题。当被问及占中发展至今天的状况，谁最应该为此负责时，有高达46.3%的人都认为是梁振英及其施政团队，归咎于占中三子的有27.9%，将矛头指向中央政府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占10.9%，而认为学联和学民思潮两大学生组织是罪魁祸首的仅有3.6%。
香港年轻人已经成为了占中的主力
可以说，梁振英无疑是本次占中运动急速扩大的最大箭靶，如果梁没有决绝地出动防暴队，局面势必不会发展如此地步，非但不会有那么多的年轻人走上街头，那些本身对学生做法有保留，尚对梁有一丝幻想的人也不会迅速地转向政府的对立面。从第一颗催泪弹施放的那一刻起，所有的故事都改变了。很多占中参与者的身份不再仅仅是争取民主的香港市民，他们更是孩子们的家长。梁振英直到目前都没有与学生代表会面，反而冀希望以高压的令他们屈服，当年竞选特首时“一张凳子，一个本，一枝笔”倾听市民意见的“狼皮面具”被彻底揭下。而这也情不自禁地唤起了许多港人对于“六四事件”的记忆，虽然已经过去25年的时间，但“六四”给香港带来的政治影响直到今日仍然存在，而现在的香港绝对承受不了再一次“六四”的冲击。梁的所作所为让自己失去了最后的支持，已经完全没有资格去代表港人。
我们注意到，在这次的占中行动中，原本稳固的基本盘，也就是那些泛民主派的人士其实是被摆在一边的一群人，他们并没有过多“抢戏”的镜头，真正发挥主力军作用的是学生以及家长们这样的新鲜血液，整个运动呈现出一种以学生带动占中的态势。以上的事实充分证明，梁振英在香港的是多么的不得民心。有鉴于此，甚至连很多梁班子内部的成员，包括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梁的前竞选办主任罗范椒芬等人都不愿意替他背书。作为一个地区的领导者，落到这种众叛亲离的田地，实在有必要深刻反省。目前，占中已经进入第四天，然而，在梁振英的领导之下，特区政府内部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对策化解危机。在防暴队和催泪弹这单“一锤子买卖”没有做成之后，港府现时所谓的应对方法无外乎是打“宣传战”和“消耗战”，一面不断重申占中对香港经济带来的影响和破坏，一面尽量拖延，希望示威者精疲力尽之后，可以自动宣布离去。而以上两种“对策”都表明梁振英显然并没有抓住香港社会困局的症结，自然更没有办法开出良方。若沿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占中，“一国两制”就没有可能在香港得到深入发展，“香港好，国家好”最终也只会沦为一句口号。
此次占中行动之所以会得到大量青年学生的共鸣，让他们有甘愿把大量精力献给马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港府长期以来都忽视年轻人的诉求，听不到他们的心声。争取普选固然是集会的表面诉求，但更准确地说，香港一直都存在的畸形权力结构问题在梁振英的粗劣管治之下暴露的愈发明显，资源、利益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引发出一系列的深层次矛盾，这才是让年轻人负能量飙升的主因。数十万人居住在几平方米大小的“笼屋”和“板间房”内，公屋轮候册上的高学历青年也越来越多。很多香港的80、90后每天一睁眼就要为自己的就业以及住房问题而苦恼，为一份仅够温饱的工作而劳碌奔波，生活在社会夹缝当中让他们深感前途黯淡。从这个角度上讲，占中的能量已经积聚了相当长的时间，现在启动只不过是依“势”而为。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