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这个土地面积只有一千平方公里的城市在9月末再度成为了世界媒体的焦点。狮子山下的占中运动从早有谋划到突如其来，从和平理性到暴力冲突，从群情激奋到疲态尽显，这场公民运动注定将成为2014年的大事件。正如所有的社会运动一样，占中从一开始就被复杂的目光聚焦着，这种复杂中有理性，有激情，有疑惑，还有很多极度偏见和一叶障目，这点清晰折射在一些西方媒体的报道之上，例如美国《时代》最近一期亚洲版封面故事《为何这片领土的民主之争是中国的一大挑战》就属此类，《经济学人》更甚，其描述占中的文章题为《香港抗议 党VS人民》。直接将占中的矛盾升级为中共和香港民众。这些文章用二元对立，意识形态的传统“冷战”思维去思考占中，基于错误观点，采访单一对象，忽略现实，造成对于香港问题的误判。
旺角占中与反占中阵营发生冲突
今天对于占中问题的评价，如果用教条、粗线条的方法，以一厢情愿、自说自话的意识形态标准，以并无多少根据的浅薄信息来判断中共在香港问题上的政治态度，当然是雾里看花，无从采摘，这种情况极为明显的体现在这次西方媒体的报道之上。在以《经济学人》为代表的媒体，态度一边倒的倾向了占中，例如称“香港渴望自由共鸣声响已经超过其400平方英里（1035平方千米）的土地，直接挑战‘统一中华’的说法”，“毫无疑问，中共领导人为了自身死抓权力不放。但是，中国的残酷史也帮助解释了他们缘何下定决心不向那些要用真民主替代假民主的香港示威者让步。”这些报道将占中问题过分强调是中共与港民的“对立”，甚至使用了所谓“世界史十大血腥动乱当”中5起发生或源自中国等事例，暗示中国政府在处理占中时可能采取暴力手段。
这些西方媒体人用自以为“洞察一切”眼光，不仅认为中共代表着共产主义，代表着专制与集权，甚至中国历史都是一段血腥的肮脏史。此时的示威民众则是美国式的自由民主的象征。弱小对抗强大，民主对抗专制，一种天然的“正确逻辑”就这样通过报道被传递给读者了，但是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这些报道恰恰反映出西方一旦谈论中国，就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出现的简单与无知。“资本主义对抗社会主义”，这其实才是这些报道的操刀者的脑海中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形态对抗仍然主导着一些西方媒体人的思维模式，麦卡锡的反共主义因子还是流淌在他们的血管里，做很多事情都唯恐被贴上“共产党同情者”的标签。正如瑞典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拉格奎斯特曾经所说，“对于中国的印象，多数人只停留在历史的记忆，或是人云亦云。”为了表示他们对于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一致与忠诚，在对很多中国的评论尤其是政治事件评论中，就往往带上各种主观色彩，而这恰恰与西方媒体所一直标榜的“中立报道”的观点格格不入，这在中国被概括的讽刺为“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以香港问题而论，占中的发生，是抱着两种对于香港未来走向何方这个问题持不同观点的人群在冲突。是激进与保守，是强硬与温和，观点可能截然不同，但都是香港人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北京与香港之间的矛盾，不是一国两制与一党专政的矛盾，更不是中共与港人之间的矛盾。无论要求梁振英下台，还是要求“真普选”，这次占中的口号和目的，即使在示威者本身，都没有抱着与北京政府发生根本对抗的心态。尤其是目前仍然在现场的港人，就有很多是因为对于9月28日香港警方向示威民众施放87枚催泪弹感到愤怒，才后续加入的。可以说无论从本身的性质，还是现在事态，占中始终都是香港人自己的问题，或者说是不同人群，不同机构，不同层级对于“一国两制”的分歧。
可是回头看看这些西方媒体的报道，就会觉得在这些文章中，占中被描述为港人为反对中共领导而发起的抗议活动，频繁的使用了“我们不会害怕中国政府”，“我们正在为公平民主而战”等被采访者话语，这种刻意强调的背后，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存在着转移话题焦点的“阴谋”。
意识形态为主导，不平衡的报道方式，伴随着带有傲慢与偏见的观察，高高在上指责中国，带着偏见评价中国。甚至用一种恶意的笔调将中国描述为一个“拥有残酷史”的过度，这种情况在《经济学人》这份自我标榜为“严肃”的媒体上，被有意的“放大”，不断强调占中已经变成中共与港民的冲突，而且套用拼凑的历史认为“占中”面临武力清场的可能性。
《经济学人》的这种“简单思维”并非个案，而是如他们的“前辈”如出一辙。这些本应是“观察者”的媒体一直带着“有色眼镜”看待古老的东方国度。与其说今天的西方媒体这些做法与1949年前后报道中共的情况类似，倒不如说从西方人近代史第一次打开中国大门之时。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由于同中国的信息交往一度阻塞，结果西方社会便纷纷凭空杜撰各种恐怖的传言，各种报刊上到处充斥着有关西方人在中国遭到血腥屠杀的“报道”。但实际上，“有关义和团的恐怖传说，是西方20世纪中国形象的一个阴暗恐怖的、以地狱为背景的序幕。它在19世纪西方轻蔑、鄙视的鸦片帝国的睡狮形象上，加上了一些可怕的色彩，似乎那个垂死僵化的帝国躯体内，还蕴藏着一种邪恶的危险的因素，一种令人想起东方地狱与世界末日的因素”。这种抱着“老黄历”和固有思维不放的做法，不免让某些西方媒体散发出阵阵霉味。与其说是无知，倒不如说是愚蠢甚至怀揣阴谋来的更为准确。错误的理解占中的“本来性质”，是对中国问题的不了解，是为无知。如果还是抱着意识形态，二元对立的“心结”来将占中形容成中共与香港民众之间的矛盾，则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否揣着某种阴谋了。
更显得西方媒体人在操作中国政治话题时“业余”的是，在这些采访中，他们总是选取倾向他们意识形态的人受访。例如在《时代》杂志描写占中的文章中，分别采访了参与占中的“24岁撰稿人Kusa Yeung”，“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驻香港研究员Maya Wang”，同样参与抗议的“数学老师Raymond Chan”，而这些人作为占中的支持者，自然也只能说出“拒绝民主在香港已经引起极大反弹。这里的人们现在对中央政府已经失去信心。尝试清除抗议只会导致更大的抗议”一类的话语表明姿态了。相比频繁的采访占中支持者，《时代》仅仅采访抱着反对态度的叶刘淑仪，仅此而已。在这些报道中，西方媒体才用了明显带有有失偏颇的采访对象选取，这种不平衡的报道方式，即使在中国新闻界也被看做不专业的做法。
在西方新闻价值观中，媒体被称作“嘹望员”，其负担着有效传播和引导舆论的角色，其中当然也包括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这就意味着不是用简单的眼光去看待中国，不是用霸道的手段去进行舆论灌注。而是需要用以理服人的态度和开明的传播方式，以适度、恰当、平等开放的手段去实现社会意识的融合或交锋，方能拨开“意识形态”这片萎黄的叶子，看到起背后那个真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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