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这个词，在中西方有着不同的诠释。
“孔家店”
在西方人看来：我是人，因此，我所有的欲望，感觉，就是“人性”最客观真实的定义。而对于中国人而言，“人性”指的是传统文化范畴中，“正常人”所拥有的全部特征，即：符合中国人公认的道德标准与行为规范，懂得“忠孝礼义廉耻”的人。常常听到中国人骂一些丧失道德的人：“没人性的东西！” 或是：“畜生！”。 因此，中国人所说的“人性”，特指人类所具有的，高于动物的优秀品行。在传统文化中，人们坚信：“人之初，性本善”。
西方定义的人性，则可以这样理解：西方人用放大镜，将人身上的各种特征仔细研究了一遍，就好象文艺复兴时的人体油画，写实逼真，恨不得连一个黑痣都不放过，然后得出结论：人性原来如此。于是，他们针对人的优缺点，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和手段。比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是针对“人天生就是自私的”这一结论，提出了自由竟争的市场经济，来促进社会的发展。
同时，针对人性的一系列弱点，西方国家还相应制订了法律手段来进行约束以及规范。比如针对人的诚信问题，他们设置了终身可查的信用记录，以此防止人们作假或撒谎。由此，建立了现如今的“法制社会”。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单纯依“法”治国，就会有一种纯粹科学管理的冰冷。并且，关于法律范畴之外的人类行为，又该如何约束？
对此，西方国家借助于宗教来管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比如热心帮助别人，与人为善；比如培养人们发自内心的善念。在国外，总能看到各种慈善公益组织，为人们的生活带来缕缕温情，使得这个社会看上去不那么冷漠。
而对于现如今高速发展的中国而言，不断完善法制及各种规章制度，无疑会为国家的发展构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大环境。但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在历经磨难之后，暴戾之气骤长，引入市场经济，又使得人们盲目追求物质利益。那么，在法制与制度约束之外的问题，人们又该如何有一个方向？让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引入西方国家的宗教来制约人们的言行，似乎不太可能。其实，早在中国古代，已有先人将“人”的标尺树立的无比高大完美，让大家纷纷去追逐效仿。这就好象中国画中的人物，相对于西洋画的写实，中国画中的人物永远都是仙风道骨，这也就导致了中国文化的种种特点。比如，中国人好面子。这个面子，其实就是在传统文化的作用下，对于传统道德发自内心的尊重。在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字眼：伪君子。而所谓的“伪君子”，就是指满口仁义道德，行为却无比卑劣的人。而满口的仁义道德，正是由于传统文化的道德约束力，使得至少这个社会，看上去没有那么多的“真小人”。
但是，也正由于人们都是肉体凡胎，几千年来传统文化中的修身标尺，让很多人掂起脚尖伸长脖子却怎么也够不着。于是，当中国逐渐陷于落后挨打的局面后，为传统文化所累的人们，提出了“打倒孔家庙”，这就好比一个人累得半死，还是无法做到中国画中人物那般飘飘欲仙，就将画一把撕了下来，说：这画简直就是胡扯，压根就没有这样的人，以后再也不学了。
然而，没有了中国画中的神仙做榜样，人们慢慢地又变得无比迷茫，失去了方向。在西方人们还有宗教信仰规范人们意念与行为。而失去传统文化的中国，人们的行为规范一度失控，变得无比疯狂。
其实，在过去，没有失去传统文化的中国是有名的“礼仪之邦”。人们即便做不到画中那么完美，至少也都很有修养。众所周知，中华民族具有优良的文明传统。环顾四周，无论是日韩还是台湾，其发展都得益于保留良好的传统文化积淀。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从治国的角度看，将会是一剂温和的良药，让高速发展过多专注物质利益的中国，从浮躁中日渐回归儒雅。
首先：同西方相比较，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浓浓的“人情”味道。比如说儒家思想中所提倡的“孝”。
对于中国人来讲：“百善孝为先”。受传统道德的影响与约束，历史上的名人中，有些即便是反面人物，也是出名的孝子，比如严嵩。在当代中国社会，养老问题越发严峻。因此，在建立完善的养老制度基础上，“孝道”的提倡也将会令这一问题的解决凸显温情。
众所周知，在养老制度完善的西方，老年人无须担忧退休后的生活保障问题。但是，由于西方过于看重其所谓的“人性”，而这种“人性”似乎也包含了年轻人因照顾年迈父母所产生的“不耐烦”心理。因此，社会相应地采取了完善的措施，来弥补年轻人身上的这种“人性”缺陷。但是，对于老年人情感上的孤独寂寞，又该怎么来解决？西方老人通常都住的离子女很远，一年也见不到几次面。而对于这种情况，大家觉得都很正常，属于正常的“人性”。而在中国，这则是“不孝”的表现，绝非“人性”。说到儒家思想，忠，孝，礼，义，廉，耻是其核心。其中，孝位居第二，仅次于忠。 在人问孔子何为孝时，子曰：色难。 即：晚辈常保恭敬和悦的神色是最难做到的。而这一点，在西方国家却少有提到。相比西方冰冷的养老机制，儒家“孝”的思想弥补了老人在情感需求上的空白。相信在中国政府建立完善的社会养老体系之后，传统文化中关于“孝”的理念，可以让中国老人的生活在拥有物质保障之外，会更加有人情味，有“爱”在其中。
其次，儒家思想中“和为贵”的“中庸”理念，小到处理中国社会的各种人际关系，大到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都会起到良好的作用。
“礼之用，和为贵”（ 《论语·学而》 ）。其中，“礼”指的是约束社会的一整套礼仪规范。而“和”指的是适合，适度，恰到好处。因此，这句话也可以解释为：“礼”的作用，就是使大家的行为既不“过”，也不会“不及”，从而达到“恰到好处”。这就体现了孔子对于治国的“中庸之道”。放在今天，也可以解释为：只有社会有序，才能达到和谐。因此，人们将它作为一条“古今通理”的制度伦理模式。
而“中庸”理念不仅仅是适度，恪守中正之道，不偏不倚，更重要的，它强调了多种事物之间的和谐共处，宽容包纳，即：和而不同。
在“中庸”思想的指导下，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也一直是一个主张和平，和善，和解的民族。即便是《孙子兵法》这样探讨打仗的书中，也讲明：“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即：打仗的最高境界是不打仗而解决问题。也正是受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中国由汉人统治时，即便处于鼎盛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也一直不主张动用武力对外侵略。
同时，也正是由于“中庸之道”提倡相互包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培养了中华民族内敛而又包容的性格，各种文化形式，思想派别可以和平共处。甚至在有些婚丧场合，和尚道士全都在场，互不干涉。而人们所熟知的苏轼：入则为儒，出则为佛，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建国初期的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从一定程度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
因此，传统文化无论是用于个人修身，还是治国方略，都有益于国家的进步，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也避免再发生诸如“文革”等走极端的现象。对于中国而言，传统文化的复兴，同日益健全的法制法规，将会成为中国在腾飞中一对有力的翅膀，共同为社会的发展构建一个严谨而又温情的社会环境。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