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联和学民思潮当排头兵，占中开锣。事情发展至今已瘫痪了港九若干金融和商业中心。有人说那是好事，也有人说那是坏事，我却说那是一件必然发生的事。
香港政治矛盾由来已久，笔者出生以前就已经有了。时至今日，社会矛盾仍然留着冷战时期的烙印。
一国两制是共产党提出来的，为的是阶段性地缓和香港的社会矛盾。有人自称为民主而奋斗，心里明白自己的目的就是反共。有人说自治或自决什么的，潜台词却是要把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只要一国两制还在运行，一些人心里就不舒坦。双方“心照不宣”都只是为了招俫同情者。
占中则是一场为了“拉倒”的集结，策划者目的并不是谈判，而是为了对立，更是冲着香港经济要害而来的。
占中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在香港主权回归祖国17年后。半个世纪的一国两制过渡期迄今已经过了三分之一的时光。中方大政策方针没变，但具体策略却已作出了调整，即中央政府对港的政策主导或影响程度增加了，也不允许香港与大陆渐行渐远。同时又希望通过香港政改向台湾和国际社会塑造中方的民主形像，并提高特区政府的威信和有效管治。那个道理并不难理解，激进反对派也明白这一点，因而拒绝了“袋住先”或其他折衷的方案。
和平过渡是香港回归的特色。香港是一个移民城市。大陆人移居香港，一是由于香港工资比较高，二是因为觉得资本主义好。香港多数居民，包括许多建制派同情者在内都较倾向资本主义制度，因而多数居民“亲西方”的政治态度将长期存在，居民对民主自由那一套宣传较受落，反对派因而容易依赖现代西方文化优势取得文宣上的便利。但反对派手上没有权，也没有军事力量，会觉得己方是受害者，叫屈所发出的声浪也会较大。
当前中国国力增长势不可挡，美英日等国对占中事件的高度关注和高调回应显示了它们希望扩大香港社会的固有矛盾，让它成为干扰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突破口。旁观者并不看好，激进反对派却希望在外力支持下借选举取得政权。一些接受了外国资助的反对派头面人物亦可能为事败放洋留了后路，有滋事而非成事的心态。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降，香港生产力增长放缓，吸收大量外来劳动力，开放自由行令物价上升，居民实际收入不济。年青人对前景迷茫，青年学生对理想追求，均容易作出激烈的反叛行为，这一回他们被组成了“冲锋队”。来自不同的家庭的他们特别容易赢得包括笔者在内市民的同情或谅解。显然，关于事件经过精心策划的指责并非空穴来风。
有人骂街对中央政府固然不是好事。小城之内，市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也会因而下滑，这就是国外多起少数人推翻政府“颜色革命”的教训。
眼下，中央站稳政改立场，与反对派打“太极拳”。这一点是反对派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这样下去他们的士气将难以为继，因而他们会酝酿将行动升级，如冲击政府机关等。不管怎么样，受害最深的还是涉事街道的商户和广大市民。
综上所述，政改的目标南辕北辙，中方与激进反对派的斗争激化了香港政治生态，西方更力图搅局。而是否香港大乱的开始则还需看中方决心、特区政府和建制派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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