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香港各处“占中”留守人数大幅减少之际，旺角弥敦道和亚皆老街交界的集会地点却爆发了多起暴力冲突事件，刚刚缓和的“占中”局势再次进入了紧张状态。消息称，如果“占中”局势持续恶化，不排除港府会做出清场的可能，但这种操作将会给北京带去难以估计的政治风险。从茉莉花革命、乌克兰危机到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全球齐聚爆发的民主运动来看，政府若处理不当不但会引发社会层面上的血光之灾，甚至会触发政治变革、危及国家稳定。有观点认为，有效地处理街头民运已成为当下全球政治首脑的必修课。对北京来说，正在香港上演的这场国庆占中就是一场千载难逢的实习机会。
近年来，“占领”运动已经成为街头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原则上来说，这种街头运动是公民表达政治诉求的直接手段，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主发展有着促进作用。但由于发起人多是社会部分公众尤其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往往会将社会对抗情绪注入这类“占领”活动，严重的国家甚至发生了流血冲突和社会动荡。香港“占中”也是如此，但从政治诉求来看，“占领中环”运动到了今天已是面目全非。
按照2013年3月27日发起“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的占中设想：占领香港的政治及商业中心----中环来向港府和北京施压，反对由中国政府所定立的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提名方案。2014年9月28日正式启动的占中发展至今，已经经历了三波偏离。第一波发生在占中初期，由于港府针对“占中”人群投射烟雾弹的行为，激起了大多数“占中”学生家长的愤怒，“呼吁民主，争取普选”的占中目标，在不满港府的情绪下变成了“梁振英下台”的政治诉求；第二波发生在占中中期，在香港以及各界人士为恢复香港正常秩序的各种努力下，舆论也逐渐从斥责港府过激的应对行为，转移到了消除占中人士中的不稳定情绪上。第三波就是开篇所提到的“旺角暴力冲突”，这种街头暴力毫不留情地打破了第二波所营造的温和气氛，又给香港街头蒙上了未知的阴影。
香港“占中”的一波三折，正暴露了街头运动的三大特点。其一，源于发起者的风险，由于发起者自身力量的局限性，发起者往往只有发起作用，从而当运动爆发后，难以把控正确的政治方向，从而导致运动脱轨。很明显，香港大学副教授戴耀廷、陈健民及基督教牧师朱耀明作为占中发起人，在占中运动开始后就失去了“领袖”地位。据悉，占中实施后的第三天，“占中三子”已经很不同意部分学生和市民的一些激进做法。同时，越来越脱离和平迈向激进的占中形势，也揭示了“占中三子”在逐渐丧失对运动的驾驭能力。而这种丧失也意味着，占中运动已经从本质上偏离了运动的初衷。其二，从社会运动的角度出发，街头运动有着强烈的煽动性，若这种煽动性被有心人利用，则后果会不堪设想。不可否认，因为运动的参与者多来自于社会之中，并且政治诉求也很容易引发社会群体的共鸣，进而快速积攒社会支持。再加上街头标语的感染力更是不能小觑，可以说，社会运动可以在短时间内吸引大量人。但是人多繁杂，很容易出乱，如果政府态度表露不当引发了社会焦虑，民众就会从示威走向对抗的局势。就像“占中”本身具有道德正当性，且设想非常好，但实施过程中，却引发了诸多复杂的问题，使得整个运动有可能滑向民粹，导致激进势力占据上风，从而违背最初的追求，酿成不可弥补的悲剧。这也说明，源于街头运动的煽动性，不管是政府还是发起者都很难确保运动的和平进程。
其三，街头运动的种种不确定因素也容易引发目标移位，让街头运动从颜色革命走向反抗政府的暴力升级。如上所述，从运动发起者的局限性到运动自身的煽动性，都会给街头运动带来诸多的不确定因素，而这其中就有着政客家最忌讳的“趁虚而入的外部势力”出现。正是这个原因，街头运动一度成为了执政党所惧怕的东西。回到“占中”运动上，目标移位也是有目共睹----从普选的诉求到梁振英下台的要求，占中局势里也出现了诸多力量胶着的状态，这或多或少地触动了北京政治的敏感神经。
随着占中的发展，外界的目光也不自觉地从香港转向了北京。英国《每日电讯报》评论称，占中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威胁”。也许现在这种说辞还过于夸张，但面对中国社会层面上越来越膨胀的民主诉求，应对此类民主运动也是政府执政的头等大事。从现实意义出发，占中已经为北京提供了一个街头运动的鲜活样本。占中运动的主体、运动的实施变化、以及一整套社会反应，对今后中共在街头运动问题上的把控和引导都有着借鉴意义。如果执政党有心总结，棘手的、可怕的街头运动也会变得成可控的政治活动。
一言以蔽之，街头运动给政府带来最大的威胁，其实就是失控的风险，而失控来源就在以上所述街头运动的三大特点里。如果抓住这些特点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打开了街头运动可控的阀门。
在往常的政治逻辑中，应对失控的政治运动，最惯常的做法就是强力镇压，但这种往往激起了更多的社会同情，反而酿成了官民对抗的恶劣局面。因此，作为国家机器首先要学会与民“对话”，尤其是面对追求民主诉求的民众，要知道很多事（尤其是街头示威）背后往往是社会不公，甚至是经济上的口粮问题，而远非政治对立。如果政府一开始就拿出“警察”的姿态，很容易把民众逼到“反抗”的境地。不得不说，占中开启之际，港府87枚烟雾弹的“沟通”方式，让很多原本中立的香港市民走向了“占中”队伍。这也是，中共政府今后需要反思和规避的地方。
其次，制度化街头运动也是控制风险的一个保障。在多元化的信息社会，民主诉求已经越来越普遍。如果政府一味“装睡”，难免是在自欺欺人。与其让民众走向街头，引发不必要的交通、学校、经济市场等的瘫痪，不如给予这种街头运动一制度化的框架，把无序放到有序之中，尽力减少不确定因素的发生。
最后，也是老生常谈的舆论控制。诸多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逢重大政治事件发生之际，过度地封闭消息反而会酿成更大的社会关注度。尤其是对这种难以把控的街头运动，更需要在舆论操作上谨慎而行。其实，报道事态发展也是向运动参与者“对话”的一种，如果政府的舆论顾忌到了民众的心态，就会减低不必要的误会，让一些别有用心的无机可乘。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旺角街头爆发的首轮市民与“占中”人士的激烈冲突，大陆媒体也逐渐放开了对香港动态的报道。不同于《人民日报》义正言辞地为“占中”扣上“非法集会”政治高帽，牠们则更多是将视角转向了香港街头，从经济民生等细小之处，巧妙地烘托着香港的“反占中”氛围，这些细小的变化或许正在悄悄地改变香港的大方向。
当然，有效地控制街头运动是条漫漫长路，还需要政府更进一步地去摸索操作思路。不过，可以相信的是，只要舵手还在，乱局就不会持续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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