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表的问世，将使得移动设备不再是“裤兜中的隐私”，更容易曝光在大庭广众之下。
10月7日，苹果手表（Apple Watch）对外发布。苹果掌门库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希望作为智能手表后来者的苹果手表，能够重新定义“智能手表”这个品类，重演当年iPhone和iPad的辉煌。
苹果手表显然是一个迟到者，三星电子、索尼、Pebble等厂商，已经推出大批智能手表，甚至开始建设手表应用生态。
不过，苹果手表的“敌人”，不仅仅是这些先入市场的竞争对手，苹果还有一个更大的“敌人”，那就是人类有关手表的生活方式。早在智能手机问世之前，手机的流行，使得人们可以方便的看到时间，在年轻人中，佩戴手表已经成为罕见的习惯。
苹果手表能否让世人重新拾起佩戴腕表的习惯呢？
在腕表出现之前，人们使用怀表来看时间。第一个腕表问世时，人们认为它根本不会取代怀表。虽然腕表开始在1880年代开始量产，但是直到1927年，美国腕表的销售量，才开始超过怀表。
后来，欧洲设计风格的引入，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男子汉形象的推动下，腕表开始成为许多军官的必备品，佩戴腕表开始取代传统的从口袋中掏出袋表的习惯。
进入20世纪之后，佩戴腕表的习俗并未被所有人接受。在一些人看来，在社交场合去看手表上的时间，被认为是一种不礼貌的举动。
不过，人类生活的节奏在加快，时间被标准化，电台、电话以及后来的电视台，以全新的方式把人们连接起来。打卡考勤、到工厂上班成为新的生产生活方式。
人们需要一种更快捷的查看时间的方式，手表最佳的栖身地，就是人类的腕部。对这个检讨，刘少奇早就准备了。1964年的一句插话都让毛泽东大发脾气，最后作了检讨，现在这么大的“错误”哪有不检讨的道理。刘少奇很精心，很认真地作了准备，并很快把检查稿送交毛泽东审阅。9月14日，毛泽东在刘少奇的检查上作了批示：
少奇同志：
检查上写的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当一些，请酌定。
毛泽东
9月14日
刘少奇照批示做了。
10月23日上午，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
“我的检讨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讲50多天来的错误。在今年6月1日以后的50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是路线方向性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负，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第二部分，是说我这次犯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在历史上也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的错误，如 1946年在对东北战争的指导有错误，对林彪的指导是不够的；1949年在天津的讲话有右倾错误，1962年犯有右倾错误，1964年又犯形‘左’实右倾的错误等。第三部分，讲我犯错误的原因，一是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更深入、更广泛的新阶段，不理解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怕乱，怕反革命上台；二是错误估计形势，世界观没改造过来；第三，最根本的是没学好毛泽东思想……”
当然，他是专心地按照《炮打司令部》的口径讲的，虽然他不诿过、敢负责，但事实上他没弄清，也无法弄清自己犯了什么错误。
刘少奇的检查没能降低“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温度，也没能因此保护更多的人免受冲击。相反，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指责、批评、批判，连红墙围起的中南海也出现了刺眼的大字报……作为国家主席，他有责任制止这种作为，可他没有了能力，现实让他作出选择。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辞职。
刘少奇找到了周恩来总理。
“总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是我怎么也没料到的，我现在这个国家主席的位子已毫无用处，为了尽早结束运动，让广大的干部免受更大的冲击，让国家少受点损失，我要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
同样忧心忡忡的周恩来安慰地说：
“少奇呵，你不要太伤心，好多事情都很难办，这不行，不行啊。还有个全国人大代表大会问题。”
评论 (0)