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中华文明不断发展变化，传统文化命运跌宕起伏。对于今日中国而言，需要去芜存精，在充分认识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恢复千年古文明的历史记忆，提升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创新政治理论、弘扬传统道德，重铸中国人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民族性格，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这无疑是民族复兴大业的应有之义。
忠孝堂的国学少年们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日前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的时候发表了一个讲话，称“中国共产党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也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而此前的2013年11月，在山东曲阜孔府考察时，习近平还曾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习近平的讲话，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继承发展的正向联系，确立了中华传统文化作为民族复兴大业之“根基”与“精神命脉”的地位，包含了近代以来对于中国文化认识的变革。
习近平的讲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具有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划时代意义。如果说中共之前重新评价文革与平反右派是对十年或者数十年中国历史的拨乱反正，那么，今天官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和定位，则将缝合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化的巨大断层，使中国与中共都重新找回自己的定位，回归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序列，让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共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国的民族复兴大业相统一。
2012年11月29日，上任不到半个月的习近平在率领新政治局七常委观看“复兴之路”展览时，就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谓民族复兴，是一个求诸于“内”，却又向“外”求生的产物，是一种自外而内的自省与自信。它包含着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学术等方面的丰富内容。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中外历史也一再表明，一个民族的振兴和复兴，如果缺乏应有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没有正确的价值导向，就没有引导和激励人们勇于创新和拼搏的精神力量。文化是维系民族生存发展的血脉和灵魂，是民族的精神载体，是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各民族人民相互融合，创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文明格局，并历经战乱而始终绵延不绝。它不仅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和而不同”社会观和“天人合一”宇宙观，而且在科学技术上也保持了千年的世界领先地位，直至15世纪世界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激发了西方科技革命。
到了清末，在海外异族的坚船利炮冲击下，中华千年辉煌的农业帝国文明败给了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通过“反传统、反儒教、反文言”的口号，把批判矛头指向以孔子儒学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传统文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民国时期“打到孔家店”和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批孔反儒”。前者的理由是孔子儒学妨碍中国富强繁荣，后者的理由是孔子儒学妨碍社会主义建设。
对此，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领导之一的陈寅恪先生早就预言：“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华文化全盘否定的激情方式，将对日后的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埋下深层的隐患”。传统文化被彻底否定，导致了“政治中国”与“文化中国”的分离，给国家认同埋下巨大隐患。
改革开放后，随着意识形态高压的退去，这一隐患开始逐渐显露，今日新疆和西藏少数民族地区的离心离德，即为一例。而古老文明的原创国，如今充斥着个人主义、物质欲望、腐化堕落的价值观，则是在丢弃自己的传统道德传承后，对西方文明的不成功嫁接。
历史和现实俱证明，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民众对政权合法性的认同，包含有众多复杂因素，历史传统、文化精神和道德价值，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影响着政治清明程度和国家治理水平。在中国的传统中，则可表述为“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在这样的情况下，习近平对传统文化的拨乱反正，具有极大的划时代意义。是汲取过去在救国建国的剧烈动荡中“抛弃传统、丢掉根本”的深刻教训之后，极为大胆的理论突破。这一举动将缝合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化的巨大断层，使中国与中共都重新找回自己的定位。也将把中国文化和思想界从“传统文化妨碍中国富强，孔子儒学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扭结中解放出来。让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共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国的民族复兴相统一。
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文化不仅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而且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在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的当代世界，文化的重要作用得到越来越清楚的体现，其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而深刻。
对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共来说，习近平对“历久弥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标志着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大突破。它意味着中共已经意识到自己应该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最忠实的代表者和传承者，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以中华文化为基础，来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作一个重新的解读和发展。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再次突破，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
中共负责党建和宣传的常委刘云山在《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中也曾指出：“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一个政党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自觉的程度。”这是中共十八大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后，在理论上开始解决中国的“文化自信”问题。
对于中国社会而言，传统文化也具有教化万民的意义。“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易书》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是以人教化，以伦理教化，“顺天呈象”而化育天下，这也是文化的来历。
历史上那些道德高尚的圣贤君子，感悟和实践真理的修行人，无不修身证道，善化苍生。如伏羲演八卦；神农尝百草；尧、舜、禹以德治世；文王预测如神；老子继承了上古文化；记述天地、阴阳、宇宙、社会和人生规律的《易经》问世；孔子继承治世安邦的儒家文化，释迦牟尼佛教的传入等。儒、释、道信仰给中国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稳定的道德体系，这套道德体系是社会赖以存在、安定和和谐的基础。
《周易》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华传统文化五千年生生不息、绵延不断，她有自强的力量、兼容的气度和变通的智慧。通过改革之路，努力奔赴民族复兴理想的中共，需要重新认识和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学习和吸收外来文化的优长，通过促进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价值体系的主导的地位，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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