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大师约瑟夫•熊彼特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开篇第一部分便是专门探讨“马克思的学说”。在熊彼特看来，马克思主义像一种宗教，而马克思本人则像一位先知，发挥着精神领袖的作用。纵观二十世纪世界历史，但凡马克思学说流行之处，确实让不少人产生一种类似于宗教的狂热，“让他的信徒可以在任何讲台上使用的许多白热化的言词、热情的控诉和愤怒的姿势”。接近一百年之前的中国，马克思的学说传到中国，救国屡屡梦碎的先进中国人，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看到中国未来的希望。从最初少得可怜的几十个共产党员，到后来延安成为革命圣地，几十年期间，不知道有多少热血青年为马克思学说疯狂。
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马克思学说被尊奉为官方意识形态，备受推崇。那时的中国人，手握马克思学说的思想武器，对内砍向所谓的封建余孽，对外瞄准所谓的帝国主义理论，挥舞着意识形态的大刀，却不知自己早已远远落后于世界的发展。十年文化大革命，马克思学说中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等观点被发挥到极致，以至于人人自危，酿成无数悲剧。此后，马克思主义虽然依旧被官方供奉，但在民间早已失去当年绝对的主导力。与此同时，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便遭受抨击的传统文化，几经坎坷，却开始迎来复兴的浪潮。在许多人看来，传统文化过去、现在、将来仍然是中国人在精神领域的最大公约数。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出席孔子诞辰2565周年纪念会，这是建国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出席孔子诞辰纪念活动。开幕会上，习近平讲话提到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在某些外界人士看来，习近平的讲话是在一定程度上为压制几十年的传统文化拨乱反正，意义重大。可是，更有声音认为，习近平仍放不下马克思的包袱。换言之，中国若想成为一个思想上的大国，必须全面检视马克思及其学说，将其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既不能什么都往马克思学说上联系才算正当，应该承认多元社会的价值多元，又不能在批判马克思学说的时候简单将其否定，而是要让马克思学说发挥本身所有的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的所有问题几乎都要在马克思那里找到印证，否则则会怀疑其合法性和正当性。因此，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已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僵化马克思主义思想，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30多年，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作为中共智囊，仍在今天煽动阶级斗争。一方面，僵化的用马克思主义治国导致了大饥荒、文革等一次次悲剧，已经引起中共反思，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建设小康社会”、“与时俱进”等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演化而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另一方面，通过马克思主义起家的中共又担心马克思主义的动摇会影响自身的执政合法性。这种悖论导致“宇宙真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了“皇帝的新装”，一边在表面上被供奉、膜拜，一边又在内心对它不自信。
近代历史证明，影响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同样会面临被历史抛弃的危险。那么，在中国生根发芽不足百年的马克思学说，不能固步自封，更不应该天天抱着某些只言片语，而是应该重新将其摆放到恰当的位置，不是作为教条来膜拜，接受历史和大众的检视，唯此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多元早已成为全世界的基本面貌，再也没有哪一种思潮能够乾纲独断。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共固然可以对共产党员提出严格的思想要求，但对于广大民众来说，中共必须接受多元价值的事实，不能也不应该强迫他们接受一元价值。况且，只要中共诚心接受古今中外的各种思潮，宽容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潮，让马克思学说与各种不同的观点自由碰撞，相信会形成一个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价值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将马克思学说放到合适的位置，不是为了否定马克思学说，而是恢复它本身所应当有的作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庞大，颇具洞察力，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对人们认识世界有某种帮助，毕竟中国文化中的科学、逻辑思维存在不足。马克思哲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够引人深思，给人启发，与中国传统思想存在契合之处，能被中国所接收。正如熊彼特所认为的，马克思本人还是一位社会学家，被人誉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今日西方的社会学思想和门派或多或少都与马克思存在关联。时至今日，马克思在西方依旧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家，深刻影响到从欧洲到美国的诸多左翼思潮，虽然其中许多人未必认同他的观点，但是他们的思想却是建立在马克思学说的基础之上。
所以，习近平出席孔子诞辰纪念活动，固然是一种进步，是承认中共回归中国历史文化序列，但是更有必要反思马克思的学说，将其放在一个理所应有的历史位置，这样不仅会带动马克思学说在中国的新生，而且中共不必再背着沉重的教条主义，可以宽容看待社会上一切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思潮，从而为中国的发展注入精神上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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